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主体与翻译成就——谈鸠摩罗什与玄奘的相似性

翻译主体与翻译成就——谈鸠摩罗什与玄奘的相似性［摘要］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从文化地位等因素解释翻译问题，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却疏于对文化系统中主观因素的体察。本文拟从动态的主观因素——翻译主体出发，探讨佛经翻译史上两位大师——鸠摩罗什与玄奘在翻译领域取得成功的相似原因，提出两位译经大师都十分重视译文的音乐性，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采取了译场的翻译形式，以团队主体的身份，组织和参与翻译活动。这种团队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翻译成就。

［关键词］翻译主体；团队；鸠摩罗什；玄奘；多元系统理论

佛教最早何时传入中国？这一问题尚无定论［1］1，但是佛经在中国的翻译，有一种看法认为始于东汉孝明帝时期。当时，孝明帝派遣12人出使天竺，其后，邀天竺沙门摄摩腾与竺法兰一道，并以白马载负经文，东还洛阳，后二僧在此开始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的译经活动。［1］4-5这一佛经翻译活动的开始，逐渐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运动［2］223-234，其后大量的佛经在中国得到了翻译。谈到翻译，就不得不谈译者，在佛经译者中，在作者看来，鸠摩罗什和玄奘最值得一提。二人在中国之所以赫赫有名，与他们的功绩是分不开的。“鸠摩罗什以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冬至长安，十五年（公元413年）四月迁化。十余年中，敷扬至教，广出妙典，遂使‘法鼓重震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法宴之

盛，今古罕匹。虽云有弥天法师为先导，慧远、僧肇等为其羽翼，然亦法师之博大精微有以致之也。”［3］194关于鸠摩罗什在翻译上的造诣，《维摩诘经序》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的确，他的译文既实现了表征上的可读性，又基本传递了佛经的教化内容，实现了二者的和合统一，可以说鸠摩罗什在尽力挽回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所说的“五失本，三不易”；其实，鸠摩罗什法师的佛教翻译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佛经翻译实践，甚至对汉语言以及汉语言文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来自于他的译本，像采用很多四字结构的“不可思议”、“大千世界”、“不可思量”等，亦可见其译本的流行程度；之于文学，由于他在佛经翻译中创新地将极具音乐性的梵语文体与中国本土的文体相融合，从而使中国文学文体增添了新的形式。可见，鸠摩罗什的功绩是至少横跨“三界”的，不仅在翻译史上，而且在佛教史上，乃至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享有显赫的地位。

玄奘法师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成形，可谓功勋卓著，影响深远，他也因此得到了“三藏”的美誉，而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则称其是“真正的，划时代的‘三藏’。①”［4］11玄奘与鸠摩罗什有相似之处，二人皆精通佛学，且都是译经大师。玄奘曾在中国四处游方，拜谒诸师，后又前往天竺，师从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学成《瑜珈》、《显扬》等论，其后又周游五竺，四处游学。期间，又因造《会宗论》平息中观、瑜珈之争，且作《破恶见论》成功回应小乘论师的攻击而名震天竺。［1］

238至此，玄奘对佛教典籍的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论及翻译，他的贡献更是名垂千古，一生共译佛典经、论75部，合1335卷［1］238，这样的翻译成就在中国翻译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未见来者；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罕有人及的，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称玄奘所译的《般若》达600卷，据说篇幅长度达圣经的84倍之多①。［4］124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曾提及玄奘的佛经翻译时说：“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到两位译经大师，就不得不论及两人的佛经翻译活动，玄奘被认为是“新译”的杰出代表，而鸠摩罗什则是“旧译”当中的佼佼者。［5］106显然，一“旧”一“新”，表明二人在佛经翻译中有相异之处。然而，还是可以找到二人的共同之处的，比如，从翻译主体方面来看，两人之间就存在共通之处，正是这些共通之处从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两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丰功伟绩。因此，本文旨在从翻译主体的视角，探讨鸠摩罗什与玄奘所持有的共通之处。

一、多元系统理论中缺失的翻译主体

翻译主体，即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而且，翻译主体在翻译研究里占有重要的位置。［6］406然而，Hermans曾指出Itamar Even-Zohar 多元系统理论关照下的翻译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他认为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模式不仅过于抽象，而且缺乏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考虑；另外，多元系统理论意识到文化系统中社会因素的介入，但实际上却极少注意政治、社会力量的关系或其他一些具体的因

素，像有着真正利益关系的组织或团体。尽管多元系统理论强调模式和形式库，它仍然是完全受文本限制的。［7］118而Edwin Gentzler 则批评多元系统理论，称其基于相对较少的证据过于笼统地推导出“普遍规律”；过分依赖于20世纪20年代的形式主义模式（根据Itamar Even-Zohar的有变化趋势的模式，形式主义模式并不适合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文本）；倾向于对抽象模式的研究，而非对文本和译者的真实限制的研究；以及这个声称是科学的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8］120-124基于上述评论，我们仍需对Itamar Even-Zohar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审视。

Itamar Even-Zohar认为，多元系统是异质的，分等级的多个系统的聚合，整个系统维持处于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发展状态［9］9-26，而这一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文学系统内部运动，正是因为文学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相互制约，竞相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才有了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这一原理诚然可以解释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翻译文学，并对主体研究给予启发。翻译文学自然也是与其他系统的文学元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包括目标以及原语文学中的规范，还有两种文学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些因素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而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又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如Itamar Even-Zohar列举，当目标语文学系统的地位逊于原语文学系统时，目标语文学系统有从原语文学系统引入新文体，或新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