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交往理论

这一理性观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受到了批判和改造，霍克海默(Horkhaimer, M)、阿多诺等学者认为，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被韦伯限定在目的——手段的范围内，这种理性不是启蒙精神所追寻的，它是一种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对自然界起技术控制的作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退化为极权主义的理性，发展成维护现存秩序、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这个彻底启蒙了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霍克海默，1997：43)因此应该寻找另外一种可以将人从外部压抑和强制中解放出来的“理性”。
哈贝马斯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有影响、至今仍活跃在西方思想界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1956年，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为所长阿多诺(Adorno, T)的助手，后在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等校任教。60年代末期，他对传统思想开始进行反思，逐步提出和建立了具有他个人特色的理论体系。与老法兰克福学派相区别，哈贝马斯把激进主义引向了改良。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理论和实证主义、同哲学释义学结合起来，吸取了奥斯丁(Austin, J)的分析哲学和乔姆斯基(Shomsky, N)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在批判理论中，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以交往行动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总体性哲学。本文拟从交往合理化的意义、对象、媒介途径等方面加以评析，以期在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对交往活动的认识有所深化。
哈贝马斯认为行为趋于合理化有三个标志：其一，压抑程度减弱，其二，行动固定化程度减弱，其三，向这样一种行为控制模式靠拢。这种行为控制模式允许角色差异；允许灵活地使用完全内在化的、可以反思的规范。
工具理性：压抑交往合理性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交往活动总要受到某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一种思想理念如果在社会普遍地建立起来，就会对人的行为方式起到一定的规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交往的合理化需要成熟的、健全的、合乎人自身发展的理性，而不是畸形变态，被利用了的理性工具。
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和实证手段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的经验知识不断精密化和系统化，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些都给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人们却发现自己丧失了超越的维度，陷入深刻的异化之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 M)提出的关于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扬提供动力的观点，以及工业化是理性决定性实现的看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范畴分为四种：“目的性行为”(teleological action)、“规范性行为”(normatively regulated action)、“戏剧性行为”(dramaturgical action)，以及“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初看起来，似乎只有“目的性行为”是真正理性指导的活动，因为它涉及了人与客观世界(objective world)的关系，但哈贝马斯看来，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错觉。他认为，“目的性行为”是工具行为，指劳动(work)，即“合理的选择”行为、“有目的合理行为”。它的特点是按照既定的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行动方案行动，有优先制定的规则和行为准则。因而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目的——手段”性的，工具行为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但是一旦这种人与物交往的状态表现在了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就走向了消极的一面，人的精神交往就会受到损害。
“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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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威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观点，并加以评述。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从行为角度出发，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交往行为不合理，而工具行为合理化的社会，人受到异化，这是由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生产力并执行了意识形态功能，使社会形成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在发展中走向它的反面的结果，应该用交往理性来替代。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社会才是一个人人理解、平等、和睦相处的社会，人才能实现作为“人”的意义，不受拘束地获得发展。交往行为是一种语言行为，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在建立共同价值规范和充分论证基础上平等对话。对话的有效性原则体现在真实、真诚、正确三个方面。在交往(communication)过程中，传受双方的关系就是以信息(广义上的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对交往的研究不同的学派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在行为主义那里，它是作为一种孤立的精神或心理现象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则在人类社会交往的大系统中，以广阔的视角来研究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联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批判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入手，聚焦人性、人的自身发展，对人类交往的意义、目标、途径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些看法虽然有的陷于“片面性的深刻”，有的流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对于宏观上把握交往活动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哈贝马斯(Habermas, J)关于交往行为合理化观点的提出，更显示了对于交往活动认识的深入。
