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古顿巴”到“傻子”——论阿来对民间人物的重塑

第3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1月 Vol.36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4

────────── 收稿日期：2014-04-30 作者简介：满黎（1990-），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55-

从“阿古顿巴”到“傻子”

—— 论阿来对民间人物的重塑

满 黎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阿古顿巴从民间传说走进文本，其身份经历了从贫困农奴到富裕贵族再到民间流浪汉的建构和重塑，而在《尘》中，阿古顿巴被赋予汉藏双重血统演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傻子”。从作者对这一民间人物的身份与血统的重塑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文化思考和主体意识。

关键词：阿古顿巴；傻子；重塑；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4)06-0055-04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6.014

From Agudunba to the “Fool”: on Alai’s Reshaping of Folk Figure

MAN L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gudunba enters text from folklore, and his identity reshaped from a poor serf to a rich noble and to a tramp in the end. While in Dust Settled Down, Agudunba became the “fool ” who has Sino-Tibetan descent double. From the reshaping of the identity and ancestry of the character, we can clearly see the author’s cultural thinking and mai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Agudunba; the fool; reshaping; main consciousness

“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关系的确认。它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就是说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1]阿来曾这样描述自我的身份特征:“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2]由于受自身这种汉藏交融的文化生存环境的影响，阿来笔下的主要形象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特征，从民间人物到阿古顿巴到“傻子”形象的重塑正体现了作者汉藏交融心态下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意识又灼照出作者的民族身份认同态度。

一、主体形象身份与血统的重塑

阿来在80年代的一个短篇《阿古顿巴》中首先对藏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阿古顿巴进行了重塑，在《尘埃落定》

中完成了对他的再次重塑。在重塑中，作家主体意识介入作品，使作品主体形象有了为作家代言的可能性。通过主体形象的呈现，阿来成功实现了对民间生态的书写，呈现出汉藏交融的文化形态。

（一）从民间到文学——阿古顿巴形象的首次重塑 阿古顿巴原本是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机智英雄人物，其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阿古’是叔叔的意思，‘顿巴’即导师之意。“阿古顿巴是个富有智慧、正直幽默、乐于助人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爱和恨，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理想和愿望。”[3]在藏族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是以藏族普通劳动人民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贫苦人民的代表，更是藏族劳动人民精心塑造的一个农奴形象，是藏族民间贫苦农民形象的一个化身。其形象是藏族人民在自己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塑造和不断丰富的，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传说在口口相授中为阿古顿巴添加出各种身份，如佣人、奴隶、佛教徒、商人等。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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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的身份并不固定，往往会因其挑战的对立面的变化而变化。与国王斗智斗勇时，他是地位低下的佣人，与领主对立时，他成了饱受压迫的农奴，但无论其身份如何变化，都没有改变他维护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斗争这一民间英雄形象的根基。

阿来掺杂着主观情感的关怀，在其短篇《阿古顿巴》中首次对阿古顿巴这一形象进行了重塑，把他由一个藏族民间的大众代表，塑造成了一个积极为民众服务的富裕领主家的少爷。在谈到短篇《阿古顿巴》的创作时，阿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藏语方言中，有无数的老百姓不断地添加着，丰富着这个人物的故事。使之成为了一个代表了大多数人心愿与理想的人物，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与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群体相对抗的平民英雄。更有意思的是，在所有的故事中，都没有关于阿古顿巴形象的正面描写。这一切促使我开始想像他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经历，更主要的是，他因为什么获得了那种觉悟。于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写出了那个短篇小说。”[4]作者对民间传说的审视与思考使得阿古顿巴有了从民间走进文本的可能性。

