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佛经翻译

浅析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佛经翻译

作者：包布赫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7年第12期

1.玄奘的翻译观

玄奘主张应该注意原文风格，认为原文如果简单平实，译文就不应该做文字修饰。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是对佛经中一些内容音译制定的规则，这表明玄奘不完全同意意译。所以他属于“厥中”派，对于直译和意译是根据文本内容和风格而寻求方法，其方法则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五不翻”音译原则分别是：第一个是“为秘密故”，原文中一些词语，如果难揣测出其义，则不能意译;第二个是“含多义故”，原文中有些词汇意思多，不能选择其中哪个具体的意义来翻译;第三个是“此无故”，原文词语中土没有;第四个是“顺古故”，有些专有名词前代翻译已经为大家广泛使用，只需沿用无需另译;第五个是“生善故”，原文有些词汇能够唤起人的尊重之心，而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轻贱它们。

2.从翻译因素论角度分析玄奘的佛经翻译

许钧在《翻译论》（2014）一书中提出翻译因素论，他提出影响译者“译什么”和“怎么译”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点：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唐朝时期，唐朝帝王认为自己是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后代，所以在唐朝道教除武后时期，大部分都是在佛教之上的。社会对佛教的需求，迫使帝王重新重视佛教的地位。也正因为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也促使佛经翻译的兴盛和发展。

“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而言，翻译界真正对此问题予以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许钧，2014：150）在玄奘的佛经翻译中，确实受到了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十一个译场司职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那就是监护大使。之所以会有帝王派官员参与译场翻译，正是因为帝王需要对佛经整个翻译流程及翻译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以免不利于朝廷的内容流传到民众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里必然涉及“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对怀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许钧，2014：156）从这个角度看，玄奘作为翻译主体，有选择翻译文本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翻译什么”的问题。从玄奘翻译佛经前的人生经历就可以看出，翻译动机对玄奘的影响。玄奘对求得佛法的虔诚之心，和玄奘对佛法的热爱，促使他不辞辛苦，历时20余年，潜心翻译佛经。“所谓翻译观念，即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它直接体现了译

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应该说，译者进行翻译活动，都是为着一定的目的，其动机将有形或无形地始终影响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取舍，而与翻译动机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不可忽视的翻译观念。”（许钧，2014：161）玄奘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总结出“五不翻”的音译原则，对这“五”部分，他不主张意译，也正是出于玄奘想表达从天竺传过来佛经经典的原汁原味，让大唐民众能更完全地接受天竺佛学经典。玄奘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既不选择全部“质”译，也不“文”译。而对这一点，玄奘的“五不翻”正是最完美的例证。“五不翻”中，大部分都是因为梵语和汉语的无法直接转译或者不能直接转译而总结出来的。因为语言之间存在不同，所以交流起来有障碍，才会有翻译，才会有译者。那么对译者就会有严格要求，也就是对译者能力有严格要求，能否驾驭两种语言是对译者能力的重要衡量。余光中（2002）对这种能力或才能作过富有感染力的表述：“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玄奘极为符合对译者语言上的要求，他不仅对中印文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对佛教经典内容有很清晰地理解。

3.结语

对玄奘的研究，可以理解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也可以看翻译理论慢慢地发展和演化。而用翻译因素论重新理解玄奘的佛经翻译也是一种新的结合，这也正是本文的新颖之处。通过对论文的写作，也使作者重新认识到玄奘的佛经翻译对之后翻译理论的奠基作用，尤其是其对翻译过程的总结，也为之后译者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长春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