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3翻译

第一单元

与法律的小摩擦

我平生只有一次跟警方发生纠葛。被捕和出庭的整个过程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但现在倒成了一篇很好的故事。这次经历令人可恼之处在于围绕着我的被捕以及随后庭上审讯而出现的种种武断专横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大约12年前，其时正是2月。几个月前我中学毕业了，但上大学要等到10月。当时我还在家中居住。

一天早晨，我来到里士满。这里是伦敦的一个郊区，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在寻找一份临时工作，以便积些钱去旅游。由于天气晴朗，当时又无急事，我便慢悠悠看看橱窗，逛逛公园。有时千脆停下脚步，四处张望。现在看来，一定是这种明显的毫无回的的游逛，使我倒了霉。

事情发生在11点半钟光景。我在当地图书馆谋职未成，刚刚走出来，便看到一个人穿越马路，显然是要来跟我说话。我以为他要问我时间，不料他说他是警官，要逮捕我。起先我还以为这是在开玩笑，但又一个警察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次是位身着警服的，这一下使我确信无疑了。

“为什么要抓我？”我问道。

“到处游荡，企图作案，”他说。

“作什么案？”我又问。

“偷窃，”他说。

“偷什么？”我追问。

“牛奶瓶，”他板着面孔说道。

“噢，”我说。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这一地区多次发生小的扒窃案，特别是从门前台阶上偷走牛奶瓶。

接着，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其时我年方19，留一头蓬乱的长发，自认为是60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员。所以我想装出一副冷漠的、对这一事件满不在乎的样子。于是我尽量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极其随便的腔调说，“你们跟踪我多久啦？”这样一来，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是非常熟悉这一套的了，也使他们更加确信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

几分钟后，开来了一辆警车。

“坐到后面去，”他们说。“把手放到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不准挪动。”

他们分别坐在我的两边。这可再也不是闹着玩的了。

在警察局，他们审讯了我好几个小时。我继续装成老于世故、对这种事习以为常。当他们问我在千什么时，我告诉他们在找工作。“啊，”我可以想见他们在想，“果然是个失业的家伙。”

最后，我被正式指控，并通知我下周一到里士满地方法庭受审。随后他们让我离开。

我想在法庭上作自我辩护，但父亲知道这事后，马上请了一

位高明的律师。我们星期一出庭的时候，带了各种各样的证人，其中包括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作我人品的见证人。但结果法庭没有叫他作证。我的“审判”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开庭1 5分钟，法官就驳回了对我的指控。我无罪获释。可怜的警方败诉，我的律师甚至让法庭责成警方承担了诉讼费用。这样，我的履历上没有留下犯罪的记录。但当时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显然导致宣布我无罪的证据。我讲话的口音“表明我受过良好教养”，到庭的有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双亲，有可靠的证人，还有，我显然请得起一名很好的律师。从对我指控的这种捕风捉影的做法来看，我肯定，如果我出身在另一种背景的家庭里，并且真的是失了业的话，我完全可能被判有罪。当我的律师要求赔偿诉讼费时，他公然把辩护的证据建立在我“学业优异”这一事实上。

与此同时，就在审判室外面，一位抓我的警察正在沮丧地向我母亲抱怨，说是又一个小伙子要跟警察作对了。他带着责各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抓你的时候，你本可以稍微帮J点忙的。”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大概是说我本该显出愤愤不平的样子，并说，“喂，留神，点，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我是学业出众的高材生。你敢抓我！”那样一来，他们或许会向我道歉，说不定还会脱帽致意，让我走开呢。

第二单元

获益匪浅的问题

詹姆斯·索利斯克描述了他是如何受他的孩子们能用新方法看待事物的影响而认清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的。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9岁、6岁和4岁——停止了争抢食物，教我关于范式变换、线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知识。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在玩自己那套口头儿的“哪个不是同一类？”的芝麻街头游戏。玩这游戏时，孩子们要看三张画并挑出那张不属同一类的。我说：“来吧，哪个不是同一类，橘子，西红柿，还是草莓？”

老大很快就说出了自以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红柿，因为另外两种都是水果。”我承认这是正确答案，尽管有些纯粹主义者坚持认为西红柿是一种水果。对我们这些从小就不得不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红柿的人来说，西红柿永远是蔬菜。正当我准备再出别外一组三个东西时，我4岁的孩子说：“正确答案是草莓，因为别外两种都是圆的，草莓却不是。”我怎么能驳斥他的观点呢？