在《阿古顿巴》中，作者阿来在重塑主体形象阿古顿巴时，对其身份做了两次转变。第一次，阿古顿巴在阿来笔下由民间传说里农奴社会中的普通英雄变成了富裕领主家的少爷。第二次转变，作者让阿古顿巴少爷从富裕的家里出走，最终转变成了身无一物的流浪汉。从“少爷”到“流浪汉”形象的转变设置无疑还原了阿古顿巴的民间身份，而流浪的生活经历与流浪过程又还原了他与民众相处的事实，并且从流浪的生活中历练出他与众不同的智慧，从而重新赋予了他代表民众、为人民说话的可能性。这一转变更体现出阿来对其民间性身份的回归，还原了他最初在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形象意义。阿来说：“在我的想像中，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他背弃了握有巨大世俗权力与话语权力贵族阶级，背弃了巨大财富，走向了贫困的民间，失语的民间，走到了自感卑贱的黑头藏民中间，用质朴的方式思想，用民间的智慧反抗。”[4]正是出于这种主观设想，阿来才在其短篇《阿古顿巴》中设置了主体形象身份转换这一表达方式，让他由民间走进贵族，再从贵族出走重返民间。

（二）从阿古顿巴到“傻子”的血统重塑

阿来的短篇小说集《阿坝阿来》里，最早发表的一篇是《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藏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个智者，像阿凡提。我是第一个通过写书为他画像的，但我喜欢的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阿古顿巴这个形象再一步变异，就成为《尘埃落定》的主角——土司的傻儿子。”[5]在《尘埃落定》中，阿来保留了主体形象在《阿古顿巴》中的贵族少爷身份，但是对其血统进行了由纯藏族血统到汉藏混血的转换，这一新添的具有作者主体身份介入的转换是非常有意思的。与阿古顿巴这一民间机智人物不同，傻子身上更多地投射了阿来作为一名藏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呈现出作者带有反思意味的民族身份思考。阿来曾经说过，“我的作品不能让人了解西藏，只能了解阿来。”[6]如此一来，阿来作品中呈现出的自我意识、自我书写与自我身份的主体态度便不容置疑了。

《尘埃落定》中，“傻子”是麦其土司与第二个女人（汉族）所生的儿子，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半藏半汉血统的藏族上层人物。他继承了短篇《阿古顿巴》中阿古顿巴的贵族少爷身份，沿袭了代表颇具封建色彩的家族世袭承传。如果把阿古顿巴与傻子两个形象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人物最终结局的设置都掺杂了作者自身对于藏族封建制度的态度。阿古顿巴作为领主的儿子，傻子作为土司之子，两人的贵族少爷的身份本身就是压迫与权力的一种象征，但是阿古顿巴最终离家出走，这就构成了对其贵族身份的背离，傻子的非常态表现也注定得不到常态人群的认同。同样是父亲认为可行的封建身份的继承人，阿古顿巴因为性格孤僻而不得不逃离，而“傻子”少爷也因为傻气而与承传失之交臂，他的死亡更预示了封建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领主与土司一样，都代表了封建压迫，代表了上层社会对下层人民的禁锢。而继承人的出走与失语无疑是对其封建身份与权力的背离，这一结局的设置，体现了作者主观上的对藏族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解构态度。

总之，《尘埃落定》的写作中倾注了作者主观方面对于现代社会演进的深重忧虑。阿来曾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社会总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猥琐而浑浊”[7]。阿来的小说不仅有对他所见证的社会制度过渡转型呈现出的问题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社会中自我生存状态的忧虑。

二、主体形象重塑的原因

故事的重写与人物的重塑是阿来创作的一大特点。阿来曾经提到过，《尘埃落定》的故事最早出现在短篇小说《老房子》里，在以后的创作中这个意象一会儿离开一会儿又回来，故事间不仅有渊源还有承接。因而，对故事的重写与复现无疑是作家进行主体形象重塑的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项目，《格萨尔王》的问世无疑是阿来“重述神话”的一大成果，而阿古顿巴进入文学被再造也无疑受到了“重述神话”热潮的牵引。

（一）血统的重塑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内隐

“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