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辩护词]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

[斯伟江辩护词]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 [斯伟江辩护词]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篇一 : 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短评] 李庄一案如果说没有斯伟江这篇辩护词，重庆检方不一定会作出撤诉决定。

斯伟江这一辩护词将来肯定会作为中国律师的示范教材，会上优秀律师图书的。

在律师中会说话的绝不只有斯伟江，杨学林两个人，但既会说又敢说话的，绝对要算上斯和杨两人了～李庄再次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审辩护词/斯伟江审判长、审判员: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

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

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

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

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以下是具体辩护意见: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2010年1月16日，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二审宣判。

2010年2月9日，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

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

2011年3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妨害作证罪，侦查终结，移送江北区检察院。

2011年4月2日，江北区检察院将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起诉到江北区人民法院。

根据以上毫无疑问时间节点，辩护人对程序上提出如下意见:一，江北区公安局无权管辖本案，本案从侦查开始程序上就违法。

从来没有一个案子是因为法院有管辖权，就可以推断公安局有侦查权，因为法院永远在公安局之后，中间还有一个检察院，这等于孙子先出世，再生出爷爷，既违反自然规律，也违反法定程序。

任何法院无侦查权，本案也不例外。

因此，不能因为法院有管辖权而推定公安机关有管辖权。

江北区检察院2010年1月17日接到举报时，应按照刑诉法的24条的规定，应当将本案移送到犯罪行为地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管辖的规定非常清楚，第18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应该由公安机关侦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举报中心对于所收到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审查，并根据举报线索的不同情况和管辖规定，在七日以内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自首人。

……”《公安刑案规定》第十五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根据《刑诉法》第八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

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刑诉法第24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合适的，可以由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4条，对于举报，不属于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通知报案人。

本案犯罪地在上海徐汇区，被告人居住地在北京。

重庆江北区检察院应当将本案举报线索移送给徐汇区公安局。

综上，以上是一环扣一环，法律规定是严谨的。

无论从那个环节，本案都不应有重庆江北区公安局侦查、江北区检察院起诉、江北区法院审判，江北区公安局对本案无任何管辖的法律依据，检察院起诉也无依据，法院审判也没有依据。

第二，所谓合同诈骗重罪吸收妨害作证的轻罪，以此并案侦查也没有法律依据。

从控方提供的材料看，李庄宣判当日，既发送龚刚模表弟举报李庄李庄涉嫌合同诈骗，次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立案侦查。

似乎江北区公安局试图以重罪吸收轻罪的方法来行使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案的管辖。

然后，所谓的合同诈骗案，江北区检察院都没有起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案都不成立，根本就无案可并，不能以一个不成立的案件来实际行驶一个对此本无管辖权案件的管辖。

要借力也得有力可接，不可能凭空来一个借案管辖。

如此玩弄法律，法律岂是失足妇女,如此可以，按照逻辑，全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虚构在重庆有一个重罪，然后把其他地方的案件吸收过来，再撤销重罪，重庆公安局成了全国的公安部，甚至，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总统都管辖进来。

这种荒唐的逻辑，如成立，刑诉法的地域管辖的规定还需要吗,第三，法院以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行使原审法院管辖权，前提不成立。

贵院宣称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行使对本案的管辖权。

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犯罪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合适的，可以由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依照前面所列时间表，本案“发现所谓漏罪”在二审宣判前，不存在服刑期间发现的事实，贵院援引的法条前提不成立。

魔鬼藏在细节中。

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发现犯罪”定义无相关司法解释，然后，不管以哪种解释，都无法证明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如发现所谓漏罪时间为本案接受举报时间，则2010年2月9日之前对李庄妨害作证案的判决应予撤销。

如果将“发现漏罪”定义为发现犯罪线索如举报，那么本案发现李庄涉嫌漏罪应当在二审宣判前，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1993年给江西高院的批复3号规定，当时的二审法院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将两案合并处理，由于所谓漏罪是同种罪，对李庄不实行数罪并罚[1]，。