接着，我6岁的孩子说：“是橘子，因为别外两种都是红色

的。”9岁的孩子不想让弟弟妹妹占上风，说道：“是橘子因为其他两种都长在藤上。”

毫无疑问，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儿。这事儿比争抢食物还乱，比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还要重要。哥白尼把太阳视为宇宙中心，重新调整了地心说这一长达数世纪的范式，我的孩子们正做着哥白尼当年所做的事。鲁宾·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激凌改名为哈根达斯，在不变换产品的情况下提高了价格，我的孩子们正在做着鲁宾·马修斯所做过的事。爱德华·詹纳放弃了寻找治疗天花的特效药，从而发现了能预防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们正做着爱德华·詹纳所做过的事。

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是去研究接触天花却从未染上此病的人。他发现他们都患了一种类似天花但比较轻微的疾病：牛痘；这使得他们对致命的天花得以免疫。

他们在重新审视相关的各种因素。他们在重新界定他们的问题。他们在重新表述他们的问题。总之，他们正做着每位历史上做出过重大发现的科学家所做的事，依据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说：他们在改变旧的范式。

但倘若这是学校里练习册上的一个练习，那么没有把西红柿圈出来的孩子全都会被批为答错。凡没有把问题都解读为“哪个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错误的。也许这就说明的为什

么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中有那么多的人读书时不及格，其中最显著的是职权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范式改变者。

这样说，并非是想对学校评头论足。天知道那有多容易。这样说，不过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价值实在是有限的。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似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们都大声嚷嚷着要求得到更多的技术，要求即刻享用不断膨胀的信息。

学生们必须上网。你们家必须用数码与环球信息网联通。企业必须能即时下载大量资料。但是，除非我们改变范式、重新审视相关的各种因素，否则，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无论是现在还是最近，我们都不缺乏信息。试想我们拥有的信息比四面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全球的（权作双关语）惊人之举，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举不是靠发现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眼光看大家都看到过的信息。爱德华·詹纳不是靠积累信息发明了预防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问题。

当我们开始驶入信息高速公路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等信息的新方法。我们应该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样，去发现有不止一个的正确答案、有不止一个的正确问题、有不止一个的看大量信息的方法。我们需要记住：当你

只有一把锤子时，你往往把每一个问题都看做钉子。

第三单元

我为什么当教师

你为什么要教书呢？当我告诉一位朋友我不想谋求行政职务时，他便向我提出这一问题。所有美国人受的教育是长太成人后应该追求金钱和权力9而我却偏偏不要明明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工作，他为之大惑不解。

当然，我之所以教书不是因为我觉得教书轻松。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藉以谋生：机修工、木工、作家，教书可是其中最难的一行。对我来说，教书是个会令人熬红眼睛、手掌出汗、精神沮丧的职业。说熬红眼睛，这是因为我晚上无论各课各到多晚，总觉得各得还不充分。说手掌出汗，这是因为我跨进教室之前总是非常紧张，自信学生一定会发觉原来我是个傻瓜蛋。说精神沮丧，这是因为我1小时后走出教室时，确信这堂课上得比平常还要平淡无味。

我之所以教书，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解答问题，或者因为我有满腹学问，觉得非与别人分享不可。有时我感到很惊异，学生竟真的把我课上讲的东西做了笔记！

这样说来，我为什么还要教书呢？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爱校历的步调。6月、7月和8月提供了一个供思考、研究和创作的机会。

我教书，是困为教学是建立在“变”这一基础上的职业。教材还是原来的教材，但我自身却变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变了。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有让自己犯错误的自由，有自己吸取教训的自由，有激励自己和激励学生的自由。作为教师，我可以自行作主。如果我想要求一年级学生通过自行编写课本的办法来学习写作，谁能说我不可以那样做呢？这样的课程也许会彻底失败，但我们都可以从失败的尝试中获得教益。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向学生提出必须绞尽脑汁才能回答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有无穷无尽的正确答案来对付拙劣的问题。何况我在教学过程中有时也会想到一些出色的问题。

我教书，是因为我喜欢想方设法使自己和我的学生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步入现实世界。我曾经开过一门叫做“在工业技术社会里如何自力更生”的课程。我教的1 5位学生读了爱默生、梭洛和赫胥黎的作品，记了日记，还写了学期论文。但除此而外，我们还办起一个公司，借钱买下一所破旧的房屋，通过对这一建筑物的整修翻新，我们就自力更生这一课题进行了一次实践活动。在期末我们把房子卖掉，还清贷款，缴了税，佘下的收益分给了参加实践的学生。

