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时间：2014-07-31 01:10:00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不仅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还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对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对《规定》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予以说明。

一、《规定》的起草背景和经过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但是其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仅有8个条文，且过于原则，缺乏足够的操作性。

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但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自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以来，各高级法院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办案，报核案件的质量总体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据统计，近三年来，每年因事实、证据问题不核准的案件，均超过全部不核准案件的30%，这其中还不包括大量在复核阶段补查、完善证据后予以核准的案件。

同时，一审报送二审的死刑案件，高级法院改判的比例一直较高，有的省持续达到30%，甚至40%以上。

这些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了死刑案件的复核质量和效率，也埋下了发生冤假错案的隐患。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

为了能从源头和基础工作上切实把好事实关、证据关，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对确保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明确证据审查和采信规则以及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体制改革事项，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共同研究。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特别是办理死刑案件的实际，针对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和非法证据排除尚有不尽规范、不尽严格、不尽统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证据规则项目组经广泛收集资料，赴湖南等地深入调研、认真论证，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多次研究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联合出台了本《规定》。

二、《规定》的基本考虑《规定》更多是从法院审判的角度出发，研究制定法官在审理死刑案件中审查核实证据和认定判断证据等行为的规范法则，并且主要是确定某一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资格（或可采性）。

因此，在起草时我们着重考虑以下几点：“两个借鉴”，即：一是借鉴国内外关于刑事证据的立法例，二是借鉴国内著名专家在刑事证据制度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地方法院起草的证据规则。

“三个立足于”，即：一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二是立足于现行法律，三是立足于审判实际。

当然，从刑事诉讼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来看，死刑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应当确立一体遵循的证据规则。

但是，制定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公、检、法三家目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未形成一致意见，时机尚不成熟。

正是由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我们在共同研讨中首先形成共识，同意对死刑案件执行更为严格的证据规格。

我们几家达成一致意见，已在下发通知时明确要求，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执行该规定。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规定》分为三个部分，共计41条。

第一部分为一般规定，共计5条。

该部分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及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等，特别强调了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最为严格的证据规格。

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

《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从而第一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证据裁判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基本要求：一是裁判的形成必须以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二是作为认定犯罪事实基础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资格，即证据不被法律禁止，并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三是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和要求。

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审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刑事诉讼进步和文明的表现，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此前，我国虽然没有像其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明文规定证据裁判原则，但刑事诉讼法同样体现了证据裁判的精神，如，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但是，从发生的冤错案件看，基本上都是证据、事实发生了错误。

有的案件，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并不具备证据资格，是非法取得的；有的案件，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这些证据认定了犯罪事实，从而作出被告人有罪判决，实际上完全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

必须承认，正是因为我们证据裁判的意识还不强，或者说，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以至于我们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完全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才导致冤错案件的最终发生。

因此，要强化证据裁判意识，在审判活动中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依据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对非法取得的证据要依法排除，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定标准和要求。

（二）要正确理解案件“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治的基本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不能以主观的臆测、推断、猜疑为基础。

在刑事审判中，必须认真落实这一原则，正确理解案件“事实”。

首先，认定事实只能依靠证据，即依据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由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发现、提供给法庭的证据。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人们认识案件事实的方法并非证据一种，除证据外，还存在过诸如神明裁判、决斗裁判等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固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案件事实，但往往不够准确、全面。

现代的证据制度是以证据事实求证案件的客观事实的，因为证据的实质内容是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遗留下来的，这种事实一经发生，即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人类正是根据证据这一已知的事实，推导出案件事实这一未知的事实，获得了极大的可靠性。

因此，与其他任何方法相比，利用证据来认识和确定案件事实是最可靠的，也是最坚实、最有说服力的。

当然，证据并不等同于客观事实。

必须认识到，证据裁判原则并非一种尽善尽美的方法，它在重构案件事实方面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主要根源于证据相对于案件事实的不完整性。

证据作为案件发生之后遗留下来的一些蛛丝马迹，就像一个花瓶打破后的有限的碎片，正如你无法找到所有的碎片，从而重新拼起一个完整的花瓶一样，凭借这些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或多或少的差异总是不可避免。

[1]其次，发现和判断案件事实要严格遵照法律程序，不能脱离刑事诉讼程序去认定事实，要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来认定有证据支持的案件事实，即法律事实。

从理想状态而言，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事实即事实真相。

然而，受认识能力、认识手段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司法裁判绝对地以客观真实的事实作为根据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法院裁判依据的事实即“法律事实”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是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所确定的，就本质而言，它是客观事实的模拟。

要贯彻和落实“以事实为根据”这一原则，就要使根据证据获得的事实尽可能接近或者说迫近于客观事实，尽可能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相一致。

《规定》所确立的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是一致的。

（三）要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是没有证明被告人犯罪成立的责任可言的，其职责就在于裁断控诉方是否已完成其证明责任作出裁决。

虽然对于被告人来说判决的最终结果只有有罪和无罪两种，但是法官在对根据证据所获得的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时，实际上是存有三种状态：有罪、无罪、真伪不明（存有合理怀疑），如果法官能确信“有罪”或者“无罪”，当然即可裁判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问题在于当出现控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出现真伪不明时，此时法官应该怎么办，法官所要做的，就是根据证明责任分配原理，作出不依控诉方所主张的被告人犯罪成立的裁断（即无罪判决）。

疑罪从无原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无罪推定作为联合国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之一，具有以下内容：（1）被告人在未经正当的司法程序被证明有罪之前，有权被假定为无罪；（2）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3）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应当作出无罪处理。

第（3）项内容便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表现。

疑罪案件的从无处理，固然是从刑罚的人道性价值角度出发，但同时亦体现了刑事司法的理性和科学。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各国处理疑案所普遍采用的文明司法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体现。

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就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确立了程序法定原则。

《规定》第3条规定，“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从而确立了程序法定原则。

如同实体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一样，程序法定原则既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刑事法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基础。

一方面，程序法定原则要求公安司法人员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以避免其在执法中剥夺或者限制法律预先设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参与人的权利；另一方面，程序法定原则既可以保证每个公民受到同等待遇，防止由于公安司法人员任意创制程序规则给当事人等带来不公正，也可以保障诉讼参与人更好地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和要求。

一方面，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是实现证据法实体公正的前提。

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更容易保证证据的真实可靠性。

比如，《规定》第9条对于未遵循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不能证明物证、书证的来源的，实行绝对排除，对于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瑕疵的实行裁量排除，就是为了保证实物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以便于实现实体公正。

另一方面，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是程序独立价值的体现。

程序法在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同时，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诸如尊重人权，体现民主和法治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