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乡下人_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

沈从文立足于“乡下人”的立场，批判现代文 明，赞美原始淳朴的乡土生命，对“过去”和“常性” 生命的倡导，容易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 着力想回到过去那个社会中去， 与社会破 “旧”立 “新”，变化向前的时代精神不一致。 但我们也应肯 定的是，他用前瞻性的“历史”眼光冷静地看待“现 代性 ”，并 且 找 到 了 “现 代 性 ”潜 在 的 另 一 面— ——对 人性、生命的“异化”。 这种反“异化”的头脑正体现 了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正如孔范今在关于价值 重建与历史观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视 野中的历史观应该有别于政治家乃至史学家的历 史观……文学在人的生命乃至历史的健全发展上 实则另有担承，为其尤为关注的应是人性生存的现
最后要提到的一篇文章是《水云》。 在其中，沈 从文将“乡下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叙述得非常深刻。 “乡下人”定位已经不再局促于文学层面，更侧重其 在思想上的特殊表现。 沈从文六次以 “乡下人”自 称，这一时期的“乡下人”定位，明显具有思想上的 边缘性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孤独性特征：“我是个乡 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 普通社会权量不合。 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 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 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 西。 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 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 这种思想算是什 么？ ……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 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 ”[3]沈 从文创作的都市题材的小说不能定义为纯粹意义 的都市小说，因为他并没有从都市的立场、眼光出 发来体验都市，而是作为其湘西小说并立而在的一 个参照系统，重点是为了突出和彰显他的乡土文化 理想。 因此，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乡下人”的边缘性 也就明确地体现出来了。
“ 乡 土 ” 与 “ 都 市 ”、 “ 传 统 ” 与 “ 现 代 ”、 “ 西 方 话 语”与“本土语言 ”构 成 了 20 世 纪 的 中 国 文 学 中 始 终存在着的一组悖反的两难命题。 一方面，社会的 前进发展需要现代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充裕，另一 方面，人的精神更需要人性和自然的庇护。 在不同 的时期和场合， 人的价值判断和立场是不同的，常 常是一个矛盾掩盖另一个矛盾。 我们经常会发问： 在 乡 土 与 都 市 之 间 ，哪 里 才 是 我 们 的 “生 命 之 根 ”？ 在西方现代话语与本土传统语言之间哪里是我们 的文化之根？
2011 年第 1 期 第 13 卷（总第 65 期）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No. 1， 2011 General No. 65, Vol.13
“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实状态，在历史中所起的也应是对那些哪怕是历史 中 心 性 进 步 行 为 的 撑 拒 与 张 力 的 作 用 。 ”[4]沈 从 文 在 面对“现代文明”、“现代性”这一些社会历史事物时 恰恰是一种“对视”的姿态，把政治家、历史家认定 是有“历史中心性进步”的“现代科技”、“物质文明” 中的弊端毫不掩饰地指出，为此对“现代性”提出质 疑。 这“并不是取其反”，而是对“正”（“历史中心性 进步”）的一种更“现代”、更“历史”的思考。
[收稿日期] 2010-12-16 [基金项目]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SKQN200921） [作者简介] 吴翔宇（1980-），男，湖南平江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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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第 13 卷
从文 进 一 步 提 出 了 “乡 下 人 ”的 理 想 生 命 形 态— —— 造“希腊神庙”，供奉“人性”。 在这里，“希腊神庙” 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蕴的“能指”，其“所指”是生命 自然舒展不受压抑束缚的古代希腊。而这种文学理 想的确定也成为沈从文小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 标志。
一、“乡下人”的定位与思维取向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像启蒙主义者的作品在 写乡土时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平等 想象的方式体验乡土生活的细微委曲之处。在沈从 文的意识中，“湘西”、“乡土” 是他始终挥之不去的 文化记忆，他的“乡下人”意识也来源于此。同时，他 始终将“乡下人”和“都市人”作为两个可以相互参 照的对象来阐释自己的文学理想，来建构自己的思 维体系。 我们可以通过三篇文章来认识沈从文的“乡下 人”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其内涵是什么？这体现了他 怎样的价值取向？ 沈 从 文 第 一 次 使 用 “乡 下 人 ”一 词 ，源 于 1934 年 12 月发表的《萧乾小说集题记》一文。 他说：“在 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 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 伦理的愉
1936 年 1 月发表的《习作选集代序》，以“乡下 人”对“你们”、“先生”的谈话为叙事方式，呈现出了 两类人不同的创作标准、思维形态、道德评判：“有 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 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 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 我实在是 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 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 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他保 守 ，顽 固 ，爱 土 地 ，也 不 缺 少 机 警 却 不 甚 诡 诈 … … ”[2] 与《题记》相比较，《代序》中的“乡下人”不仅体现在 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主体的思想方法上。 “乡下人” 思想的获致除了来自“湘西”这一地域空间的影响， 还来自于其特殊民族思想文化的淘洗。 基于此，沈