所以说，教学使我的工作进程有了规律，使我的生活变得丰

富多采，教学向我提出了挑战，也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不过，我要教书的最重要的几个原困还没有讲到呢。

其中一个原因与维基有关。维基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她精力充沛，孜孜不倦地撰写她那篇论述14世纪一位不知名诗人的学位论文。她写过一些文章，寄给了学术刊物。这一切都由她独立完成，我偶尔从旁略加指J点。我亲眼看到了她完成论文，看到了她得悉自己的文章被采用，亲眼目睹她找到了工作并获得了在哈佛大学当研究员的职位，著书论述她在做我学生时萌发的思想。

再一个原因与乔治有关。他开始学的是工程学，后来他深信自己爱人胜过爱物，所以改学英语。

还有珍妮。她中途辍学，但是她的同学把她拉了回来，困为他们想让她看到自力更生整修旧房这一项目的结果。我亲眼看到她回来了。我亲耳听到她对我说，她后来对城市贫民产生了兴趣，继而成了捍卫公民权的律师

还要提一提清洁女工杰基。她凭直觉了解的事情比我们多数人通过分析弄清的东西还要多。杰基已经决定读完中学，然后还要上太学。

这些在我眼前成长、变化的人，便是我要当教师的真正原因。当一名教师意味着是创造的见证人，他目睹人体开始呼吸，开始了生命

“提升了”，不再教书了，也许会给我带来金钱和权力。可

是我现在也有钱c我拿了薪金去做自己乐意做的事：读书、交谈、提问，比如问：“做个富翁有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还有权呢。我有权启迪，有权激发才智9有权开出书目，有权指矽支迷津。还有其他什么权力更值得考虑呢？

但教书还会带来金钱和权力以外的东西：那便是爱。不仅是爱学习、爱书本、爱思想，而且还有老师对出类拔萃的学生的爱。这样的学生走进了老师的生活，自己也开始成长了。爱这个字也许用得不恰当：说是魔力可能更为贴切。

我教书，是因为与开始戚长的学生朝夕相处，我有时感到自己也和他们一起开始成长了。

第四单元

一位球迷的评论比尔·普拉施基

这封电子邮件在某些方面与我收到的其他刻薄的信件相似。它痛斥我对洛杉矶道奇队的评论，并争辩说我把一切全都搞错了。然而，这个评论与其他的评论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同。与通常那些“你是个白痴”的评论不同的是，这一评论含有更多的细节。它包含了该队比赛表现的关键数据。写这篇评论的人对洛杉矶道奇队的了解绝不亚于我自认为对它的了解。

而且这一评论是署名的。作者的名字叫萨拉·莫里斯。

我被深深打动，于是给她回信。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一封信引出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来往。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两年来，我一直经营着我的道奇队网站。你是怎么成为一个棒球评论专栏作家的？这可是我的梦。

这是萨拉的第二封电子邮件，它的到来一点也不意外。我每次对人微笑一下，人家就向我要一份工作。但是另一个事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信的最后一行字里的拼写错误，是关于“我的梦”那一部分。

也许萨拉就是一个打字很糟糕的人。但也许她真的是在寻找某个目标，但就是一字之差，还没有找着。

这就值得再回她一封信，于是我让她解释。

我今年30岁。……因为我身有残疾，花了5年的时间才读完大专拿到文凭。……在棒球赛季，我每个星期平均花55小时写球赛报道，写评论，做研究，听比赛或者看比赛。

萨拉称她的网站为“道奇地”。我搜索了一下，什么也没有找着。后来我重读她的电子邮件，发现在她的电子邮件最底下挂了一个地址我点击该地址。网站并不花哨。但是她以一个作家的严肃态度对该队进行了详细报道。不过，我还是不禁要问，有人读吗？

从来没有人在我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我一个月收到一封信。

所以，这里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妇女，她对道奇队的报道之广泛不亚于美国任何一个记者，可她却在为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网站写作，网站的名字很怪很难记，读者大概有两个人。我想她那个梦所缺的远远不只是拼写里头少了一个字母r。我建起了自己的网站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不过运气不佳。因为我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最高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钟8个字，可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我的脑子挺好使，我对工作非常专注。这才是人们成功的关键。

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

我问她要用多少时间写她那通常为400字的文章。

三到四小时。

我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做过的事情。

我让萨拉·莫里斯给我打电话。

我说话有障碍，无法使用电话。.

