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
书法视域下的秦汉金文类型刍谈

852023/04 No.254一、秦汉金文的概念与范围金文因文字铸刻于青铜器物之上而得名,上古称青铜为金,故称之为金文。
以载体定名的文字类型除金文外,还有石刻文字、简帛文字、玺印文字、陶文等。
从宏观角度上来看,金文应该是涵盖了所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其中也包括了玺印文字;从微观角度上来看,金文是指商周至秦汉时期以篆书(包含少量隶书)式样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金文是商代金文。
商周时期青铜制造业不断进步,青铜器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商周宗室记功礼乐器上的铭文之外,还有玺印、诏版、权量、兵器、符节、车马器、货币、镜、灯、炉、盥洗器、带钩等器物上的铭文,战国晚期青铜器逐渐呈现轻巧简素的特点。
秦统一以后,青铜器具主要以度量衡和印章居多,至汉代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趋稳定,铜器的制作在数量和种类上达到了十分可观的规模。
本文谈及的是秦汉时期的金文,其载体大致为礼乐器、兵器、度量衡器、车马器、玺印、杂器六类,其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玺印文字风格多与两汉时期相近,故三国两晋南北朝玺印文字也列入本文探讨的范围。
王辉、陈昭容、王伟所著的《秦文字通论》中未将玺印文字收录其中,但是通过考察比对可以发现秦代玺印文字的风格与当时诏版文字相近,并且其亦是以铜器为载体,因此应该将秦代玺印文字归入秦代金文的范畴之中。
汉代铜器文字的载体相较于秦代更加宽泛,徐正考在《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汉代铜器的分类。
[1]本文从书法风格的角度出发,对秦汉金文的基本类型进行分类。
二、秦汉金文的风格特征秦汉金文作为书法创作的一种素材被运用,可以上追到清代晚期。
篆隶书创作的兴起可以说从明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萌芽,到清代康乾年间受文字狱的影响,篆隶书创作的作品大量出现,到晚清时期,又有一部分书法篆刻家从新出土的材料,如瓦当、镜铭等古器中汲取创作素材,化古为新,风格迭出。
从书法的角度上看,秦汉金文并未像秦汉碑刻文字那样整饬森严,有些刻画相对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秦汉金文在这一历史时间段中的风格特征:点画平直,间有曲笔,方圆兼备,字形大小长短各随体势,章法或整齐划一,或穿插错落,体现出与秦汉石刻迥然不同的风貌,受到众多书法篆刻家的关注。
金文的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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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的发展研究报告金文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指商代和西周时期所刻划的铭文和序文的书法体裁。
金文的发展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字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
本文将对金文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撰写一份700字的报告。
首先,金文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代的金文主要出现在牛骨和龟甲上。
商代金文以卜辞为主,具有明确的文书性质,主要用于卜筮和记录祭祀事务。
商代金文的特点是笔画粗犷、直线条简洁,刻画力度强,整体给人一种朴素厚重的感觉。
同时,商代金文的文字形态也已经逐渐具备了后来金文的基本特征,如尖峭的笔锋和方正的构图等。
随着西周的兴起,金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西周金文的出现标志着金文开始具备了宣扬政治意义和展示统治权威的功能。
在西周,金文主要刻在青铜器上,多用于记录祭祀、宣扬王室的威望,以及表达国家统一与安宁的意义。
西周金文的特点是笔画瘦长、纹饰繁复而富有变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质。
在金文的发展过程中,还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流派,如楚、秦、战国等。
每个流派都有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和特点,反映了当时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
其中,楚国金文以篆书为主,书写简洁工整,给人一种刚劲有力的感觉。
秦国金文则更加偏向于隶书,结构严谨而有力,体现了秦国强大的集权思想。
战国时期的金文则不拘一格,对于笔画形态和结构都有较大创新,展现了当时百家争鸣的复杂局势。
总的来说,金文的发展是受到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影响的。
从商代到西周再到楚、秦、战国,金文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金文不仅是文字的书写形态,更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通过对金文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邹芙都马超: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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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芙都马超: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讨论“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终归一秦。
两周之世究竟有多少古国,如今已无法确知,不少古国在传世文献中仅是一鳞半爪,相关记载更不乏龃龉之处。
