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曾国藩书信探究韦志俊投靠湘军原因及其逐渐在湘军中立足的历程

由曾国藩书信探究韦志俊投靠湘军原因及其逐渐在湘军中

立足的历程

浙江师范大学

课程论文

题目由曾国藩书信探究韦志俊投靠湘军原因及其逐

渐在湘军中立足的历程

学院人文学院专业历史学

班级编号历本101班 10020153

作者姓名曾瑜

任课老师陈可畏

成绩 ,,,,,,,,,,,,

二 0 一一年12月2日

由曾国藩书信探究韦志俊投靠湘军原因及其逐渐立足的历程

曾瑜 10020153

摘要:

韦志俊当时担任太平天国左军主将，所部驻守的池州地小而贫，部下大多食无着落，加上东面有芜湖之敌，西有驻建德的杨辅清部，北有安庆的陈玉成部队。这些部队和韦志俊皆有血仇，目前韦志俊势极穷蹙，况且又害怕湘军水师东下之威，因此投诚以求得一线生路。韦志俊部在曾国藩心中的地位之低:连新募之勇都不如。韦志俊顶住各反面压力，终于打下了一个胜仗以证明当年两次攻克武昌的韦军实力。攻克枞阳后，曾国藩对韦志俊的看法也由疑变成了信。至此，韦志俊在湘军中总算是站住了脚跟，得到了整个湘军的肯定

一九一四年金田乡人民在《重修蚂蝗石桥碑》上记曰:金田韦某降清归里，颇以金钱施舟梁悦人，购运径尺余柳杉，将易梁，里人拒弗受。[1] 这记录着韦志俊在天津失陷后一年，回金田一行时，为了讨好乡里要出钱修建蚂蝗桥、蔡江义渡。而在金田人民的眼中，已经永久的把韦氏钉在了变节的耻辱柱上，拒绝他修建的事。

韦志俊当时担任太平天国左军主将，率部驻守池州。因其兄被杀等原因，与洪秀全、陈玉成、杨辅清和杨宜清都结下了血仇。韦志俊派人向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等人提出投诚时，湘军统帅曾国藩对其可谓是极不信任。曾在回复胡林翼的信中历数其罪:“韦逆于五、六年间据守武昌，极为凶悍;七年窜扰抚州、吉安等处，亦甚可恶。”之所以曾国藩对于韦志俊如此厌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曾国藩手下大将“罗泽南”在攻打武昌时毙命于韦的手中。[2]罗泽南与曾国藩一道创办湘军，自衡阳练勇时便是曾的左膀右臂。

此刻昔日劲敌来降，如何不引起曾国藩的猜忌。曾国藩给出不信任的理由也很充分。他在信中指出:韦昌辉被洪、石杀害时，是在咸丰六年九月，而如今已是咸丰九年十月，为何到如今韦才请求投诚报仇,曾国藩在信中揭示了韦志俊复仇外衣下的真正原因:韦志俊所部驻守的池州地小而贫，部下大多食无着落，加上东面有芜湖之敌，西有驻建德的杨辅清部，北有安庆的陈玉成部队。这些部队和韦志俊皆有血仇，目前韦志俊势极穷蹙，况且又害怕湘军水师东下之威，因此投诚以求得一线生路。[3]

曾国藩提议若韦志俊是真心投诚，命他先进攻建德或者芜湖、太平。只要他克复一个地方，那么湘军在皖南战场便能省下很多兵力，向皖北进军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在《复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为了控制降军，还提出对韦志俊的四条措施:第一是要问清楚他麾下部队实际数量，第二是要问清楚他投诚后到何处领取粮草。

并认为对待韦志俊不可像对待李世忠、张漋那样，拥众数万，占据一方，导致后患很大，问清楚他打算仍然盘踞池州派索百姓还是向杨岳斌部请领粮米。第三是要命令韦志俊的部队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立一次功，不要约同湘军水师一同前往。第四是要索取韦志俊的亲人为质。[4]

