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

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

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作为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这种捺钵行为主体的范围，几乎完整地囊括了所有的中央机构及官员。同时，由

旬

秋的呼鹿射虎，这些应属于生产方面的内容；四季中讲习武艺，议商国政，接受属国朝觐，会见宋使臣等寓于其中。第四，行为地点的规定。春季为鸭子河泺，为长春州；夏季无常所，多在吐儿山，起牙帐前以占卜方式择吉地纳凉。姚从吾先生认为，夏捺钵的主要驻跸地有两处，

一是庆州的永安山（林西县东北），另一处是察哈尔的炭山（张北县）；秋季在伏虎林。姚从吾先生认为，伏虎林应在庆州，今林西县西北。傅乐焕先生认为，秋山应在庆州西境诸山；冬季曰广平淀，在永州的土河与潢河汇流处（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地

质。如穆宗应历十六年秋七月壬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圣宗太平七年，秋七月己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本纪》

中，还具体地记录了历代辽君捺钵的实况。

在《辽史》以外，与捺钵相关的制度建设，还可以从《契丹国志》、《辽史拾遗》等史书中找到佐证。

二、“四时捺钵”以政治中心流动为属性。

考察“四时捺钵”的属性，最重要的前提是基于中央政

钵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制度化的安排，规划指导下的行为。是契丹所特有的草原渔猎文化及衍生物。

在上述两点的结合中，主要突出了治国安邦的主题，体现了军事优先，军政、军民结合的特点。比如讲兵习武的安排，营地的选择、布局、设置，对属国的弹压，由于外

患和内叛而被迫中止的捺钵，变更驻跸地的情况等，均属此类。其中变更驻跸地，一方面是澶渊之盟后的向东北迁徙，备兵主要为女真室韦，而皇帝、中央政府的君临及驻跸地的前移等同于坐镇指挥和亲自督军。另一方面是每五六年一次的眷顾西南地区，明显带有巡视成分。还有，就

后、皇后、皇子也在其例，如贺生辰，索要天子画像等内容；又如宋朝登科的知识分子名录也送契丹，《贞观政要》、《唐太宗、唐明皇实录》，白居易《讽谏集》等也在圣宗读书之列，而且宋朝的一些大知识分子也在担任和平友好的使者。如圣宗太平六年宋龙图待制孔道辅使契

丹，孔为孔子四十五代孙（《契丹国志》页）；道宗咸雍是十一年，沈括使辽（《契丹国志》页）；张舜民、苏辙、欧阳修、刘敞等都曾使辽。

三、“四时捺钵”的主客观条件

“四时捺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基础和背

迁民，斩杀无辜等行为又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破坏力。《辽史•兵卫上》导语部分，把契丹的兴起，人口的俘获，不从者的斩杀，攻城掠州的过程做了很好的、很全面的记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迟滞。渔猎文化，从根本上是取之于自然的原生态经济结

构，其利在对环境的破坏相对较小，尤其是带有休养生息、轮作轮牧性质的捺钵，所体现的是有限、顺势、因时索取资源，但从负面来看，资源的加工、流通方面利用率低，生活资料的积累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压扁了文明进步的阶梯。在这种情况下，逐水草而居，车马为家，纵马于

个不断学习、积累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澶渊之盟”的签订。“澶渊之盟”的签订，使捺钵出现了三个方面变化，或是为春捺钵发生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第一，“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契丹政权在南方换来了相对安定的疆域，使得契丹帝王的捺

钵地由漂泊不定逐渐趋于稳定。第二。“澶渊之盟”的签订，为辽宋两地的经济恢复，人民休养生息带来了喘息的机会，而捺钵就会在更为从容的外部环境中进行。从《辽史•兵卫》中可知，辽国的兵制，一则全民皆兵。而全民从兵事，在战争状态下，就使得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壮年不能

的由来”）。那么。什么是契丹人的立场呢？一是因地制宜说。《辽史•营卫制》中说，“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这里所说的“三才”，当指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兼顾三才之间的

关系而合理的结合，实际上就是要照顾到人的需求与经济地理条件，与资源条件，与气候节气等自然条件的结合。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如今的环境理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具有共同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精妙的依据天时地利实施王者治理之说，在史

所能够从中发现的，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统与一脉相承。二是合理地利用自然。《辽史•营卫中》：“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契丹民族是北方草原游走的少数民族部落。“转徙随时”，所体现的是顺应由季节所决定的资源条件，这正是三才中的“有地道焉”，是经济地理的基本

原理。而“车马为家”，则体现出人口流动的主动性。关于“车马为家”，《东北史考略》中引宋彭大雅、徐霆的描写“牛马骆驼以挽其车。车上可坐卧，谓之帐舆。”这是南宋使臣到元太宗窝阔时的描写。“车马为家”，还包括财富必须转化为可以便于携带的浮财（这种转化，在客

强

则以畋鱼为生”（见《辽史•营卫制》），则是这种思想的深化。而作为“有事”与“闲暇”的过渡又显得那样自然，四是组织化与半军事化。《辽史•营卫制》中说：“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这里所强调的崇尚军事，重视防务，依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