随着两周金文材料的不断面世,一批文献失记的古国也随之“重见天日”,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传世文献中从未出现,仅通过金文资料为人所知的古国;二是在传世文献中以城邑名、郡县名等非国名形式出现,在金文中以国名形式出现的古国。
我们将上述文献失记的古国统称为“佚记古国”。
佚记古国的发现及相关研究,不仅具有“补史”作用,还可以通过考辨其地望、族姓、婚姻、礼俗等,为探究周代分封制度、邦国关系、社会经济、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线索。
从目前来看,西周佚记古国的相关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共识。
然而,由于在国名考释、史料解读、线索系联等方面的分歧和差异,对部分佚记古国的判定及其族姓、地望等问题的认识仍存有较多争议和误解,使佚记古国在“补史”方面的重要价值未能充分发挥,相关研究亟待深化和理清。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西周金文资料,通过综合考虑人物称谓、铭文史实、墓葬信息等各项内容,鉴别典籍与金文国名用字间的通假、代称等现象,对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与辨析,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与深入讨论。
一、讨论相对充分的佚记古国通过对先行研究及相关史料的爬梳,有关鄳、緐、霸、、相、散、、的讨论相对较为充分,但因国名用字缺乏字义、字音上的线索,铭文内容的理解又往往因人而异,而不同史料中的古国信息又难以直接对应,因而学界在其国名释读、是否为古国、与文献国名对应关系及其族姓、地望等问题上仍有较多争议。
随着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日益增加以及古文字考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为解决这些佚记古国的史实分歧提供了契机。
(一)鄳鄳国之名见中觯(《铭图》10658):“王大省公族于庚(唐),振旅,王赐中马自侯。
”据“侯”之称,知为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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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也不可考。所出方鼎与 M28 曾侯的相同,从铭文可知也是 M28 曾侯所作。
M27 号墓的白生铜盉铭文“白( 伯) 生作彝曾”,研究者或谓“伯生”即 M28 曾侯
的私名,可备一说。
因为寻找 M28 墓主,M28 和 M65 曾侯甗、侯盉的铭文曾引起我的注意。二
器的铭文分别为: “曾侯 彝”( 图 4) ; “侯 彝”( 图 5) 。整理者均释为“用”,于 图 4 叶家山 M28∶ 159
宽 5. 7—6 米、深 9. 2 米。规格超过曾侯谏墓 M65,在叶家山属于第二大墓。出土青铜器、原始青瓷、漆
木、玉石等器物 662 件。其中青铜礼器 27 件以及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铜钺。该墓出土铸有“曾侯谏”的
铜器比曾侯谏 M65 的多,出土曾侯谏为夫人媿氏所作之器比曾侯谏夫人 M2 的多,整理者说墓中所出没
因此此第二个形体也可释为“周”,也不能排除是人名的可能性。如有可能,则
M28 墓主人即为“曾侯周”; M65 侯盉铭中的“侯周”,当为“曾侯周”。M65 出现
M28 墓主人的器物,这是儿子的器物出现在父亲墓中的现象,也很正常。若如 图 5 叶家山 M65∶ 34
此,则 28 号墓主人名周,“伯生”当其为太子时的名号,伯为排行,其即以长子身 侯用彝盉鋬内铭文
琱生鍑与厉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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琱生鍑与厉王事件程一凡【摘要】2006年杪琱生鍑自陕西扶风出土,与传世的召伯虎簋、琱生簋恰好拼成一个连贯事件.由于铭文解读难度较高,学界至今尚未提出一有说服力之解读.宗法制度为西周最基本之规范,经由其大、小宗区别的规律,铭中人物称呼乃得正确解读.再透过三铭比较,可明显看出叙述内容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言的私家诉讼,而是大家族召氏欺君瞒粮的曲折故事.此器的出土为中国税制史翻开重要的首页.【期刊名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7)004【总页数】8页(P13-20)【关键词】周厉王;召伯虎(穆公);周召共和;中国税制史;宗法制度【作者】程一凡【作者单位】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台湾桃园 3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24一绪言同铭琱生鍑一对(2006FWXJ1:7-8)① 另有一种显然源自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豆形器”,学者如刘莉也称之为“铜鍑”,但形制、器谱与本文所论器差别较大。
本文之器多数学者称为“尊”,为何称“鍑”见本文第三节。
参考刘:《铜鍑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3期。
于2006年底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地下窖藏与多件青铜器同时发现、发掘。
[1-3]与琱生有关的名器传世已有五年召伯虎簋(有讹名之为五年琱生簋的,以下称甲器)与六年琱生簋(以下称丙器)二件,20世纪中晚期又著录了三起琱生器(琱生鬲、琱我父簋与盖)。
[4-6]扶风新出土的二器(以下通称乙器)铭自出土、公布以来各方解读成果不下二十余家[7-13],惟所执不一,而推敲犹悭得当。
我们先把时间框架建立。
所幸三器铭皆著年月日:甲,五年正月;乙,五年九月;丙,六年四月,迹事本末前后联贯。
则该鍑之出现正可解仅有甲、丙二传世器时所未可解之疑迷。
惟三器的所谓五至六年属西周何王则为必需解决之问题。
好在多数学者已认之属厉王时期,持此意见有李学勤、朱凤翰[14]、早期林澐[15]、冯时等家。
综合各种因素、条件来看,这框架是正确的。
西周时期文字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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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文字浅说西周时期主要文字资料是金文。
