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一)

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一)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风》作品的创作与编定时代、赋引诗篇时称名的前后变化以及齐桓公时代的礼乐状况等方面入手，具体地讨论了齐桓公时代编辑诗文本的条件与可能。本文认为:在齐桓公时代，周王室确实有过一次编辑诗文本的活动;在这次编辑活动中，不但《国风》中的大部分作品得到了采集和编定，而且，春秋前期仍以独立形式流传的《周颂》与《商颂》，也在此时被纳入了以“诗”为名的文本当中，《风》、《雅》、《颂》合集的诗文本从此产生出来。【关键词】齐桓公《诗》礼乐

在《诗文本的结集与〈诗〉名称的出现》①一文中，笔者系统讨论了西周至东周平王时代诗文本的形成历史，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以《诗》为名、《风》《雅》合集的诗文本是经过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时代的累次编辑才产生出来的，而平王时代的诗文本，与平王时代的历史、政治一样，表现了相当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平王之后的公元前7世纪中叶，即齐桓公称霸中原的时代，还应发生过一次编辑诗文本的活动。这个观点看似无稽，那么，它到底有没有合理的依据呢?如果此说成立，经过这次编辑的诗文本，其基本状况又是如何呢?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再做一些讨论。一

讨论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诗经》作品的产生时代。据笔者考证，《国风》作品的创作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约一百年间。具体情况分别如下:“二南”作品的创作集中在东周平、桓之世，《王风》的创作下限不出周厘王时代，包括《邶风》、《鄘风》、《卫风》在内的卫诗和《郑风》、《齐风》的最后完成期分别是卫文公、郑文公、齐桓公在位期间，《魏风》之下限在晋献公灭魏之前，而《唐风》终于晋献公之世，《陈风》的大部分作品产生于陈宣公以前，《曹风》首二篇的产生时代在曹昭、共之世②。根据史书的记载可知，周厘王、卫文公、郑文公、晋献公、陈宣公、曹昭公以及曹共公等皆与齐桓公为同时之人。这意味着，在齐桓公称霸中原的时代，《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已经产生出来了。换句话说，从诗文本编辑的角度而言，齐桓公时代具备了再次编辑诗文本的作品基础。

但是，我们根据什么来断定这些作品一定是在齐桓公时代得到编辑的呢?最先被作为证据提出来的，当然是《诗经》本身反映出来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这批作品产生的时代。据笔者考证，《国风》中的作品，除数量不多的一部分出现于西周末年至东周平王时代之外，其余绝大部分的创作时代集中在平王末年至齐桓公称霸约七十年间。而根据《诗文本的结集与〈诗〉名称的出现》一文的讨论可知，在诗文本的形成史上，诗文本的每一次编辑，都是在前代所传文本的基础上，通过采集当世或稍前时代创作和流传的诗歌作品并加以编定的方式完成的。从周康王的“定乐歌”到周穆王的“比缀以书”，从周宣王的重修礼乐到周平王时代《诗》的结集，每一次被增入诗文本的作品，都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当世”的色彩。换一个角度，从被编辑作品的来源方面看，也只有那些在当世流传的诗歌作品，才最容易成为被采集和编定的对象，因而成为诗文本的内容之一。所以，当《诗经》作品的创作时代相对集中并且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时间段落时，当发生在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等时代的诗文本的编辑活动正好与这些时间段落相互重合时，我们不能不承认，正是发生在这些时间段落中的诗文本的编辑活动，才是造成《诗经》作品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时段性的根本原因。根据这样一个思路，当《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相对集中地被考订为齐桓公时代或稍前的作品时，我们认为，这些作品被采集和编辑的事件，必然也发生在这个时间段落上。这是我们认为齐桓公时代编辑过诗文本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从《何彼矣》一诗的编辑时代，可以进而推知齐桓公时代发生过一次诗文本的编辑活动。从诗歌的内容可知，《召南·何彼矣》是一首歌颂齐侯嫁女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堂而皇之地被编入东周王室的乐歌集《召南》当中，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此诗之被编入

《召南》除了诗歌主人公“齐侯之子”具有“平王之孙”的特殊身份这个表面的原因之外，“齐侯”的势力与影响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就是说，歌颂“齐侯之子”的诗歌出现在东周王室乐歌《召南》中，实质上折射出了当时周王室与齐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周王室在政治上倚重齐国的一个表现。由此而言，这一事件应当发生在齐国能够对周王室施加影响的时代。根据史书记载，自周王室东迁之后，从齐僖公开始，齐国开始发展与中原诸侯之国的关系。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齐郑结盟，不但使齐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地位与影响日渐加强，同时也为齐国接近周王室打开了方便之门。隐公八年，“郑伯以齐人朝王”，关于齐人朝王的记载首次出现在东周史籍中。在这一时期，由于主持瓦屋之盟的成功，齐僖公已隐具盟主之实，《郑语》“齐僖小伯”之说即因此而来。尽管如此，周、齐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周王室的外交政策并未表现出任何倚重齐国的迹象。至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前683年，“王姬归于齐”，周、齐关系开始密切。前680年，“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周王室与齐国之间有了直接的军事往来。根据《左传》的记载，尽管在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齐桓公已复会诸侯而“始霸”，但促使周、齐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却是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的王子颓之乱。鲁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由周王室的赐命开始，崇天子以征讨四方成为齐桓公奉行不二的政策，周王室的外交也进入了倚重齐国的阶段。及齐桓公卒后，齐霸衰而晋霸兴，东周王室的外交政策亦

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表现了倚重齐国的政治倾向的《何彼矣》，应是在齐桓公之世被编入《召南》当中的。更进一步而言，由《何彼矣》被编入诗文本的时代可以推知，齐桓公时代应当进行过诗文本的再次编辑。这是我们提出齐桓公时期曾经编辑诗文本的第二个证据。

以齐桓公时代为界，春秋时代人们赋诗引诗时称名的前后变化是诗文本在这一时期重新编辑的第三个证据。根据我们对《国语》、《左传》等先秦史籍中赋诗引诗记载情况的统计可知，以齐桓公时代为界，在此之前人们凡引及《周颂》与《商颂》者，无不直称其名（“君子曰”不计在内）。其例有如下数条:

《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国语·周语上》:“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国语·晋语四》:“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晋公子亡，长幼矣，而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公于居则下之，动则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

《国语·晋语四》:“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

当人们仍以《周颂》、《商颂》之名来称引相关的诗句时，《大雅》、《小雅》却已经以“《诗》”的名义出现，如以下几例:

《左传·桓公六年》:“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句出《大雅·文王》）

《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