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小说与电影的比较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摘要《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在经过电影改编之后，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和结构以及形象表现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变化。
通过对《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指出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具有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从复杂化到简单化、从个性化到大众化几个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是由电影的本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最初发表于1992年《收获》第6期。
1993年张艺谋把它拍摄为同名电影。
这部小说在经过电影改编之后，在主题表达、叙事策略和结构以及形象表现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变化。
总体上来讲，可以说是呈现出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从复杂化到简单化、从个性化到大众化几个倾向，下面将结合小说本身的主体内涵、叙事结构和策略、形象塑造及表现来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一、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
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幸福，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
”余华不动声色地给我们描绘了生命以及苦难的真相，正如他所言，活着的力量来自“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然而在电影《活着》里，一切都改变了。
张艺谋挣脱了小说中形而上的思绪，而是把镜头更贴近中国人日常的生存现实，从而表现出他们特有的生命意识。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极端的不幸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人带来久久的震撼，并且长时间地郁结在胸中。
而张艺谋的《活着》讲述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意在引发人们对怎样活着，怎样活得更好这一命题的思考，相比之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然而无论是余华还是张艺谋的《活着》，都促使受众思考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存世。
关键词：余华张艺谋《活着》一.小说《活着》小说《活着》名为“活着”，但却给读者讲了一个充斥死亡的故事。
整部作品从福贵的爹经受不住徐家在自己手里败落变得一无所有的打击而气死开始，就一直充满腥风血雨。
作者用紧凑的笔法为我们接二连三地铺开了10个人物的死亡：福贵的娘、老全、龙二、有庆、春生、凤霞、家珍、二喜以及最后的苦根。
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将人生之大不幸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十分极端地为我们作了一个归谬，即福贵这个经历过家破人亡、枪林弹雨、人性缺失等种种可怖的时代和命运的人依然还能“自鸣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呢？所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这种将问题推向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以及近乎绝情的叙述方式毫无疑问让人感到震撼，因为那是生命的震颤。
但是与此同时也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思：人的一生，从传统的逻辑上讲就是一条直线，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它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生和死同人生当中的任一时刻一样，我们都只经历一次。
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更加在意生和死这两个点，那是因为我们人为赋予了生和死特殊的含意，使得这两个点别具一格，所以自然而然生和死在人们心中就被放大了。
生是喜悦的，因为它代表着新生命的降临，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而死是丑陋的，因为我们惧怕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过遥远以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然而作者却在作品中借福贵之口对生与死进行了解构：福贵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死在生孩子上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电影与小说比较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
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
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
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
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对《活着》小说和电影文本的双重解读
目录
01 一、皮影戏的象征意 义
03
三、人生如同一场皮 影戏
02
二、小说与电影的异 同
04 参考内容
《活着》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一部长篇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 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不幸遭遇和坎坷命运。随后，这部作品被张艺谋 导演改编为同名电影，由葛优、巩俐等主演。本次演示将以“人生如同一场皮影 戏”为视角，对《活着》的小说和电影文本进行双重解读。
电影方面，《活着》则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小说的主题。张艺谋导演通 过电影的视觉效果和音效，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 电影中的福贵，由葛优和巩俐主演，他们精湛的表演让观众深深地感受到了人物 的悲欢离合和命运的沧桑巨变。