这就证明了我的怀疑。这显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一位所谓女性作家很可能是一个45岁的男性管子工。

我决定结束与此人的通信。可就在那时我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的残疾是脑瘫。……它影响肌肉神经的控制。……当我的脑子告诉我的手去敲击字键时，我会挪动我的腿，碰击桌子，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碰击六个其他的字键。

当我的母亲解释我的残疾时，她告诉我说，如果我比别人努力三倍，我就可以成就我要做的任何事情。.

她写道，她在帕萨迪拉长大的时候成了道奇队的球迷。她上布莱尔高级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校少年棒球队的教练叫她去做球队的统计员。她做了，用的是一个打字机和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

她说由于她跟棒球结了缘，她才得以留在学校里，尽管她成绩不好，每天还有数小时的令她脖子酸痛的家庭作业。

棒球给了我努力的目标……我可以做别的孩子做不了的事情……我想为给了我这么多的棒球做一点事情。

不错，我就这么相信了她。有几分信吧。在像她所称的那种情况下，有谁能没有最好的设备和帮助而报道一个棒球队呢？我很好奇，所以我问她我能不能开车过去看她。她同意了，并详细告诉我路怎么走，其中提到乡下的泥路和没有名字的街道。

我开车向东驶去，穿过得克萨斯的荒凉地带。在一条蜿蜒曲折布满小动物大小的坑洼的泥路上，我看到了样子像旧工具棚的屋子。

但这不是一个工具棚，这是一所房子，一个被高高的杂草和废弃物包围的正在朽烂的小棚屋。

是不是这个地方呢？

一位身着旧T恤衫和裙子的妇女从棚屋里走了出来。

“我是萨拉的母亲，”洛伊·莫里斯一边说一边用她那粗糙的手握着我光滑的手。“她在等你呢。”

我从太阳光下走进去，打开一扇破烂的屏门，走进了阴暗的棚子，棚子里蜷缩在轮椅上的是一个87磅重的躯体。

她的四肢扭了一扭。她的头转了一转。我们无法拥抱，甚至也无法握手。她只能张大眼睛看我，向我微笑。可她那微笑里充满了光芒！它穿透了由破烂的木地板、旧躺椅和结满蜘蛛网的窗户围起来的黑暗空间。

我不忍心看别的任何东西，所以我的眼睛只盯住她那微笑，它是那么清晰，那么自信，它甚至令我的多数怀疑一扫而光。但我还是要问，这就是莎拉·莫里斯吗？

她开始在轮椅里摇晃，嘴里发出声音。我以为她在咳嗽。

可实际上，她是在说话。她的母亲为她翻译。“我要给你看点东西。”萨拉说。

洛伊把她推到搭在煤灰砖上的一张旧书桌前。桌子上放着一台计算机。计算机旁是一台电视机。她的母亲将一根小棒绑在她女儿的太阳穴上。

萨拉趴在计算机上，用绑在她头上的棍子调出道奇地网站上的一篇报道。她开始一啄一啄地在这篇报道上添字加句。

她抬起头看我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低头看她，心里充满了惊奇──还有羞愧。

这真的就是萨拉·莫里斯。这个伟大的萨拉·莫里斯。

几个月前我与萨拉·莫里斯联系的时候是想跟她干一仗。现在看着她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吃力地打着字写一篇或许根本没有人看的文章，我明白了这一仗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这一仗不是跟萨拉打，而是跟自己打。这一仗和体育界在现今玩世不恭的年代里每天都在经历的一模一样。那就是要相信运动员仍然可以是英雄的搏斗。

在一个远离这种怀疑的地方，一个心智充满神奇的萨拉·莫里斯帮我找回了信任

第五单元

妈哭的那天

在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天，我放学回家，心中充满了期待。我腋下夹着一期新的我最爱看的体育杂志，再者9家里没有别人打扰我。爹在上班，妹不在家。妈刚找到新工作，还得过一个小时才下班。我跳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嗒一声打开电灯。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妈双手捂着脸，身子紧缩成一团，坐在长沙发的那一端哭泣着。我见妈哭这还是第一次。

我小心地向她走去，轻轻拍她的肩膀。“妈，”我说，“怎么啦？”

妈深深吸了一口气，强作微笑。“没什么，真的。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我这份新工作要丢了。我字打得不够快。”“可你上班才3天，”我说。“你会熟练起来的。”我这是在重复她讲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或做一件与自己关系重大的事情而遇到因难时，她总是这样跟我说的。

