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与水浒之义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二者之“义”

摘要：追本溯源，从“义”的原始概念着手，以此为基础分析《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其中对“义”内涵的诠释及其演变深化。探讨“义”在政治集团内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与“忠”、“仁”思想的结合，对比两部小说在“义”这一概念的共同点。另外，对于其中的个人之“义”和集体之“义”作研究，辨析《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此层面的着重点，区别其中的“义”。

《释名》曰：“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各所宜。”那么何而为宜？《说文》曰：“宜，所安也。”如此阐释，我们需要揣测其中要领。即是“所安”，可以诠释为“使事物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或者“使人心得到良性的安慰”。《大学》里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又如《论语》云：“君子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任侠好义”、“侠肝义胆”也是为人所熟知的仗义行径。即“义”已经成为了明主、君子、侠客所执着恪守的价值取向，有“义”与否，是划定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强盗的重要标志。而作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小说的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剖析奸臣当道、乱世凶年的形势中，也打出了“义”这面旗帜，不仅刻画一批大义凛然的英雄豪杰，也塑造出为“正义”而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政治群体。尽管两部小说皆涉及到本质的“义”，但由于其中所呈现的史实环境与创作环境等诸因素的不同,二者在具体“义”的阐释上又有分歧。本文就其异同点作逐一剖析。

一

两部小说皆是以塑造英雄形象和描绘战争场面为主体，以集体主义为主要行动原则，“义”在其个人行为以及政治集团所体现的内涵和作用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义”由个人到群体，由群体到整团逐步地深化，超越了简单地处理人际关系的约束或者是道德要求，而演变为与群体、政治集团密切关联的涵义，甚至作为其政治纲领和行动的基本准则。

《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阵营最初是由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为“义”的基础逐步扩散、辐射的，因为他们彼此都有着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满腔抱负，所以得以共举大事。而后沿路收兵，不断壮大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最终才衍变成以刘备诸葛、五虎将为核心的实力雄厚而且凝聚力强的中央领导和作战集体。尽管在桃园结义之后未曾在施行具体的结义行为，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誓同生死，“义”的概念始终统领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水浒传》则是在“义”的旗帜下，从各地独行好汉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到后来聚义梁山泊，此是整体的脉络。其中更为具体的是“七星聚义”、“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等等，基本是“义”在引导着。

（二）从“义”的牵制作用着手。在统一思想观念“义”的指引下，能够确定集体的奋斗目标，因此有助于维持集团内部的稳固与平衡。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义”的束缚，认为“义气当先”，从而不顾后果、丧失理智，最终导致损兵折将。

首先，“义”成为维护团结的重要因素。在“义”的基础上,会产生了统一的、自觉的道德约束机制,规范着个体行为,求得行为的统一性、目的的一致性。作为领袖人物的刘备、宋江非常懂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重要性。在搞好集团内部团结上,再没有比一个“义”字具有更强的粘合力了,所以他们始终将“义”挂在嘴边。比方《三国演义》第二回，张角杀败董卓，幸遇刘备、关羽、张飞救了董卓。而董卓从刘备口中知现无居职，皆“白身”，很轻视刘备，张飞气不打一处来，便欲杀之。刘备、关羽急以“朝廷命官，岂可擅杀”制止。张飞却曰：“若不杀这厮，反要在他部下听令，其实不甘！二兄要便住在此，我自投别处去也！”刘备这时把“结义”搬上台板，曰：“我三人义同生死，岂可相离？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刘备懂得贯彻“义”的思想纲领，并且以身作则，才能使得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

为其舍生忘死。且看关羽千里走单骑,毫不为曹操的金帛名马、国色美女所动；赵云于乱军中浴血奋战,单骑救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诸葛亮为刘氏天下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星落五丈原诸事即可得证。《水浒传》里宋江则以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及时雨”的“义”气，不断引导众弟兄行正道，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蜕变。本来一百单八名好汉就是成分复杂、地位不同，其中有很多人做过强盗，干过许多不义之事，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但自从聚集梁山义旗之下后，纷纷脱胎变成仁义的英雄，不仅保境安民，甚至除恶惩奸，“义”成为了集团内部个人之间自律、他律的准则。

其次，“义”也是引发冲动的祸源。对于深受“义”灌输的好汉，一般都是嫉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这类好汉固然是能够见义勇为，但是往往也会被“义”冲昏头脑，从而不计后果、考虑不周便冒然去践行和维护所谓的“义”，到头来却害了自己。《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雪弟恨先主兴兵”里提到，由于关羽败走麦城后被东吴所杀，而刘备出于手足之“义”以及顾及桃园结义所立誓言，决定兴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雪恨。殊不知刘备这是因为一己私情而弃国家安危与不顾，赵云以及诸位大臣苦谏未果，最终招致夷陵之战的败绩，刘备不久也在白帝城撒手人寰。张飞的死也是“义”在作祟，在他闻知关羽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而《水浒传》里也有类似情况。第五十九回，鲁智深到少华山探望史进，没想到史进被贺太守拿在牢里。鲁智深得知兄弟遭遇大怒，即刻要杀到州里，结果贺太守，救出史进。武松劝以天色以晚，才把他拽到山上。要救史进，非大队人马不可，因此武松主张回梁山报与宋江，再行定夺。可鲁智深却一人独闯华州城，最终反被贺太守擒住。尽管作者如此安排是为显出他的义气以及与史进的交

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他的冒进。由此可知，当“义”被无限地放大是很危险的。本来“义”作为道德规范的要求是为人所驾驭的，使其对自己的行为限定准则而不去违背超越它，而一旦将其置于高于生命甚至国家命运，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孔孟常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是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总是最好的，特别是担负着国家命运的时候，是切记这类极端化思想观念的。正如刘备因为“义”所衍生的冲动而兴兵攻吴，才会在夷陵之战中全军覆没，从而导致蜀国的力量大打折扣。

（三）义与忠、仁等结合,构成忠义、仁义的道德、政治范畴。忠义是自下而上，对于领袖、帝王甚至国家的效命与维护，而仁义是自上而下，帝王、领袖为了笼络下层民众而施行的仁爱政策。

两部小说均以“义”为道德内核,以忠、仁为政治瞻首,求得目标的一致性,并左右着集团的发展道路、斗争理想和政治归宿。在两部小说里，“忠义”和“仁义”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种性质不仅表现在许多英雄人物身上，也体现在军事政治集团的战斗目标中。首先是《三国演义》，在东汉末年，朝政败坏、盗贼蜂起，整个国家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当董卓为应何进之召进入朝廷，却废少帝立献帝，把持国家大权，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于是作为世受皇恩、赤胆忠心的曹操挺身而出，以献刀为名图谋刺杀董卓，为国家除去大害，不料却刺杀失败。但曹操没有就此罢手，为了拯救国家，他又发矫诏召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此等“忠义”之心不言而喻。再看蜀汉政权，作为领袖的刘备行仁政、标义举、仁治天下、义统三军,以仁义达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完美结合,从而使得手下人为他赴汤蹈火、舍生忘死。这也就是统治者行“仁义”和部下人民效“忠义”的完美融合。而在《水浒传》里，尽管朝廷是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