除了小说和电影，《活着》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这部作品深刻地揭 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同时，《活 着》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强调了家庭、亲情、友情等人际关系的重 要性。
2、主题探讨
小说《活着》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人在历史中是渺小的，而生命的价值在于 承受和延续。福贵的一生就像一场皮影戏，他在历史的舞台上被命运无情地摆布。 然而，他始终坚持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未来的信念。这种坚持和信念，正是小说 所强调的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的主题。
1、人物形象和情节分析
在电影《活着》中，福贵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通过影像的呈现，观众可以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福贵的苦难和坚韧。春生是电影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他与福 贵的人生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春生在影片中扮演着福贵生命中的一道光，他 的人生道路与福贵截然不同。
二、小说与电影的异同
余华的《活着》以文字细腻、情感深沉的笔触描绘了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福贵的视角，将读者带入到一个充满苦难与不幸的世界。而 在张艺谋的电影版本中，通过影像的视觉冲击力，将小说中的情感表现得更为淋 漓尽致。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
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
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正文《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
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
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
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
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
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
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
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 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 1967 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 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论《活着》的小说与电影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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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活着 》的小说与电影异 同
梁言 （ 陕西 理 工学院 文学 院 陕西 ・ 中 ７ ３０ ） 汉 ２ ００
摘 要 ：从 余华 的 小说 《 活着 》到 张艺 谋执 导并 改编 的 电影 《 活着》 ，都 吸 引 了众 多读者 和 观众 的关注 。 由于小说 和 电影不 同的艺
现 获得 了某 种 纯粹 和 透 彻 。福 贵 的一 生 时
、
叙述视角的变化
１背景 的变化 ．
小 说 《 着 中 ，福 贵 ～ 家 是 生 活在 活
作 为小 说的 《 活着》 ，讲述 的是 “ ” 我
到农 村 收 集 民歌 ，遇 到福 贵 老 人 ，然 后 又 时 刻 刻都 潜 伏 着死 亡 降 临 的 危机 ，而 支 撑 南 方 的 农村 ，一生 贫 困。而 电影 活 着 》 以第 一 人 称 的方 式 让 福贵 老 人 自述 一 生 的 福 贵 在绝 望 中活 下 去 的 ，不是 信 仰 、信 念 福 贵 的生 活 背 景变 成 了 北 方的 小城 镇 ，以
活 着》 前言 中所 说 的 ：“ 位真 正 的作 家 直 接表 现 ，而 是 通过 夜 色 中远 远 奔 来 的～ 一 地 向镜 头跑 来 。这 种 “ 山雨 欲 来风 满 楼
演 艺界 初世 锋 芒 并逐 渐 发 展 到星 光 四 射 的 永远 只为 内心写作 ，只有 内心 才会真 实地 告 群 学 生 ，簇拥 着 死 去 的有 庆 的 担架 ，默默 张 艺谋 如 今也 依 然风 头 不减 ，揽 国 内国外 诉他 ．他 的 自私、他 的高 尚是 多么 突出。” 大 小 奖 于一 身。这 两 个 重 量级 的人 物 因一 而张 艺谋追 求的是一种 生活真 实 ，所 以他 尽 的场 景 更撼 动 着观 众 的心 弦 。可 见 ，与 余 部 活 着》 产 生 了交 集 。 不管 是 小 说版 还 可 能地把 《 活着 还原 于 日常生活 ，把影片 华的 零度 写作 不 同 ．导 演 的主 观情 思 融 进
《活着》的困境——小说与电影的探寻
《活着》的困境——小说与电影的探寻《活着》的困境——小说与电影的探寻《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于1993年出版。
该小说以一个农民的一生为主线，通过描写主人公福贵经历的家庭悲剧、社会变革和人性困境，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
2000年，该小说被导演陈凯歌搬上电影荧幕，成为一部引人深思的经典电影。
本文将在探讨小说与电影的异同点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活着》呈现的困境。
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小说《活着》以人物思想、情感的描写为主，通过文字的力量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的无奈。
以福贵的视角，读者得以深入感受到主人公的苦楚与悲哀。
而电影将福贵的一生用图像的形式展现，更多地通过动态画面和音频来呈现故事情节，加强了观众与故事的亲情感受。
电影《活着》在剧情上对原著做了一些改编，如增加了福贵和英二的亲情对话，丰富了角色人物的性格和情感。
同时，电影在表现细节方面进行了语言减少，更注重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例如，片中用红砖压胸、脸上刺字等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苦涩和无奈。