“不成，”妈黯然神伤地说。“过去我总是讲，只要我下决心，什么事都能干成。现在我仍然认为大多数的事我都能做。但打字这件事我干不了啦。”

我感到无能为力，而且十分尴尬。我虽然1 6岁了，但仍然以为妈什么都能千。几年前，当我们卖掉农场，搬到城里住的时候，妈决定开办日托所。她过去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她写信要求参加幼托函授课程，学习了6个月就正式获得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格。不久她的日托所招生额满，而且还有不少小孩登记等着入托呢。我觉得凭妈的能力，办成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无论是托儿所或是我父母后来购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足够的收入供我妹妹和我上大学。两年后就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了。再过3年，妹妹也要上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妈拼命想办法积蓄钱。很清楚，爹已尽了最大努力——除了一份全日工作之外，还耕种了80英亩地。

我们卖了汽车旅馆没几个月，妈搬回来一台旧打字机。这架打字机有时要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吃晚饭时，我把这台

机器说成是“废物一件”。

“我们只买得起这样旧的，”妈说。“学打字用是够可以的了。”从那天起，餐桌一收拾9盘子一洗，妈马上到她的缝纫间去练习。有几天，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妈在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我一点也不惊奇，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妈却欣喜万分。

星期一，妈第一天上班回来，我发觉妈的高兴劲儿已经烟消云散。妈绷着脸，看上去很疲劳，我没对她作任何表示。

星期二，爹做晚饭，收拾厨房。妈呆在缝纫间练习打字。“妈还好吗？”我问爹。

“妈打字碰到丁点因难，”他说，“她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在家里多帮一丁点忙，她会很感激的。”

“我已经做得不少了，”我马上警觉起来，说道。

“我知道你做得不少，”爹心平气和地说。“说不定你还得再多干一丁点。你要记住，她现在工作主要是为了能供你上大学。”

老实说，上不上大学我并不在乎。我真希望妈一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星期三，当发现妈哭时我所感到的震惊和窘迫，完全表明了我对妈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不理解。我坐在她的身旁，慢慢开始理解了。

“我想我们都不免有失败的时候，”妈平静地说。我可以感

觉到她的痛苦，也感觉到她在极方抑制着由于我闯进来而被打断的强烈情感的发泄。突然，我心里一酸，伸开双臂，把妈搂在怀里。

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脸贴着我的肩膀，抽泣着。我紧紧抱着她，没有说话。我明白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和我所能做的，这就够了。妈非常激动，我感到她的背在颤抖。就在那一时刻，我第一次明白妈也有弱J点。她还是我的妈，但又不仅如此：她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会害怕，会受到伤害，会遭到失败。我感觉到她的痛苦，就像我千百次在她怀里寻求安慰时，她感到我的痛苦一样。

一周过后9妈找到一个卖纺织品的工作，工资只有原先电台的一半。“这是一个我能胜任的工作，”她简单地说道。但在晚上，她继续在那台绿色的1日打字机上练习。如今，每当我在夜晚走过她的房门前，听着她那一刻不停的嗒、嗒的打字声时，我的感情与过去迥然不同了。我深知，在那个房间里进行着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上大学时，妈找到一份薪金比原来高但责任也比原来重的办公室工作。使我不得不相信的是，妈不可思议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竟与我所学到的一样多。因为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自豪地受聘担任报纸记者时，她已在我们家乡的报社里当了6个月的记者了。

那台绿色旧打字机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修理过。

它是一件纪念品。但它所勾起的我的回忆与妈的不尽相同。每当我写文章遇到因难想打退堂鼓时，或是自叹不走运时，我就往那台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像妈当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地打着。这时，我回忆起的不是妈的失败9而是她的勇气，她那一往无前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纪念品。

第六单元

一天的等待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你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床上去睡。”

“不，我没啥病。”

“你先去睡。我穿好衣服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9岁的男孩，看上去病得厉害，一副可怜的模样。我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到楼上去睡，”我说，“你病了。”

“我没有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102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丸，并嘱咐如何服用。一种药退烧，另一种润肠、通便，还有一种是去酸。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中生存。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并说，如果发烧不超过104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不引起肺炎，就无危险。

我田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并记下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要不要让我读，点书给你听？”

“好的，如果你想读的话，”孩子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然置之。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但我看得出他并不在听。“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的脚端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药丸。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的脚端，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