笔者通过梳理,将西周金文从概念、特点及记载的类别上加以说明,旨在强调和说明西周文字对汉字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标签:西周;金文;铭文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文字有甲骨文、金文、陶文等,主要以金文为主。
周初的甲骨文出土并不多见,比较集中的是1977年、1979年在陕西省岐山县、扶风县一带考古挖掘出土的周原遗址以及随后在河北、北京等地方考古发现的西周甲骨文,其中300多片有字。
这些甲骨文的内容丰富,对研究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一、金文概说金文,是指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在先秦,“金”可以称铜,所以在青铜器的文字一般叫做金文。
因为礼器中鼎的数量是最多的,所以有人用鼎来作古代铜器的代表,上面的文字叫做钟鼎文,也称为铜器铭文,简称作金文。
二、金文特点由于金文是先用毛笔描写在模胎上,然后再刻字,最后铸在铜器上的,所以字体正规,字形整齐,笔划圆肥,故更具有象形的意味。
西周金文有以下主要几个特点:第一图形绘画的成分慢慢在减弱,笔画呈现线条,曲线呈现平直,文字便于书写;构字方式日趋统一,字形日益固定;语气词“呜呼”、“哀哉”之类也渐出现;不常出现新的象形字,而形声字却明显增加。
三、铭文的记载工具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
鼎(dǐng)古代烹煮用的器物,指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有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
西周以后,“礼崩乐坏”。
战国时青铜器重又回复为日用器具,长篇铭文已非常罕见。
四、铭文的记载各类事件1、有关于政治的利簋的铭文,32个字,这篇铭文写了甲子日周朝人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说的是在辛未这一天,武王在郑州,赏赐给官员了一部分铜,利就是用铜来制作成祭祀的宝器。
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周朝历史】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周朝历史】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关于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灼然无疑的。
但是,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发现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诸侯的五等爵名并无定称。
针对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矛盾现象,国学大师王国维率先撰《古诸侯称王说》一文,旨在强调“古者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内自有称王之俗”[1],但并未否定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
其后,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一批学界名宿,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遽然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2]。
他们的论断也就成为在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说法。
最近,王世民先生从金文材料出发,吸收了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一些记载,采取“既注意各该器物的年代和国别,又要把那些诸侯的生前与死后追称区别开来”的方法,重新研究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得出了与《公羊传》所载“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大体相同的结论[3]。
无疑,这就把周代五等爵制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当然首先要依据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往往零星不整,带有很大局限性。
所以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须把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与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考察。
鉴于王世民先生已将周代金文中的五等爵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证,所以本文拟对先秦两汉文献所载的周代诸侯五等爵进行一番探索。
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
一周代的所谓“爵”,就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
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的五个等级。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
”《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
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1-7)

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1-7)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二、周中期金文周中期金文主要指周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时期的金文。
这一时期的金文逐渐脱离了商代和周初的风貌,用笔上的肥美逐渐变为以线为主的中锋,象形和修饰意味也渐渐消失。
方圆笔兼用,字形渐方,端庄匀称,章法谨严,通篇美观。
至此,西周金文书法的风貌基本形成。
布局上出现有界格,但有收有放,不被界格所约束,生动大方,自然多变。