江北区公安局、检察院，没有理由不知道李庄案当时为二审期间，因此，江北区检察院把案子藏起来，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是一种涉嫌渎职行为。

即使构成犯罪，李庄也只要受一次审判，检察院凭空把李庄变成两次审判，不也是一种涉嫌违法行为吗, 如果把“发现漏罪定义为龚刚模合同诈骗案，那么该罪实际并不成立，无法依据合同诈骗罪的依据来管辖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这等于张冠李戴，能套得上吗,法律依据何在,如将发现漏罪时间定为本案公安立案侦查时间，也是无稽之谈，公安都没有任何证据，凭什么立案,通过查阅本案案件可以发现，本案江北区公安局立案调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时，就是李庄原妨害作证案二审宣判的次日，当时，除举报材料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

什么证据都没有的立案，违反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第159条，甚至162条。

立案侦查。

首先必须有发现“犯罪事实”，在只有徐丽军的举报，江北区公安局就能断定李庄有犯罪事实,提审李庄关于涉嫌妨害作证都在2010年11月之后，公安2月11日就立案，岂不是神仙,如国际歌所言，世上没有神仙，江北区公安局如果这种做法，只能推定，公安机关不不择手段，违法管辖。

如是，如以立案时间定发现漏罪时间，变成公安机关可以随时界定发现犯罪时间。

退一步讲，即使依据本条规定，江北法院有管辖权，也不意味着江北公安局有侦查权。

不能倒因为果。

法院的是审判管辖权，而公安是立案侦查管辖权。

两者不同。

如果李庄案，江北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能管，那么，徐丽军涉嫌构成伪证罪，谁来管辖,如果徐丽军归上海管辖，上海管辖了吗,重庆公安局移送犯罪线索了吗,第四，其他程序严重违法的事实本案中，李庄在2010年2月9日宣判后，次日被送到南川监狱，蜻蜓点水，手续都没办完，就回到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超过1年的有期徒刑应当送到监狱。

本案李庄实际服刑地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案卷在2010年8月之前，公安机关没有任何侦查材料。

实际上是强行把李庄从应当服刑的监狱放到看守所服刑，剥夺了其在环境相对宽松监狱服刑的权利。

这是严重违法的。

本案侦查期限长达一年多，中间没看到任何合法延长法律文书，江北区公安局严重违反刑诉法的期限规定。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对此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能何在,李庄在长达一年多的侦查过程中，没有享受接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

卷宗之中，只有涉嫌合同诈骗罪的会见。

李庄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法律规定侦查阶段请律师的权利。

这个违法，检察院有没有进行监督,本案看似100多号人来旁听，但是，法官对家属要求有派出所证明才能进去，这样的要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官出示法律依据。

其他公民申请旁听，也被拒绝，而法庭上，从开庭开始，第一排的座位就只有两个法警坐。

这样的审判完全违背了公开审判的规定。

辩方提供的李庄和徐丽军的录像，是为了反驳控方提供徐丽军笔录中，涉及所谓李庄教唆其在朱立岩死刑案件中作伪证，录像显示，李庄让其客观，实事求是，在同一份笔录中，徐丽军会诬陷李庄在朱立岩案件作伪证，可想而知，徐丽军指控李庄在孟英案的伪证，是靠不住的。

这样的证据是反驳控方证据的，法庭说与本案无关，显然是违法的。

结论: 一个本来就无管辖权的案件，非得强拿到重庆来管辖，所以，才会有拼凑，才有强词夺理，千疮百孔。

辩护人不谈有什么目的和动机，我们只是强调，这样的侦查、起诉、审判一点合法性都没有。

合议庭做出的任何判决，都将是枉法裁判，为历史所耻笑，同时，也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李庄并没有引诱、教唆的证人改变证言。

实体上，李庄并无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事实，公诉机关起诉证据严重不足。

一:本案的取证程序违法和证人可信度极低1，取证程序严重违法由于本案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公安分局都没有管辖权，侦查主体全部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