二、《活着》的困境《活着》似乎讲述着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但却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和对生命的思考。
小说和电影都突出了主人公福贵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家庭、社会困境的承受与应对。
首先，福贵作为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是《活着》展示的一个重要问题。
小说中，福贵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的大时代变革，包括解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
福贵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丧失了家庭成员，失去了土地和财产，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境遇也不断发生变化。
而电影在表现上更注重外部因素对福贵命运的影响，如政策的变动、生产劳动等。
可见，福贵的命运几乎完全受制于时代的变迁和家庭的关系，他几乎没有主动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
其次，福贵与家庭的关系也是《活着》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
小说和电影都通过家庭悲剧的揭示，展现了福贵在家庭困境中的挣扎与痛苦。
从与妻子小云的感情生活、儿子英二病重而脱离家庭的离去，到女儿的嫁妆被带走等等，福贵和他的家庭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抉择和挑战。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
与小说相较而言，由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在观影体验和叙事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特点。
本文将对《活着》小说和电影在叙事艺术上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各自的优劣与魅力。
首先，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具有较大的叙事自由度。
小说通过丰富的语言描写，展示了主人公福贵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
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心理独白，能够更加深入地刻画人物形象，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例如，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不断描述福贵的家庭成员和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家庭悲剧和命运的无常。
然而，电影《活着》则将叙事方式转化为影像语言，通过画面、音乐和演员的表演等元素来传达情感和信息。
相较于小说，电影更加注重视觉和声音的刺激，通过具体的图像来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
电影可以运用各种影像特效和摄影技巧，将主人公的命运与历史背景相结合，增强了叙事的冲击力。
比如，电影中通过景深、特写镜头和剪辑手法等技巧，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主人公经历的苦难，增强了情感的共鸣力。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的叙事方式，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故事，从福贵的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生动地呈现了他的一生。
小说将主人公的一生串联起来，更加完整地展示了他的成长和生活的起伏。
而电影《活着》则在叙事结构上做了些创新，采用了回忆和闪回的手法，使故事更加曲折有趣。
电影中交错的时间线索使观众能够通过主人公的回忆来了解福贵过去的经历，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故事发展。
此外，小说和电影还在人物刻画和情感描写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小说《活着》通过福贵的第一人称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感受，使读者更能够与主人公产生共鸣。
小说中福贵经历的苦难和思想的转变更为深入地展现出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演员的表演将人物的情感表达出来，观众能够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声线来感受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
中国当代文学《活着电影和小说比较》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关于《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活着》两个不同版本的作品都带给我了震撼、触动思考，就我的分析来看，余华的小说原著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和表达的不同。
余华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
”而在电影中，故事由富贵视角的开始：开场就是他在赌场看着皮影赌钱。
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叙述角度是由主观引入；小说中作者在叙述与老人的回忆同时进行，是以双重层次的叙述展开，而电影是以主角来铺展情节，历史阶段与个人经历共时进行。
另外，小说避免了第一人称可能带来的主观因素，不带修饰和评价，只有老富贵偶有的感慨，平和却不失内力，慢慢地揭开痛苦撕开伤口，镇定而节制。
电影主观的叙述拉近了观众的距离，直观地将苦难接连地速抛于眼前，让观者承受不及，带来极大的震撼。
二、展现形式、风格的不同。
就小说和电影本身来讲，他们所展现的形式，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音像。
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比较高层次的，作品需被人品读过后主旨要义还要经过人们的想象重现，思考总结及提炼后被感知。
而影视作品相对大众化，感染力在短时间内很强，将小说中抽象的东西具体化，通俗易懂。
文字是最具灵性、感情的东西。
它不仅是一张嘴，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更是一架机器，可以和你的心自由沟通的机器。