一" name=image_operate_17741317522390718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2"real_src="/DownloadImg/2012/ 11/1620/28272643_2"> 【文物原属】西周时期盛食器【文物现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简介】高22.9cm,宽32.8cm,重4.94kg。
簋圆形,敛口,鼓腹,有双耳,耳上端雕铸兽头,兽角呈螺旋状,圈足,圈足下为三兽形扁足。
有盖,盖上有圆形捉手。
盖顶与器腹饰瓦纹,盖沿、颈部和圈足上饰重环纹。
盖器同铭,10行97字:一" name=image_operate_8281317522400421 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3" width=482 height=383real_src="/DownloadImg/2012/ 11/1620/28272643_3">师酉簋shī yǒu guǐ一" name=image_operate_60811317522362312 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4" width=690 height=396real_src="/DownloadImg/2012/11/1620/28272643_4">西周师酉簋铭文一"name=image_operate_99191317522362375 alt="[转载]西周金文的分类(鼎盛期)师酉簋一"src="/DownloadImg/2012/11/1 620/28272643_5" width=356 height=400real_src="/DownloadImg/2012/ 11/1620/28272643_5">师酉簋铭文拓片译文: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
试说周代金文人名称谓中的“长”、“旁”及其宗法内涵

53
昜旁曰: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 休,用作父丁尊彝。(昜旁簋,《集成》4042、4043) “昜长”与“昜旁”在称名结构上基本相同,其中 的“长”、“旁”二字,无外乎用作贵族私名或特 殊身份称谓两种可能。欲辨明其具体内涵,还需 联系其它金文资料。宋人著录西周早中期之际 的高卣盖铭(《集成》5431)云:
1 刘昭瑞:《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广州:中山大学出 版社,2000年,第119页。黄铭崇先生则将“㠱长”理解为“亚 㠱”、“亚长”和“亚”三个族氏。参见黄铭崇:《甲骨文、金文 所见以十日命名者的继统“区别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第76本第4分,2005年。 2 朱凤瀚:《商周金文中“亚”字形内涵的再探讨》,陈光宇、宋镇 豪主编:《甲骨学与殷商史》(新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第201页。 3 何景成:《“亚”族铜器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148—155页。 4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267页。 5 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青铜器与周初的燕》,《新出青铜器 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6 朱凤瀚先生已指出,西周早期燕国地区出土㠱氏铜器,说明其 族在周初分封时曾有一部分归属于燕。参见朱凤瀚:《中国青 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11页。 7 据己侯貉子簋(《集成》3977)、己侯鬲(《集成》600)、㠱侯簋 盖(《新收》1462)及㠱孟姜匜(《集成》10240)诸铭所示,周代 姜姓纪国的国名亦作“㠱”或“己”。1983年,山东寿光益都侯城 故址出土了一批晚商青铜器,其中5鼎、5爵、3觚、1尊、1卣上 皆铸有“己竝”字样的复合氏名,此外尚有1件铜刀和2件铜锛铭 “己”,“己”即姜姓之纪(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 批纪国青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西周纪国与周王室结 为姻娅之亲,所受周文化的浸淫既久且深,其贵族成员最终放 弃了使用族氏铭文的传统习俗,与本文所讨论的“亚㠱侯”之 族无关。 8 按“亚㠱侯”器铭的“”字普遍铸在“亚”形之外,而高卣 则将“”字置于“亚”形框内,但这种差异对铭文内涵而言并 无本质影响。例如,1957年山东长清兴复河北岸出土的 族铜 器中,鼎铭(《集成》2111)的族名“ ”位于“亚”字形内,而爵 铭(《集成》8778)该字则被安排在“亚”形之外。
黄金卷02(全国卷新教材)(解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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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高考·黄金8卷】备战2024年高考历史模拟卷(全国卷专用)黄金卷02·全国卷新教材(考试时间:60分钟试卷满分:100分)第I卷(选择题)一、选择题:本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要求的。
1.西周金文中的“伯”作为称谓,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贵族男子的排行,与仲、叔、季经常作为同一家族内部兄弟之间的称呼;二是作为诸侯或采邑主的爵称。
下图是伯由“排行”到“爵称”的大致轨迹。
这一过A.藩镇割据减弱中心集权B.政府重视减轻农夫经济负担C.政治斗争加剧农夫起义D.土地兼并盛行威逼租庸调制【答案】B【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依据题干设问词,可知是正向题。
依据题干关键信息可知精确时空是:唐朝时期的中国。
依据材料可知,从唐德宗到唐文宗时期,皇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两税(指户税和地税)之外滥征赋税。
这反映了两税法的实施防范重复以前赋税滥增现象,减轻农夫的经济负担,B 项正确;材料并未涉及藩镇割据与中心集权减弱的状况,排解A项;材料虽有政治斗争,但没有农夫起义问题,排解C项;材料虽涉及租庸,但未涉及土地兼并,排解D项。