同 时 ，沈 从 文 作 为 都 市 的 “ 乡 土 过 客 ”， 自 身 的 文化素质与修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都市现 代物的不了解、 现代生存习惯与规则的陌生……） 使他在大都市中有强烈的自卑心理，不是社会将他 推到“边缘”的位置，而是自身文化心理将自己送到 了一个远离“中心”的位置。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本 土之子，他对乡土的爱是沉浸于身心的一种近乎宗 教的感情。 在现代都市、现代文明新的刺激物的重 压下，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落差感和自卑感。 自己像 处于都市的“边缘”。这种“边缘”的尴尬境地使沈从 文对自己的乡土、生命、人事有了更体己的眷恋。他 痛苦地感受着湘西社会与“现代文明”所发生的历 史“错位”。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去凸现和放大潜 意识中“文化边缘”的心理图示。对此，有论者认为： “正 是 这 一 脉 边 缘 的 ‘异 质 文 化 ’， 成 就 了 沈 从 文 的 独特。 ”“在世界性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 以言说的沉沦与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 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 ”[7]沈从文创 作的“边缘心理”与“文化边缘”使他脱离了 30 年代 主流文学的话语体系，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 创作道路。
[摘 要] “乡下人”意识是研究沈从文湘西小说不可忽略的重要角度。 “乡下人”思维浸润于沈从文
乡土生命理想书写的全过程，它表征着沈从文对文学创作及思想边缘身份的确认，昭示的是沈从文与五
四以降的“现代性”思想的不同路径。 在“城”、“乡”互文性的参照网络中，沈从文的乡土理想被显在地放
大和彰显。
[关键词] “乡下人”意识；边缘身份；城乡互鉴
第1期
吴翔宇：“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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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领域（都市“中心地域”）时，异质文化的排斥性使沈 从 文 出 现 种 种 “文 化 过 敏 ”，“ 地 域 边 缘 ” 潜 移 到 “ 文 化边缘”。 1923 年，刚从湘西到达北京的沈从文，无 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但这一时期的文本中并 没出现明确的“乡下人”自称。 开始以“乡下人”自 称，是始于沈从文 1928 年转入上海后。身处十里洋 场，“乡下人”定位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在城乡生存经 验的对立中得以确立的。 由此，乡村题材的小说获 得 了 现 代 都 市 的 参 照 ，而 使 自 己 的 乡 土 — — — 湘 西 获 得了新的意义与价值，湘西宁静自然的生命和美好 的诗化记忆被激活和唤醒。湘西这片边地也成了沈 从文割舍不断的“桃花源”。作家流连忘返地游弋其 中，欣赏着田园美景，醉心于和谐自然的人事之中。 湘西世界构成了作家批判都市道德文化的基础和 资源。湘西构建的“生命乐园”成为一种“乌托邦”的 力量来平衡和疏导自己在都市所受到的文化冲击 和焦虑。 他不是闭起眼睛把“湘西桃园”当作避难 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护起来，他还希冀湘西这片 “桃园圣地”里健康、和谐、淳朴、自然的生命形态能 为治愈都市病态生命提供良方。
二、“边缘”身份的心理图示 “边缘”是相对“中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各自 有一套自足的话语系统。这两套话语形成的张力在 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彼此所处的“位置心理”。沈从文 的“边缘身份”是由“地域边缘”与“文化边缘”两方 面相加潜移完成的。“边缘身份”在与“中心身份”的 对照和关系中不断地强化着他的“边缘记忆”和“边 缘心态”。 在《多义的记忆》中，德里达将个人的主体记忆 看作“对现在之所谓 先 前 在 场 的 引 证 ”[2]，这 道 出 了 记忆的核心意义，其中的“引”和“证”可视为对习得 知识和经验的重复和沉潜。“湘西”作为一个独特的 空间生态，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律、风俗人情、思维习 惯，这些都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 这种记 忆具有社会性，是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样式，并直接 表现为社会心态；还具有继承性和朴素性：一方面 蕴涵悠久的时间积淀，是当地人世代的生存方式的 淤积， 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近乎日常的朴素社会意 识，在当地人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中反映这种 意识。沈从文出生在湖南边地湘西凤凰县，地处湘、 川、黔三省交界，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地， 地势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用沈从文的话来说，该地 是 “被地图遗忘的角落”。 湖南自古从属 “荆蛮之 地”，这是相对于北方汉儒文化、中原文化主流系统 而言的。 古书早有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 为荆蛮，置矛决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予盟。 ” （《国语·晋语 》）周 天 子 认 为 楚 是 荆 蛮 ，连 参 加 盟 会 的资格也没有。 楚人也认同这种言说，楚武王就说 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5]。 正因为远离 中心地域，“乡下人”的意识中也自然打上了一种心 理空间的边缘印记：“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 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极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 长沙、湘潭，以至沅水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 ‘乡巴佬’。 加深轻视，即叫‘苗子’（直到现在，还不 易改变）， 表示轻贱， 以为不讲礼貌， 不懂道理意 思 。 ”[6]地 域 的 边 缘 以 及 少 数 民 族 的 身 份 都 是 沈 从 文 文学创作中难以忽略的文化基因，这些都沉积于作 者的内心，成为其建构自己文学理想的思维定式和 心理动因。 作家所处的地域的“边缘”影响了他的创作，当 这个“乡下人”以“边缘地域”的身份步入异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