通过文字，我可以感受到平淡无奇中的精彩无限，波澜不惊中的激情暗涌。
电影只能给我们直观的感受~而书则可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小说属于文学形式，档次较高，而电影这是社会普遍的接受形式，比小说更加大众化；小说中的思想和主题是需要读者消化思考的，但电影直接将这些化为感知传达给观众，这是直观而强烈的快感。
《活着》小说以文字描写、展示语言、情节，刻画人物性格，用双重叙事的手段给人以“距离感”，自始至终的平静、少有起伏的情绪以及节奏平稳地叙述，让这种极简的表达方式不仅还原了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的真切与曲折，还让故事在读者的想象中重现，给予它发挥的空间。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的对比
只要活着就好——电影《活着》和小说《活着》的比较这是，活着本身的警醒；这是，死亡边缘的警醒——题记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余华【开篇】如果生活选择欺骗你，过往的一切也只随浮云飘散，那么你hi选择随风而逝吗？如果活着仅仅是为了等待死亡的一刻，眼前的一切始终是摇曳不定，那么，你以何种方式承受死亡的重量，亦或许，你无法知道答案，生与死这两个字自己也无法释怀，但背景下的中国，却是以既残忍而又赤裸裸的方式向你袒露生与死的定义，而现如今逃离当时背景下的中国，残留在我们记忆中似乎只有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惧怕，我想，这是一个生长在温室中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刻骨铭心。
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对于生存的艰难挣扎，讲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种种利弊；接二连三的死亡，已经成为小说的主线，死亡的背后，延伸的是对旧中国的社会的控诉。
【改编】在中国的大陆，这曾经是一部禁片，在国外，这是一部获奖无数的影片。
曾获法国戛纳第47届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葛优）、人道精神奖全美国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全国“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
这或许就是一个背景下的成果的展现。
葛优、巩俐这两大牌明星的加入，让张艺谋执片导演的《活着》曾风靡一时，且不论及其中的影像技巧，曾做为过一部禁片，可想而知这在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出入】作为一种文本形式，小说《活着》其所渗透出来的对社会的影响，是同属时代的的小说作品是无可比拟，不是因为她有着多么艳丽的辞藻，也不是因为她行文结构的独特，当让，小说《活着》的叙述结构无非就是简单的回忆体的形式，这仅仅只是一种正常的文体表达方式。
小说体的《活着》更多是是其中所蕴藏着对生命的渴求和对活着的坚韧，且不论及她本身的文本意义，留给我们的是对其更深层次的震撼。
且看现如今的翻拍电影版的《活着》。
无可否认，他也是时代的产物。
或许电影的《活着》让你能明显感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差距感，电影情节似乎缺少了小说中的强烈的现实感，贴近当时的政治生活是电影拍摄的出发点。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电影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尤其是对文学名著的改编。
本文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背景结构、人物塑造及命运角度进行对比解读，并挖掘存在差异的原因，认识到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质的艺术形式。
一、《活着》小说与电影细致对比性解读(一)空间背景结构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整个小说中“土地”这个空间对象就变得相当重要，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皮影戏比土地更有形式感，除了有光有色有运动，皮影戏还要人开口唱，这就使得电影的听觉语言也就丰富起来了，但是却没有了“土地”的伟大与细腻。
(二)人物塑造及命运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命运都是用文字表达的，要读者自己去阅读想象，而电影中人物是演员用表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和小说中大部分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走向死亡。
这里就以这两个点为切口来分析。
以福贵爹为例，小说与电影中福贵他爹都是在福贵输尽家产之后气死的，但是两者的处理不同：小说中他爹先是病了，等到让福贵还了债，龙二要了房子，他爹再向村里的粪缸走去时，“已经不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这才从粪缸上摔下来死了。
而电影中则直接让他在还完龙二的债后，试图去打福贵，一口气没有上来，直接气死了!所以电影中省掉了由鸡到牛的对话，电影的这种处理使冲突更加的剧烈，情节更加的简洁，但是的省略使得作品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活着》小说与电影存在异同的原因(一)电影和小说不同的生产与接受小说是作家一个人的创作，受读者接受等外在客观影响小。
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首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活动，面对小说《活着》这个文本的时候，先是经过编剧的改写，其次在拍摄电影过程中还会有导演和演员自己的理解，这样这一改编过程就至少经过了编剧一导演一演员的三层理解，很自然对原著就会有所创造和改动，家珍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通过巩俐将她表演的更加个性化的；其次是观众的接受，一部电影是否成功评价标准很多时候就是：票房和奖项，这两者其实就是一种观众接受的量化表现，小说中是每个人物的死去尤其是凤霞、苦根的死亡都太具偶然性，给人一种不可信的感觉，所以在电影中就将人物死去与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死亡的气息太浓，电影中则留下了家珍、二喜、馒头与福贵团圆结局，这样更符合人在现实生活中正向思维和心理，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艺术表现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艺术表现之比较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艺术表现之比较《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备受好评的小说。