故选B项。
4.宋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变化莫过于改道为路,每一路各设四个监司官,称为帅、漕、宪、仓,分别掌管军政、财赋和刺举、邢狱、常平仓和农田水利等诸多事务。
诸司互不统属、互异互补、互申互察。
这一设置在当时A.推动了刺史制度的形成B.消灭了权力失衡的现象C.不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D.造成了运行机制的迟缓【答案】D【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次题干的提示词,可知这是影响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精确时空是:宋代中国。
依据材料“每一路各设四个监司官,……诸司互不统属、互异互补、互申互察”可知地方分权过细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简洁造成运行机制的迟缓,D项正确;依据所学可知,刺史制度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排解A项;依据材料“每一路各设四个监司官,……诸司互不统属、互异互补、互申互察”可知,这一做法从不同方面对各州进行监控,体现了权力制衡原则,排解B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宋代在地方设四司,从“军政、财赋和刺举、邢狱、常平仓和农田水利”等不同方面对各州进行监控,从而减弱了地方,加强了中心集权,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排解C项。
浅析西周金文中的国族区分

102浅析西周金文中的国族区分郭军涛 向 野(四川博物院)考古与文物 2019年第3期关键词:金文,某伯,阶位,封国,宗族摘要:本文将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铭文为“某伯”的有铭铜器进行了梳理,再结合与之相关的仲叔季铜器,发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某伯”根据金文和文献资料可确定其阶位并非为伯的,则“某伯”当为行辈称谓,此类铜器可称之为“某国”青铜器;一是“某伯”阶位不可考,此类“某伯”不能笼统地界定为阶位,其中当有不少为行辈称谓。
笔者建议,将此类铜器命名为“某氏”青铜器,而不宜称之为“某国”青铜器。
KEY 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X Bo, Bureaucratic rank system, Vassal state, Lineage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with the term X bo (伯). In juxtapose with related bronzes such as Zhongshuji bronzes, the term bo includes two categories. For the first case, the term bo was used to represent a rank i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instead of a peerage title. In this case, the term bo also means a position in the genealogy. Therefore, bronzes with this term can be called bronzes of X state. For the second case, the meaning of bo cannot be clearly defined, even though some of them were used to refer to a position in the genealogy. Therefore, bronzes with this kind of inscriptions are better to be named bronzes of X lineage rather than bronzes of X state.在有铭铜器中,有一类铭文为“某伯”,此类器物以两周时期最盛,如有“伯”“霸伯”“倗伯”等铭文青铜器。
华夏五方之民——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华夏五方之民——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而文献中明确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记述,大概出现于战国。
《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学习古代官制时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这是指四方之夷,而《论语》中未出现“东夷”、“南蛮”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称谓。
《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莅中国而抚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
《孟子》中虽已出现“东夷”、“南蛮”等称谓,但在《孟子·尽心下》说:“君好仁,天下无故焉。
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征而西夷怨。
奚为后我!”证实孟子所说“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
《管子·小匡》和《礼记·王制》中关于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习性、语言、衣服、器用等不同的记载。
《管子》为战国中晚叶齐人追叙,虽依据了管仲相主而霸的事迹与言论,但所指五方之民,方位整齐的观念,是战国中晚叶成书时对齐桓公霸业的概括。
《礼记》则是西汉中叶学者们依据先秦材料所作。
以上征引两书的记述,说明战国已出现的五方民族整齐配合的观念,到西汉得到了确立。
华夷五方配合,只是战国秦汉受华夷大一统思想支配而对五方各族的一种划分,无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只是对一方民族的统称,并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团。
