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顶级人物对话2

翻译界顶级人物对话(二)

曾文雄教授对话澳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美芳教授

曾文雄教授的人脉很好，专业知识加上良好的人脉，就搭建了极佳的平台。曾教授采访张美芳教授的内容同样精彩,翻译之路与众不同,但我觉得更加让人鼓舞和欣慰.

以下内容来自于《英语辅导，疯狂英语教师版》

人物简介

张美芳，澳门大学教授。197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后一直留校任教，1981至1982年在香港大学修读英国现代文学与翻译课程，1983至1987年于中山大学在职修读研究生课程，1996至1999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香港地区首位获得翻译学博士学位的大陆学者。2001年晋升为教授。曾任中山大学英语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2002年作为访问教授应邀到英国米道萨士大学做研究及讲学，访问期间曾应邀到伯明翰大学讲学。2003年1月至今受聘于澳门大学，现为澳门大学英语系代系主任。

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的建设，是翻译研究与教学界日发关心的两大关键问题。中国的译学已经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觉醒新兴期，九十年代的梳理借鉴期，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发展的时期。在过去几年，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突破：翻译研究从传统的主观点评式逐渐转向比较系统的、多途径的研究。作者就对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方面的疑惑和看法，与澳门大学翻译学博士生导师张美芳教授进行了交流，主要内容包括翻译学研究、翻译教学，港澳与国外翻译研究与教学的突出特点，以及其作为一位出色的女性学者的治学与人生态度。一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精心的培育。翻译学科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但需要翻译研究者、翻译教学人员以及广大翻译爱好者的参与与扶植。希望此次与张美芳教授的访谈能给广大的翻译研究者和翻译教师们提供有关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可以进一步指导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活动，亦希望其治学与人生的态度能进一步鼓舞广大读者们坚持不懈，朝他们的目标努力奋斗。

翻译学的探索

Q1翻译学科的研究途径有很多，从您最近出版的《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来看，您目前比较注重语篇翻译的研究，这一研究途径对翻译学科有何贡献？

是的，翻译研究的途径的确很多，语篇分析途径仅是其中一种。传统上，人们评论翻译问题的焦点大都局限于“直译——意译”、“忠实——不忠实”这样的二分法；谈论一篇翻译文好或不好时，评论者一般仅从个人的角度，凭个人的经验和感想做出评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经验式的、随想式的、点评式的”评论；因此，传统的评论方式难以提供给后人作为参照的模式。

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途径，是以韩礼德(M.A.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为基础，对原文和译文及其使用的语境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其对等和不对等之处，并进而探讨产生不对等的原因，其最终目的是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提供参考的依据。语篇分析翻译研究途径有比较成熟的语言学理论作为基础，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也比较科学，语篇分析的变量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例如，如果想评价一篇译文整体上是否合适，可以从对原文和译文的语域分析入手。语域分析包括三个变量，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虽然这只是语篇分析的其中一个方面，但可以说明，这一途径研究的是原文和译文本身的一些客观要素，分析手段也相对客观，因而有助于解释一些翻译现象，其研究结果也可不断累积作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参照。这大概就是语篇分析途径对翻译学的最大贡献吧。

Q2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应该多元化，您如何看待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

翻译这个行业几乎跟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翻译学更是一门崭新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因此翻译研究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我在《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一书中说过：“任何一种途径，不管有多缜密，都不可能处理学科中的所有问题；任何研究手段和

方法论也不可能满足翻译研究领域各个分支的需要”（2005：11）。著名的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也说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积极地认可而不是排斥翻译学研究途径的多样性。这些学者虽然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的某些方面持批评态度，但仍然把各种研究途径看作是互补而非排斥”（1996）。

我认为，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令人鼓舞的，全世界开始对翻译研究侧目相看，贵刊策划的这次访谈就是一个例子吧。翻译研究（从世界范围来说）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探索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的洗礼，其学科地位已大大提升，研究领域也得到很大的拓展；世界各地大学的翻译课程迅速发展，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profession)，而不是传统上所说的“杂耍”；但是，其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所有关心翻译研究的人共同努力来解决。例如：我们需要对翻译产品（包括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翻译教学等各方面多做一些实证研究，需要发展有效的研究模式与方法，需要提高翻译质量、翻译教学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

翻译教学研究

Q1您从事教学20多年，请问如何才能更好地把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呢？

我自己在大学时代就对翻译感兴趣，八十年代初尝试了发表翻译作品的喜悦，此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翻译实践。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参与了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组织的《牛津大学青少年百科全书》的翻译项目；即使是我到澳门大学工作后，我也经常参与一些较重要的翻译项目。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的翻译经验都伴随着我，让我不会过于理论化。我是想说，要把翻译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首先要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基础。翻译实践和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从而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更加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这就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吧。

Q2您对我国的翻译教材做了深入的研究，请您谈谈翻译教材的现状及其研究在英语专业和翻译学专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正式出版的翻译教材的数量而言，我国应是世界第一了。我在1996-1999年为了研究之用收集了115本/套在我国（1949-1998）正式出版的翻译教材。现在，各大书店的翻译教材更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了。这些教材的内容有侧重理论的，也有侧重实践的；有综合性的，也有论述专门翻译的；总之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是好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很大；第二，人们对学习翻译的兴趣很浓。教材是教师们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和社会需求。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现一整套像《大学英语》那样为既定的教学大纲服务的翻译教材系列，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一直以来没有承认有翻译这个专业，因而也就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没有大纲要求，那只好百花齐放了。翻译教材研究在翻译专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做任何一件事情，有调查研究作基础，才会有的放矢，才会事半功倍。

Q3能否谈谈目前我国翻译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与出路？

我想，目前我国翻译教学中存在最大的不足是师资力量的不足。目前翻译专业或翻译课程发展很快，而各地都缺乏有丰富翻译经验及研究经验的老师。人才是根本，有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其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出路是有的，那就是，领导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师们也要自觉地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实践及理论水平。近年来，《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中国翻译教学与研究委员会每年都举办一至两期翻译理论研修班，参加者非常踊跃；这是可喜的，但是还不够。有条件的大学可以经常性地举办翻译教师培训班，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讲学，组织学员参与大型的翻译项目，等等。这样，我国的翻译教师队伍水平才会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