我与传统文化

我与传统文化

我记得开始学书法是小学一年级的事情。同学拿着毛笔老皱眉，我却“甘之如饴”。还不懂得什么是好书法，在墙上写大幅药品广告的书匠吸引我看半天。看电影字幕、演员表的书法也让我羡慕不已。现在想起来当然可笑，实际上那的确是我对书法的兴趣萌芽。家里阁楼上藏了一些老扇面、书牍，老一辈只是当古董收藏，偷偷翻阅它们是我每天的功课，回想起，我还清楚记得各种书体，后来也成了我的范本。

我念英文中学，但大学就读于新成立的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书院保持了创校的中国人文精神。国文是大一、大二必修课，每天一小时，而且每星期要用毛笔写作文，即堂交卷。我上大学全靠自己挣钱。工读的工作，恰好需要我写大字海报，教二胡，编曲，指挥民乐。实在求之不得。

1958年买第一把二胡，至今快60年了。当时香港根本没有人教二胡，只能自学，“老师”是1959年出版的《二胡广播讲座》。当时，中国经济困难，纸张缺乏，褐黄色，满是纤维，现在作包装纸都不及格。这位“老师”，我现在还珍藏供奉着。凭着只有3个月学小提琴的基础，忍受着噪音，暑假有时候每天拉8小时，坚持一年，总算有点成绩。1959

年，我在朋友办的私人音乐会上演奏了两首广东音乐，《鸟投林》和《平湖秋月》。

1962年，我与几位乐友一起创办香港第一个业余学生民族乐队。教学生，抄谱，编谱，指挥，经常整个周末浸沉在民族音乐中，不亦乐乎。那时的乐谱，是我上海一位亲戚帮忙购买的，为了适应我们的程度，有时我要改编，简化。香港音乐节第一届有二胡独奏那年，我参加了，还拿了亚军。民乐队的二胡手，大半都是我教的。其中一位好学的，后来还拿了全香港音乐节二胡冠军，青出于蓝。乐队从7个人的小组，到7年后我离港赴美升学时，发展成70人的大乐团，每年演出，没有间断过。

我最喜欢的是刘天华和阿炳的作品，尤其阿炳的《二泉映月》，诉尽人生哀乐激情。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就哭了，他说此曲是要跪着听的。大学一年级，我在新亚书院的国乐晚会上第一次演出了《二泉映月》。

1969年，我到美国，踏上科技之路。学习工作之余，保证每星期挤出时间练习二胡，和一些国内来的朋友办了小乐队，也多次演出《二泉映月》。我一直梦想有一天拜访阿炳的故乡无锡。2002年，乐团成立40周年纪念的那年，终于圆梦，我回香港与乐友欢聚，并且到无锡拜谒了从未见过的老师阿炳。

科研需要系统性，属于左脑的理性思维活动。艺术的直

觉性属于右脑的感性创造活动。两方面并用，才好平衡智力的发展。有时候右脑的直觉与宏观性对科研更重要。这种直觉与宏观性不但省去好多弯路，也起了人格培养的平衡作用。多年来研习书法、拉二胡、打太极拳，这几种表面毫无相关的活动，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阴阳平衡对比，不就是艺术形式的基本吗？拉二胡的强弱高低，如太极的快慢屈伸起伏，二胡的运弓如书法的一波三折，太极拳掌步的虚实，呼吸吐纳，相当于结字布白。书法、二胡、太极拳，三艺同宗，自然和化，不就是《道德经》的要义吗？

我在美国多年科研生活与艺术和谐结合，兴趣广泛，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无比受用，其中的偶得与拾零，与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