同时，曾国藩对韦志俊可谓是防范严密，他还指示杨岳斌，认为韦志俊的军队虽是陆军，不能攻击湘军水师，但仍要暗中防备。

韦志俊在曾国藩如此严防之下，可以说是左右为难。他接到攻打一地立功以表诚心的命令后于二十三日派部将刘官芳、黄文金、赖文鸿、古隆贤四将带队去袭芜湖，不料二十五日，行至半路的刘官芳等部倒戈，率部反攻池州。到十一月，刘官芳等人会同杨辅清等部打败池州城内的韦志俊部，夺回池州城。韦志俊率残部逃出池州。

此时，曾国藩对韦志俊的怀疑更为尖锐。他在《复杨岳斌彭玉麟》的信中说道:韦志俊投诚本来就难以相信，而今他派刘官芳等将攻芜湖，中途生变，情节颇为支离。至于献池州、送家属为质之说，也是自食前言，并指出“今该逆不能践前言，则我宜严绝之”[5]

此时的韦志俊已是进退两难，与太平军各部已由暗斗演变为战争，而投诚又不被信任。但曾国藩也曾提出如果韦志俊是只身归命，或仅带数百人如张殿臣之列，还是可以接受其投降的.[6]面对这种形式，韦志俊最后还是率余部投靠了湘军。

投靠湘军后，不难想象，在得不到信任的境地下处事之难，韦志俊投诚之心也算是坚定------不久后，曾国藩便认为韦志俊投诚“并无两端之见”[7]但曾国藩还是对韦志俊所部很不放心，不放心的是:韦部降者一万八千人，马匹千余，器械精，洋枪多，聚而不散，“终恐为李兆寿之续”。[8]同时，另一个令曾国藩头痛不已的是数目这么大的新增部队的粮饷供应问题。当时由湘军负责韦部的粮饷，“人一斤四两，开春以后，即无以赡之”[9]

之所以收纳韦志俊部，曾国藩也有其自己的考虑:先前韦志俊部踞池州，势力甚大，现被建德杨辅清吞并，弃城来降，“穷蹙之至，非不可纳”。“能散其党羽，无令拥众为佳”[10]

韦志俊投诚之后，曾国藩一直希望能将其减至二、三千人，“或尚无后患”。现在曾国藩也认识到:“责之立功，则疲癃之余，未必有效。”[11]“韦逆败残之余，不能有为”。[12]此时，曾国藩对韦部未加利用，认为韦志俊乃乌合之众，尚不足用。

当广德、吉安失手，浙江告急时，彭玉麟奏请曾国藩派兵援浙。并提到韦志俊部可一并带来援浙。曾国藩回复说韦志俊部下向无纪律，难免扰民，断非三令五申所能改，恐怕坏了在浙作战的楚军名声，甚至是彭玉麟和萧辅臣的名声，决以不带为妥。并认为萧辅臣如果以唐义渠刚刚撤掉的常宁勇为基础，马上招募四五个营，可为上等劲旅，“胜于韦部万倍”。[13]“胜于韦部万倍”道出了韦志俊部在曾国藩心中的地位之低:连新募之勇都不如。

更让韦志俊难堪的是:“韦军送人，到处皆不愿受，若咨江西，恐亦必辞谢。”作为一支军队，各处都不要，足见韦志俊地位之卑微。当胡林翼建议调萧辅臣属下的裁军后的韦志俊部六千人就食江西时，因江西兵多粮绌，曾国藩回复说:“妨置此议，俾敝处再吃一、二月饱饭为妙”。[14]如此，韦志俊部与乞食之丐地位有何区别,

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韦志俊部队攻破殷家汇南岸。韦志俊顶住各反面压力，终于打下了一个胜仗以证明当年两次攻克武昌的韦军实力。令曾国藩着实的“良用欢欣” [15]了一番。当调韦志俊部攻打枞阳时，曾国藩起初认为韦志俊部队很难攻克。他在攻打前就致信彭玉麟，提出“韦志俊既不能攻克枞阳，则宜速令渡回南岸，若不回，恐北岸无立足之地，或吃大亏也。”开战前便认为此役难胜，韦志俊也深知这一役的关键性，这是韦军担任主攻的关键性战役。他率本部人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