不久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活着》并由导演张艺谋执导，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小说与电影在艺术表现上都具有独特之处，本文将对两者进行比较。
首先，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运用丰富的语言表达，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残酷。
小说中通过详细的描写和人物的内心独白，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每个角色的情感和思想。
同时，小说中穿插了许多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的思考，呈现了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索。
通过余华独特的叙述风格和富有诗意的描写手法，小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与此相比，电影《活着》通过画面、音乐、声音等多种元素来传达故事的情感和主题。
电影中，导演张艺谋运用了大量的镜头语言，将小说中的情节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的画面美学和表演技巧巧妙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音乐的运用来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
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策划和呈现，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其次，虽然小说和电影都以同样的故事为基础，但它们对于细节的刻画却有所不同。
小说《活着》通过文字的力量，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主人公福贵的遭遇和人生的起伏变化。
小说以福贵的视角为中心，通过福贵在困境中的坚强和生活的磨难，将读者带入到一个个真实而沉重的场景中。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影像语言，更加简洁明了地展现了故事的发展。
电影中，导演通过各种视觉元素的运用，让观众一目了然地感受到主人公的命运的起伏，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小说与电影对于主题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
小说《活着》更多地关注人性的探索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小说通过福贵的经历，深刻揭示了社会动荡和家庭荣辱的细微变化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呈现了残酷的人生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
电影《活着》则更加关注生命的意义和个人情感的表达。
电影中，导演把重点放在了亲情、爱情和友情的展现上，通过画面和音乐的配合，将观众带入到一个温暖而感人的故事中。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导言：《活着》是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作者是余华。
该小说以中国农民福贵的生命故事为背景，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苦难和变迁。
2003年，由于该小说的影响力和文学价值，导演张艺谋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将就《活着》的小说与电影进行比较，探讨两者在叙事艺术表达方面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一、叙事结构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以福贵的视角，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展现人物的成长、遭遇和命运转折。
整个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生命中各个阶段的描写扩展，力求展示时代变迁对生活的影响。
而电影《活着》则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闪回和镜头的跳跃，将福贵的经历与历史事件相交融，更加深入地展示了社会变革对个人命运的冲击。
二、画面表达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通过对景物、人物内心活动和对话的描写帮助读者构建感性的画面。
小说中的描写往往更加细腻和深入，读者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视觉形象的展示，借助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和摄影的技巧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体验。
电影所呈现的画面更加直观、生动，能够更好地打动人的心灵。
三、角色刻画小说《活着》通过对福贵以及周围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各个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和个性特征。
小说通过对福贵内心活动的描写，更加深刻地展示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引导来塑造角色形象。
电影往往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音效，更加直观地展示角色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四、节奏与氛围小说《活着》以行文简洁、紧凑的风格为特点，通过章节的划分和叙述的抑扬顿挫来调节节奏感，营造出不同情节下的氛围。
小说中往往以福贵回顾过去为主线，穿插回忆和现实的描写，使读者同时感受到福贵的人生历程和内心感受。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镜头语言和音效来调节节奏感和氛围。
电影中的画面切换和音效的运用可以更好地表现时间变迁的流畅和压迫感，营造出观众更为直接的观影体验。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
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安排让人觉得突兀，没有了艺术的欣赏性.删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主题，使主要线索更加明晰。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大家谈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大家谈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并改编的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的关注。
