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媒介文化与空间生产_以空间与地方二元关系为视角_朱军

略论新媒介文化与空间生产

———以空间与地方二元关系为视角

朱军

摘要：空间与地方的二元关系是空间研究的永恒命题。在新媒介时代，新媒介的拟态文化重塑了空间与地方的关系。空间生产在遵循消费主义逻辑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地方主义信仰。这一空间与地方的深刻矛盾通过粉丝文化、网络亚文化、原教旨主义思潮乃至网络恐怖主义等等多重面相彰显出来，制造了愈演愈烈的全球风险文化。当下，新媒介文化化解空间危机的努力主要围绕朴素的地方主义策略、日常的话语策略和超越的乌托邦策略展开。这提示我们通向“希望的空间”的道路。

关键词：新媒介文化空间生产微文化地方主义

作者简介：朱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电子邮箱:zhujun648@163．com

Title：On the New Media Culture and Production of Space：in the Perspective of BinaryＲelation between Space and Place Abstract：One eternal issue in the study of space is the binary relation of space and place，which is reshaped in the age of new media by the mimic cultu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bserves the logic of consumerism while it also refreshes the belief in local-ism．This profound confliction between space and place is manifested in fans culture，cyber subculture，fundamentalism，and e-ven cyber－terrorism，thus it attributes to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global culture of risk．At the present age of new media，the space crisis can be approached mainly through the simple strategies of localism，everyday discourse and utopianism，which points to the long way to“the space of hope．”

Key words：new media culture space production micro－culture localism

Author：Zhu Jun is a Ph．D．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is interests cover urban culture and space research．Email：zhujun648@163．com

近年来，空间不仅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

活动来理解，更是作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激发了跨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空间转向”。①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城市化运动的拓展决定了空间生产多是集中在“物理空间”，关注都市的资本逻辑。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空间生产的文化转向已然不可避免。本文试图从“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这两个基本概念入手，从三个层面初步探讨新媒介文化与空间生产之间的互生关系。这三个层面包括：新媒介文化如何重构了全球化空间和地方主义，地方主义与全球化空间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深刻冲突，以及新媒介如何提供通达“希望的空间”的文化路径以化解冲突。

一、新媒介时代的空间与地方

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是空间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空间”被定义为全球性的，是虚化抽象甚至是形而上的场所；“地方”则是亲缘性的，是地域文化的最后堡垒。前现代社会两者是一致的，但是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空间”变得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点和地区。回溯经典的空间研究理论，一派以吉登斯为代表，认为强调“空间”与“地方”的概念区别至关重要。二者是“缺场”和“在场”的关系。“空间”体现现代性降临后，“缺场的”、物与物的抽象关系，也是冰冷的现代性风险的孽生地；而“地方”则是“在场的”、面对面交流的场所（吉登斯，“现代性”16）。另一派则以大卫·哈维、多琳·玛赛为

代表，他们反驳了上述对“地方”形而下的描述，坚持认为“地方”同样具有形而上的意义（Harvey 302），并进而强调“地方”是具有救赎意义的避风港（Massey236）。新媒介时代，如上对于空间与地方的定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进一步转型，但我们更需关注的是，新媒介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空间与地方的二元关系。

新媒介时代的空间的本质仍是一种“工具性空间”（instrumental space）。列斐伏尔的这一论断显然是指，作为一种工具的空间被生产的过程，也是全球化霸权被生产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致力于一种有所节制的去中心化活动，仍然是以中央权力不受损害为目的。它一方面运行群体暴力实现连续性，同时将现实的种种矛盾隐藏在表面上客观合理的连续性中。在新媒介时代，这一依赖资本循环和积累生产空间的动力没有衰竭，只是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以不同的筹划方式表现出来。这依然是一个工厂式社会被规训的过程。人们恢复了巴黎、纽约、伦敦、鲁尔的中心化，空间政治的决策把都市变成了财富和权力的中心。相反，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曲线进入了第一世界，在其核心地带建立起棚户区和贫民窟，不断展开生产和再生产。同时，第一世界的力量以股票、银行、跨国公司和冷冰冰的摩天大楼的形式转向第三世界。哈特和奈格里剖析这一帝国生成的深层底蕴是整个世界市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管理与需求进行有效应用的惟一有凝聚力的地区（哈特奈格里250）。

新时代的空间整合由“非领土化体系”和“高度集中的信息化”所支撑（Soja378）。这生产出全球化拟态媒介空间。早期的福特主义强调一个标准化、规模化和稳定态的工厂空间。如今，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后现代的媒介文化扮演着比劳动生产更重要的角色，它通过信息化传播，把消费主义的理念植入到公众的脑海里。这是一种新式的依赖新媒介文化的“弹性积累”过程。为迎合“弹性积累”对消费模式流动性的需要，拟态空间处于动态生成之中，超越了固有领土的限制，其空间的生产方式通过“内爆”和“外爆”实现。城市物理空间向着边疆一圈一圈地“外爆”，真相却向着中心一层层地“内爆”，最后剩下消费主义构造的拟像空间。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便是一幅“外爆”的图景，它制造了同心圆一样一圈大过一圈的阴谋（Jameson 349）。鲍德里亚则声称消费文化是城市“内爆”的产物（Baudrillard70）。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法理解的世界也是消费主义梦幻的镜像。现代人无法布置自我的空间，去中心的迷宫幻象也让记忆与复现失去了方向，只能任由心智漂浮于拟像空间之中。

鲍德里亚和詹姆逊等人这一充满想象力的对后现代空间的表述，其本质并不是放弃与空间的互动，而是试图通过掌控一种新媒介的语言，或曰意象来掌控空间。这一后现代对策说到底，是意在重新找回差异性，找回地方主义。“微文化时代”（Micro－culture Era）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随着网络的兴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微文化时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是一种地方和小众化的文化，缺少快速的传播手段限制了文化的融合，也限制了新创意和新趋势的推广。这代表人类一种早期的“小众文化时代”（Niche－culture Era），这个时代人们更多的受制于地理而非隶属关系。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人们进入“大众文化时代”（Mass－culture Era），地理隔绝不复存在，浸润在大众文化中的人类同时伴随着一种无根的失落感。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论述，大众是文化工业宰制下“伪个性化”、标准化的原子个体的集合。网络的兴起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传播着海量信息，它更是一种新的小众文化的生存土壤。因为传统媒介理论中的“把关人效应”趋向失效，媒介没有能力对庞大的信息流实施完全的垄断、把关和控制。大众媒介日益分众化甚至个人化，这从某种意义上构成对传统媒介权力关系的解构，更加能激发一种“小众情结”。人们正在重新组织成成千上万个“文化部落”，更少地因为地理和工作相近而发生联系，他们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链接在一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微文化时代”。

查理·安德森指出，“微文化”是大众文化走向细分之后，向前信息时代“小众文化”的回归（Ander-son184－85）。近年来以社交媒介（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为代表的“自媒体”风起云涌是这一回归趋势的展现，更进一步拓宽了安德森的预见。“自媒体”这一概念最早出自2002年吉姆“新闻媒体3．0”的设想，他把通常意义上的新媒体进一步细分为新媒体和自媒体：以“1．0”指代传统媒体或旧媒体（Old Media），“2．0”指新媒体（New Media），“3．0”指自媒体（We Media）。在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出版的《自媒体：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草根新闻主义》中，布朗和维尔斯进而提出：自媒体是普通公民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一种提供与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Grillmo

略论新媒介文化与空间生产———以空间与地方二元关系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