以发源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流派。他们建立的批判理论，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物质上富裕，但人性却处于压抑状态，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遭到了严重扭曲的现实。在对“文化工业”、科学技术至上和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控制的分析中，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从经验事实出发的研究方法，也不赞同把资本主义存在作为“自然”来接受，而是从研究“人”，人的精神世界出发，置身于社会制度之外冷眼旁观。他们对人类处境的探索，采取了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抽象、思辨色彩。正如它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Marcuse, H)所说：“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探讨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打破了学术分工，将社会学、传播心理学、哲学运用于认识和提出当时的各种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俞吾金、陈学明，1990：112)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合理化”得到实现，这意味着人成为物，成为流水线上的工具，丧失了其本质的存在，加剧了异化。于是，人类交往领域越来越背离初衷——沟通和理解，而纯粹“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不仅如此，工具行为包涵扩大了的技术控制，国家成为控制与支配人的机器，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命令，已经侵入了生活世界不能再放弃的领域(陈学明，1998：11)简单地说：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已经建立，这些新建立的机构把社会内容从生活世界的领域转引到受媒介操纵的、形式上按法律组织起来的行为领域。在合目的的命令主宰下，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主体之间各自为维护自己的主张或行为辩解，以致矛盾激化冲突纷起，精神交往单一化，显示出崩溃的迹象。这种工具性行为带来的危害，不仅损害了人自身，人类社会也将陷于痛苦之中，其结果，哈贝马斯认为，个人被吞没在技术大合唱之中，越来越不服从于他的主体性，国家的经济政治等领域，如果离开了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变成以金钱和权力为调节的相互作用，它们必将毁灭。
合理化交关系之中，不能脱离交往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社会越前进，传播工具越发达，人们之间对交往的需求也越强烈，越多样。然而，在当今技术进步，信息过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普遍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密切更频繁了，另一方面，精神的交往，思想的沟通却比以往更困难更复杂了。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媒介与受众，种种关系联系而隔绝，交流而冲突，人们普遍产生出孤独感、压抑感，究其原因，传统批判理论学者从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努力挖掘根源，希望给出圆满的解释。哈贝马斯却另辟蹊径，从行为层面引发思考，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已不在生产领域，而在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公共领域，因此救赎社会的出路不在于劳动领域的解放，而在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交往理论
首先，你要搞清楚哈贝马斯的理论的主要内容，求其注意他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有前提的，即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他不受政治力量的制约，也不被商业利益所操纵。其次，从公共领域理论，分析网络论坛。但要注意这个理论适用性。它不是无条件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一个理想状态，不加分析地就拿来类比某种现象时不科学的
对韦伯而言，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特别是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以及行为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使人的价值取向趋于勤俭克己和功利、计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新的手段，进行新的选择，从事有目的和合理的活动。社会按照合理的模型来安排，每件东西都以可以计算的理性方式发生作用，世界变得日益清醒，这种理性渗透到社会组织中，改变了社会制度，推动了社会发展。因此无论资本主义对人造成多大的损害，它都应理解为社会理性化的必然过程。但同时他认为，这种理性的发展建造了一个“铁笼”(iron cage)，把人困于其中，人类的发展前途是令人悲哀的。
自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专制提倡民主，批判宗教禁欲主义，谋求世俗幸福，强调人的本性，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和思想基础。其中，新兴资产阶级大为推崇“理性精神”，理性被视为普遍有效的宇宙法则得以崇尚。人们相信，一方面，理性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把既成的事实分解成“支离破碎的废墟”，再从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卡西勒，1988：11)人们可以凭借这种力量控制自然，而不并求助于某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另一方面，人在把握理性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和主体性的增长，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完善。
那么什么是交往行为，什么是交往行为合理化呢?哈贝马斯说，交往行为指人们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它由具有约束力的经双方认可的规范所支配，这些经双方认可的规范规定了对行为的相互期望，并至少必须得到两个行为主体的理解和承认。”(陈学明，1998：7)，“交往行动概念，首先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发生关系，相互提出可以接受和驳斥的运用要求的理解过程中的一种媒体。”(哈贝马斯，1994：140)“交往行为既不能在被选择手段的技术方面，也不能在手段选择的战略方面被理性化，而只能在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性的道德—实践方面被理性化。”(哈贝马斯，1989：122)对此，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1、交互主体性：“交往行为”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2、语言符号性：它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3、规范性：它必须以社会规范作为准则，在规范基础上操作；4、实现性：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目的是求得人们精神交流的畅通，达到“理解”和“一致”。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是其他行为概念的和”，除上述“目的性行为”外，它关涉“规范性行为”，即一种社会集团的成员以共同价值观为取向的行为，这是与“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相联系的；它关涉“戏剧性行为”，即一种行为者在公众面前通过有意识地表现其主体性，而造成一种关于他本人形象或印像的行为，这是与“主观世界”(subjective world)相联系的。(江怡，1998：489)在人类的四种行为中，唯有交往行为能全面地关联到客观、主观、社会三个世界，交往行为是救赎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希望。因为它意味着主体对自然、社会和自身三个世界的清晰认识，通过实践反思，去获得“解放了的、个性化”的发展，它意味着社会交往的不受控制，精神世界的真正自由。他说，“‘对幸福的追求’在未来也许会意味着某些不同的东西——例如，不是要积累作为私人所有物质对象，而是要造就某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相互共存将占据统治地位，满足也不再意味着一个人在压制他人需要基础上的成功。”(哈贝马斯，1989：20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