由于小说和电影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两位艺术家不同的艺术追求，使得《活着》拥有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进而产生差异性，同时也存在共同性。
不管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的《活着》，作家和导演都在讲述人如何承受生命中的苦难，讲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正如余华所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前言》)从内容上来讲，小说以“我”为叙述者，在东游西逛中遇到了老人富贵，听他回忆了苦难而平淡的一生。
电影则以正叙的手法展现了富贵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后的生活经历。
我现在从叙述视角的转变、作品色调的变化、题旨风格的演变来对比分析《活着》的小说和电影，就二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略解，并从整体角度上总结了它们各自的特色。
一、叙述视角的变化作为小说的《活着》，讲述的是“我”到农村收集民歌，遇到福贵老人，然后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福贵老人自述一生的经历。
这时，虽然“我”也存在于作品中，但是对于福贵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小说中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采取的是“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同时也是福楼拜所谓的“冷漠性”。
而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很显然导演张艺谋把“我”这个主体去掉了，直接把福贵推到银幕之前，用全知叙述的方式让观众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福贵一家的命运。
影片中也融入了导演自身强烈的感情色彩，通过黑白的色调、静态音的处理、悲凉的民族音乐来对于生离死别的场面渲染，显然让观众留下了不少眼泪。
这种变化同时显示出了余华和张艺谋的不同艺术追求，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余华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真实，这就是作家在《活着》前言中所说的:“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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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小说与电影的比较摘录：余华是20 世纪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张艺谋则是先锋小说家的“杀手”。
他们两人各自用不同的手段演绎了《活着》。
从小说到电影，由个人创作到集体的作品，虽然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在精神气质上貌合神离，但依然存在着不同演绎方式的差异。
关键词：小说、电影、《活着》、不同、艺术表现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内容简介小说叙述的是地主少爷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
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
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
首先是儿子有庆输血时被抽空而死，然后是女儿凤霞生产时大出血而死，接着便是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安然病死，然后是女婿二喜被水泥压死，最后是外孙子苦根饿后吃得太多被撑死。
福贵为他年轻时无所顾忌的胡闹和为所欲为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残暴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缘的人的生命，毫不怜惜，毫不同情，残忍到决绝的地步，直到逼迫得他自己毫无退路，成为一个深陷于孤独而无法自拔、只能与苦难为伴，与自己的象征——那头叫福贵的老牛相依为命了度残年。
每读一页，都让我们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电影中，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张艺谋比较注重温情，大幅度地减少死亡人数，让妻子家珍、女婿万二喜及外孙馒头（苦根）活下来。
小说与电影的不同艺术表现首先是背景的不同。
小说中人物生活的背景是农村，而在电影中，人物始终生活在县城；小说中的福贵后来是一个贫困潦倒的农民，一家人以耕田为生，而电影中的福贵是一个以表演样板戏为生的城市人。
先锋派作家余华是以写暴力与苦难著称的。
余华只所以把人物生活的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而事实也却是这样。
饥饿、贫穷，在解放前后期的农村是家常便饭。
福贵自从赌光了家业，从高贵的少爷沦落为困苦的农民后，以后在农村这个地点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农村所爆发的混乱与死亡，似乎都可以用贫穷来解释。
福贵被国民党抓去后，在战场上，因为饥饿，他们上演了一出争食剧。
“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畜生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得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跟野狼没什么两样。
”（《余华精品文集――<活着>》P327）饥饿往往比打战更重要，又有谁会饿着肚子去为你打仗呢？同样，因为饥饿，农村人可以为了一小根番薯而抛弃人的尊严；因为贫穷，福贵把女儿凤霞送给了别人；因为贫穷，儿子有庆上学时为了不使鞋子跑坏，在大冷天赤脚着跑去上学；因为饥饿，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撑着去干活；因为饥饿，外孙子苦根吃豆子被撑死……这催人泪下的一切，都是因为贫穷，因为饥饿。
所以说余华很聪明，定了个好背景，增强了读者对小说人物的同情，也使读者与作者对主人公的遭遇产生了共鸣，这也就达到了作者写小说的目的。
在电影中，张艺谋则把背景定在县城，而福贵的生活也不是如小说中的那般悲惨凄苦，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但还不用为三餐而担忧。
同时以表演样板戏为生，也比下地干活轻松，虽然儿子有庆与女儿都不幸死了，但依然无法引起观众的情绪上的大变动。
