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率领川军出川作战的背景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作战的背景

作者：高松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为抗日救亡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川军出川抗战更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刘湘率领四川军人服从抗战大局，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出川抗战，对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者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八年抗战中，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四川总共出兵共计340万，包括40万川军部队和300万壮丁。抗战开始后，出征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扩建为6个集团军，即22、23、27、29、30、36集团军还有43军第26师、第88军、独立35旅。兵力在12个军40万人以上。抗战八年，四川（包括西康）提供了300万的壮丁，充实前线补充兵员占全国实征1405万余人的20%。四川平均14人即有1人当兵，抗日各战区、各战场几乎都有川军参战，以致当时有“无川不成军”之说。[1]（P2）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四川民众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3月8日“四川抗日救国会”发动成都8万多民众举行“请愿出兵”大游行。群众高呼“全川民众团结起来，督促川军出兵抗日！”“借故不出兵，便是卖国贼！”等口号[2]。刘湘也奉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开始积极筹划“川军出川抗战”事宜，并向中央政府多次请示办法。

四川各地不仅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对各地抗日运动也采取支援。1936年绥远抗战中，重庆的江、巴两县为慰劳抗日守土将士成立“国民贡献一日推行委员会”“并将各方交存中国银行及中央银行慰劳捐款共有一万余元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由中央、中国两行先行电汇一万元整数交军委会代收转发前方”，重庆妇女界也举办“援绥游艺募捐”从1937年1月16日到18日共得捐款八千余元。“各地踊跃募捐”雅安各界也组织“绥战慰劳会”截止1936年12月16日已募得一千元。[3]日益高涨的救亡浪潮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战。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蒋介石因忙于与新军阀之间的混战，无力顾及四川，只得采取扶植刘湘让其互相兼并的策略。随着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地位的巩固和刘湘在四川优势地位的确立。蒋刘之间的“蜜月期”也宣告结束，他们之间的矛盾也突显出来。蒋介石趁红军长征时经过四川，让刘湘对抗红军并妄图使其两败俱伤。1933年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各部归刘湘指挥，但据刘湘云，邓、田各部对他的作战计划采取阴奉阳违的态度，所以对川北红军始终没有办法。[4]（P56）蒋介石对刘湘的失败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借机派兵入川助剿，最后经过双方讨价，蒋介石虽然没有达到派兵进入四川腹地的目的，

但是却在重庆设立了参谋团。这就使他终于在四川打下一个楔子为统一四川奠定了基础。

[5](P31)参谋团抵达四川后，暗用分化手段瓦解刘湘的部队，以达到孤刘、去刘的目的。[6]（P226）

在被蒋介石分化过程中，刘湘派他的心腹要员驰赴全国各地联系反蒋力量以对抗蒋介石的统治。在此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他在促进刘湘思想转变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刘湘派张斯可去北方联系冯玉祥，张斯可对冯谈得很具体，首先他说了蒋介石对刘湘的阴谋和刘湘所处的困境，并请冯玉祥指示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其次请冯派员帮助训练官兵；再次希望冯向各方面进步势力解释刘、蒋之间的关系，以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冯玉祥当时就答：（1）抗日才能救国；（2）承诺派人帮助训练部队，人选决定后有兴亚（我）通知；（3）只要刘真主张抗战和直接参加抗战会受到全国各方面的欢迎，误会自消。会见之后张斯可颇为满意。[6]（P226）后来冯玉祥派代表高兴亚来川，高兴亚结合冯玉祥的自身例子和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劝说刘湘。刘湘听了之后兴奋地说道：“抗日的道理张斯可、傅春吾都说得很明白，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事，是全国人民的事，是全国人民渴望的事，也确实是我进入全国政治舞台的大好机会，虽败尤荣，我不迟疑。”[7](P22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对推动川军出川抗战也起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约在1935年春夏间，中共派张署时约同盟会会员傅春吾一道入川，一面为配合红军北上做工作，一面相机与四川军政要员建立关系。在他为傅春吾代拟的给刘湘的信中，直言四川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刘湘能做民族英雄，团结抗日势力，反对妥协投降，并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7](P221-222) 此后黄谷子又奉命与刘湘接触，希望他能坚定认识，并做出比较明确的表态，刘湘10月底还接受了把《成都快报》改名《建设晚报》的建议，并以此作为宣传抗日，提倡民主的阵地，对该报每月补助四百元。后来党又派罗世文、李一氓来川军工作，他们在为刘湘出谋划策，宣传中共主张，策动川军抗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另外1937年刘湘派张斯可、刘亚休为代表去广西（以张斯可为主）与中共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川、桂、红协定》，这可以说这是刘湘同中共发生联系以来形成文字条款的唯一重要文件，它也表现出了刘湘的政治倾向和决心。

