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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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儋州

作者:刚峰先生

绍圣四年(1097),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谪居海南昌化军(今儋州)。

七月的海南,阳光毒辣灼人。

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携次子苏过,在一家人的扶送下,跄跄踉踉地来到了海安。在即将渡海时,苏轼老泪纵横,拱手与长子及诸子预作诀别。一家人恸哭于海边,悲愤交加,其情凄惨,令人感叹!

一个闻名于世的大作家,人已六十有二,过了退休的年龄,不仅没有高官厚禄,留守京都,象现代的某些作家那样,弄个副部级待遇,住作家楼,出门有车,反而还要被迫投荒南蛮之岛、家离子散。

苏大师的心情十分暗伤。

遥望这海天茫茫无际、四周环一岛的晚年居住地,苏轼禁不住发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悲哀慨叹。苏轼不得不给诸子留下:“首当作棺、次当作墓、死则葬海外”的遗嘱。

然后,在次子的撑扶下,渡过白浪滔滔的琼州海峡,沿着琼西荆剌丛生的小道,向儋州走去。

苏轼在路上走了多少天,今无从考证。但当苏轼来到昌化军衙门前时,肯定已没有了昔日在京都时的恣肆张扬、强梁霸气了。当著屐破裘、形销骨立的苏大作家携其子,站在昌化军使张中面前时,令张中扼腕感叹!

张中官不大,顶多只是个正处。但这位进士出身的文化人,打小就一直钦佩苏东坡。当年,在京都投考时,要想见一见当时处在云蒸霞蔚的苏大师英姿,非常艰难,别说这样面对咫尺。文人出身的昌化军父母官张中,对大文豪苏轼的仰敬,想不到到是在这么一种形情下谋面;文人出身的张中对苏东坡的蒙难,十分同情。

苏轼来昌化军虽然挂着“琼州别驾”的衔头,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个虚职。况且,当权的政敌对贬谪到昌化的苏轼有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然而,文人气十足的张中没有理会朝庭的红头文件。“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张中不仅好洒好肉供应,而且还经常将“公事请教一二”。让苏轼这种怀才不遇的落拓文豪,心情终于有了一丝慰藉。

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闻知此事,即遣使者渡海,先是罢了张中的官,后是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一个小文人为一大文豪便就此断了前程。

张中只好卷起铺盖走人。

苏大作家为这位在自己落难时给予关照,而受牵连的朋友,只得送首诗《送昌化军使张中罢官赴阙》于他,算是诀别,也是感激。

苏轼在失去生活来源后,只得用积蓄,在城南桄榔林下,买了块薄地结茅于其下,躬耕自处、自食其力。

仿佛到此时,苏大作家对人生、对仕途才有了些醒悟。

穷愁潦倒的生活,反而使他的心情得到了调整。

在谪居儋州三年的时光里,他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共写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四首、各种表、赋、颂、碑铬、论文、书信、杂记等一百八十二篇。这时期的作品,已没有了大江东去的奥衍闳深;也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在大量的农家生活的纪实中,追求陶渊明悠扬自乐的隐逸生活。

实属不易!

苏轼是北宋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

诗词、散文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还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家,对音律、医学、金石、养生学、水利工程等科学也颇有研究,可谓才华横溢。

可苏大师一生厄运甚多,仕途上屡遭贬谪。原因何在?

应该说,苏轼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很顺畅的。

从小就受父亲苏洵的文化教养与熏陶,苏轼就展现出文学天赋。嘉礻右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苏辙跟随父亲来到汴京赶考,兄弟二人同科获进士及第,深为主考官欧阳修年器重。我的老乡欧阳修是个重人才的伯乐,自己虽已身居高官,且一手散文写得流丽隽逸,但从不怆然傲岸。

那时,赣文化十分灿烂,在江西这块三面是山,一面临江的丘陵地带中产生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出仕入相,占据着不少重要官位,并繁衍明未清初,长达近千年之久,亦成为目前经济落后的江西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与欧阳主考官并无乡党之谊,欧阳翁为何要屡次关照?先是推荐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取,后又为只当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小官的苏轼到处荐举,可谓费尽心机,直到荐举到当时的宰相王安石为止。

作为欧阳修的乡党的王安石,尽管文学才情不如欧翁,但治国才情高昂。王与欧的家乡相距不过百余里,又都是进士出身入仕,但俩人走的不是同样的路。欧阳修入仕后,仍然做的是文化方面的事,而王却在出仕后,挤进了权力顶峰的高层斗争并终逐心愿。

严格意义上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老师。王年轻时文才出众,很得当时已入仕且大王一轮的欧阳赏识。王20岁中进士却一直在地方为官,是欧阳发现了王的政治改革才情。王在地方为官二十年,一直没有进入中央政权,是欧阳向神宗皇上推荐的,才使王最终能够登上权力顶峰。

王安石的政治抱负,治国理念就是革除旧习,实行新法。

史书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势。

然而,就象历史上任何变法一样,王安石的新政,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抗。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不仅得到高太后的支持,而且,手下得力干将甚多。王安石的改革派阵线急需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加入。在这多事之秋,欧阳修举荐了苏轼,王不由大喜。一是苏轼此时作为年轻干部,其才华早已天下闻名,能纳入这样的名望甚高的年轻人,更能显改革派的气度与强大;二则苏又是恩师加老乡举荐的人,人品可靠;三,苏是天下第一的文学才子,王年轻时也曾是名作家,休闲时还可与苏在一起圆点文学梦。

史书与野史上有关俩人切磋诗文的逸闻逸事甚多。

应该说,王对苏的到来是非常高兴的。初期的王苏关系也非常融洽。然而,苏毕竟只是名书生,尽管自以为才华横溢,可修身治国平天下,达到儒家的最高境界,其实,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苏与王的分歧不在于改革的目的,而在于改革的手段与步骤。苏在任地方官时,看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许多流弊,向王提出,没得到采纳,便有些牢骚满腹,而这些牢骚却又是司马光非常需要的。苏是主张改革的,并不认同保守派的顽固观点,可一会儿把对新政的不满对保守派说;过会儿在会议上又大声斥责守旧者。苏东坡的这种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自然决定了他仕途坎坷的悲剧命运。

更为要命的是苏轼的文人气习。

文学大师苏东坡,把对新政的不满写成诗并予以发表,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从一定程度打击了改革派的新政气焰,引发了改革派的众怒。

可悲的是苏轼并不是有意要站在保守派一边,他的所作所为均为文化人性情所能。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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