观众从电影以开始到结束，都可以以平和的心态去看整个片子。
这不能说是导演张艺谋的错，电影是以娱乐大众为主的，要在短短的2个小时里用镜头表现几十年的更迭，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点能够得到大众的谅解。
第二是时代特征的表现不同。
然而电影中的关于时代特征的表现，似乎是太过于突出，让人难以接受。
五十年代的中国，追求快速发展，渴望五年之内超越苏联，十年之内超越美国，全国各处都在搞大生产，大跃进。
这点在小说中体现得更加突出。
在农村实行大跃进，把各家各户的铁制物都没收了去炼钢，农民在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后，随后要面对的是无边无尽的饥饿。
没有粮食，就去挖野菜、树根吃。
没得吃了，就互相抢。
这是怎样得一个社会呢？作者在小说中倾注了对农民悲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达了其对大跃进时期政府的错误领导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的农民的盲从的恨其不争的悲愤。
然而在电影中，对于大跃进的提及，却是突出地表现领导者。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头像”随处可见。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凤霞与二喜的婚礼也是革命式的。
两人穿着革命服装，在毛主席的头像前宣誓、照相，这样的婚礼让人更多的是觉得别扭、做作，甚至是厌恶。
整个影片过分地突出时代的特征，过分地表现领导者的做法，确实让大众难以忍受，同时也影响了影片的欣赏性。
我认为这是这部影片最大的失误。
相反，小说中的对那个时期的真实反映，更能让读者喜欢。
相比之下，对电影的批判也更加激烈了。
第三是结构安排的不同。
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在小说中，余华过去肆无忌惮地使用的时空的任意移位、变形、压缩与置换，人物的陌生化、神经质、绝望感与残酷性被一种人间温情、依恋和对生命的热爱取而代之。
作为一种叙事的内在逻辑，循环依然作为一条潜在的线索在三个层次上串接起整个的结构模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而且这样的安排也使整篇小说显得层峦叠嶂，更能够吸引读者的好奇心。
整个小说体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死亡的记录，而福贵则是一个不幸的幸存者，他周围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
同时小说实质上也是一部盛衰图：福贵的家道中落却因而保命；龙二在赌场上使福贵破产却在大富大贵之时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春生春风得意地当上了一县之长，但他却在文革之中一落千丈，被迫上吊自杀……，无论是死亡的呼唤还是人生的兴衰，都令人感到一种人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宿命感，在这一循环中，生／死、善／恶、美／丑、爱／恨都不再具有原初的二元对立的性质，相反，它令人联想到了黑夜／白昼的自然而然的此消彼长，如华莱士•马丁所云：“也许我们感受到的、统一了开始与结尾的循环回归感来自自然——日夜、季节、年月，它们为人类的死亡与再生概念提供了一种模型。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安排让人觉得突兀，没有了艺术的欣赏性。
第四是人物形象的不同。
小说中的家珍在读者的眼中是一个瘦弱、娇小，尘满面鬓如霜，被苦难折磨得面黄肌瘦的女人，但即使在重重的苦难面前，她依然是坚强地挺立着，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子。
但同时她也聪明，心胸宽广。
福贵在年轻时嫖赌成性，最后落得倾家荡产的境地，但是家珍始终没有离开她，即使是被父亲接回了家，后来她还是回到了福贵的身边，与他一起面对生活的苦难。
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有情有义的妻子啊！读者在读小说时，不能不被家珍的伟大感动，被她的宽容大度而折服。
但是在电影中，家珍的形象被改变了，变得强壮。
并不是说巩俐的演得不好，只是巩俐的强壮的身躯似乎不是很适宜来演家珍这个瘦弱的女人的角色。
而且巩俐的白皙的皮肤也丝毫表现不出家珍的苦难。
这是导演的错误还是影片的特殊处理？我不是很欣赏这样的处理，我认为一部由小说改变的电影，在主题不变的前提下，对于人物的选择也不能够马虎，不然改变了人物的形象，即使演技再纯熟，对于影片的欣赏性也会大打折扣，也不能达到再现小说的效果。
还有就是小说与电影对各人物命运的处理不同。
小说中，福贵身边的亲人都一个一个地死去，而最终只剩下他与一头与他一样老的老牛相依为命。
小说中的有庆是因为输血时被抽空而死的，而他输血是为了就县长的女人。
医院的医生为了就县长的女人，不顾有庆的生命，把他的血抽干了。
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写呢？我认为作者是为了揭露当时的那个社会的恶劣，表现人们的麻木，对领导者的崇拜与敬畏。
这当中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对人们麻木的心理的愤怒。
但是电影不同，它有的只是赞扬，赞扬当时的社会的领导人，体现当时的领导人的伟大。
故事在这里已经改变了味儿，观众已经无法从中体会到小说的原味了。
还有小说对于福贵身边的人的命运的处理，使福贵的命运更加悲惨的处理，更能够突出小说的主题“活着”。
余华在小说的序言中曾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
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福贵老汉一家八口死了七口，单留下了他和一头老牛。
本该健康活着的生命都被死神无情地夺取，单留下他仿佛是为了验证人对苦难的承受极限，但老汉并没有就此否定生活。
他不是一个命运的反抗者，而是一个命运的承受者，他在这种承受中走向了达观和超脱，领悟了人世无常的宿命。
而电影的处理似乎更加人性化，更加有人情味，但是自始自终，整个影片都无法体现出“活着”的主题，即使是在台词中反复出现了“你可要好好活着啊”，“咱们可要好好活着”的句子，以加强对主题彰显的力度，可惜这种做法就已经显得笨拙，远远不是原著中那种面对自己面对命运得来的力量，那才是真正可以绵延的力量，是自己从生命里汲取，而不是生活强加过来的力量。
结束余华在小说《活着》的序言里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文字可以有绝对个人化创造，电影却必须由一干人合力完成。
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在精神气质上的貌合神离，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目光”，我们应该从不同的眼光去审视它们，欣赏他们。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余华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在有限的时间内使人们暂时脱离生活层面，进入探讨生死问题的神秘通道，至于每个人能到达的终点，是需要思想和时间来检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