芦沟桥事变后的第三日，（7月10日）刘湘即电呈蒋委员长，请缨抗日，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8]。四川的一些老国民党员朱叔痴等46人也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声援华北，请求川军出川抗日[9]。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李家钰等也继刘湘之后请缨抗日。这时全川上下要求出川抗战的气氛高涨。

8月7日刘湘乘飞机到南京出席中央召开的国防会议，刘湘在会上第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最后指出“竭力抗战，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担”[10]（P68），刘湘的这一言论对抵制当时的对日妥协主张起了很好的作用。1937年7月25日他命令绥署直辖各军、师长于三日内弛返原防“遵令整军”，8月整编告竣。川康整军的胜利完成为川军出川抗战奠定了基础。[10]（P505）

“八·一三”凇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川军为第二路预备军，辖两个纵队，分两路出川，并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从此川军开始为全面抗战做准备，并在抗战史上谱写新的篇章。

二

作为四川军阀（实力派）的代表，刘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一直致力于四川内部的纷争和权力争夺，他似乎并不热心于川省以外的事务，甚至“直到1934年以前还没有跨出四川省界一步”[11]（P29）。也正是由于他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微妙关系，使其在出川抗战年之前一直作为四川的实际统治者。

在带领川军出川抗战之前，刘湘的胃肠病虽然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面对军队的开拨，对于视军队为自己生命的他仍然坚持要亲自前往前线。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从刘湘等地方军阀（实力派）手中夺取四川的计划，不管是参谋团入川还是后来蒋介石在四川推行的财政改革，以至康泽领导的别动队1936年初在四川采取的“鲁莽活动”，都可以说是在挖刘湘的墙角。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政策也使刘湘产生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央政府中至少某些人是希望他下台的[11]（P153）。面对部下劝说他留川养病，他曾说：“我的部队已大半开赴前方，我自己不去看照，恐将不被蒋慢慢吃光。”

[12]（P120）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刘湘对抗战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为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当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还持观望态度，这对于抗战大局是十分有害的。刘湘在民族危亡之际带头请命，并发表《告川康军民书》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抗战的决心。抗日民名将孙震后来评论说：“吾人于此实深佩刘湘先生明大义、识大体”，“实不愧川康地区的领袖人物”。后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长，谓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并积极联络各省，主张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在他的号召与联络下，四川的邓锡侯、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晋绥的杨述源、傅作义等，广西的李品仙、夏威、廖磊、周祖晃等，云南的孙渡、张冲等也纷纷表示抗战，全国的抗战精神为之一震。地方实力派的大量参战，对于扭转抗战态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地力实力派军队“拉头揽，打先锋”，奋战在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无役不往，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能比。

其次，川军的出川抗战大大加强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力量。广大川军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精锐的日军，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妥协投降的决心，也为友军树立了榜样，川军将士对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直到逝世前，刘湘仍不忘在他的遗嘱中嘱托四川军民“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是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

[13](P256)。对于刘湘的逝世当时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评论说“他在过去怎么样我们可以不论，但是从这次抗战开始以后，他是统一战线的一个有力分子……现在不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