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属同一族系,而且具体包括哪些地区的民族,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不同。
本文仅对中先秦中国之四周各民族按方位作一简要的概括。
第一 东夷一、东夷的起源与分布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
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
“公、侯、伯、子、男”?金文显示西周王朝并无五等爵制

“公、侯、伯、子、男”?金文显示西周王朝并无五等爵制展开全文《简说西周史》第21引子:西周虞国是公爵国?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证明它是侯国。
那是1979年,当时的山西省文物商店收进一件西周晚期青铜壶。
该壶器型和纹饰都不算特别。
但是其内颈部有24字铭文,倒是颠覆了很多人的一个认识: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有人会不解,颠覆了什么?唐封叶就给大家挑明了:按照自古以来很多人的认识,周代杞国、宋国(先王之后)和虞国(周文王二伯父虞仲之国)、西虢国(文王三弟虢叔之国)都是公爵国,但该铭文却明确表示,西周后期虞国国君的称号只是侯而已!有人说,会不会是虞国国君原本是公爵,某代子孙因犯事被降爵了呢?应该不是。
因为之前在1954年时,镇江丹徒出土了一件一般被认为是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宜侯夨(zè)簋,该簋记载了周康王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国的史事,显然西周前期的虞国国君也是侯。
宜侯夨簋和虞侯政壶的铭文加在一起,证明虞国在整个西周阶段都是侯爵而非公爵!既然虞国国君不是公爵,不由得让人深思,西周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吗?一、西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文献记载其实很混乱。
说起周代爵位制度,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
因为一般认为是辑录战国资料篇章、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王制》篇有如下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此外,成书于汉代的《周礼》中也有类似说法。
《礼记》《周礼》一直被认为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所以自古以来一直到近代,学者对上述说法都深信不疑,认为这样的等级差别和顺序是至少从西周初年就由王朝颁定的。
但其实多看看古籍,儒家亚圣孟子说的都跟这不太一样。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变化与商周族群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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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变化与商周族群的文化认同作者:雒有仓黄端胜来源:《文物春秋》2021年第05期【关键词】金文族徽;西周;商周族群;文化认同【摘要】通常认为,西周金文族徽是商代晚期族氏名号的沿袭,事实上,西周金文族徽还存在许多变化:一是族徽地域分布中心转移,二是族徽铜器数量由增转减,三是族徽种类减少,四是人名、地名、官名性族徽增加,五是族徽功能与性质有所变化。
正确认识西周金文族徽的这些变化,对于深入认识当时周人铜器上出现殷商文化标记的族徽与日名,大量殷遗族氏分散迁移各地与周人族群融合,以及西周中晚期殷遗族徽、日名显著减少与周文化的认同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文族徽与商周族群认同研究”(批准号:17BZS038)研究成果西周时期,金文族徽作为殷遗族氏和商文化的重要标记,在各阶段的青铜器上长期存在,其间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深刻体现着商周族群的文化认同与融合。
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多侧重于对殷遗的迁移、管理及身份地位等进行讨论[1—4],少见对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变化与商周族群的文化认同的研讨[5—8],本文不揣谫陋,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从族徽铜器出土情况来看,西周金文族徽的沿袭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殷商大族的族徽铜器出土地点较分散。
如前述冉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河南洛阳,陕西长安、宝鸡、凤翔,山东临朐,湖北荆州等地;戈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陕西泾阳、长安,河南洛阳,湖北随州等地;子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河南鹿邑、洛阳,山西曲沃,山东滕州等地;举族的西周铜器分见于山东费县、长清,陕西长安、扶风,北京房山等地。
各地墓葬多见族徽铜器单独出现,或族徽铜器在该墓地出土铜器中占据多数,说明西周时期的殷商大族成员多被分散迁移至不同地域。
另一种情况是殷遗中小族氏的族徽铜器出土地点往往集中在某一个地区。
如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的商代晚期墓M17、M129、M213出土铭“史”铜器3件,而同墓地的西周早期墓M11、M13、M18、M21、M30、M34、M38、M40、M41、M45、M110、M120、M121共出铭“史”铜器60件[10]:208—333,说明史族不仅是从商代晚期延续至西周早期的族氏,而且一直居住在滕州前掌大附近未曾迁移。
【学术观点】叶舒宪:西周神话“凤鸣岐山”及其图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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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叶舒宪:西周神话“凤鸣岐山”及其图像叙事周朝的得名,与夏朝和商朝类似,取之于地名。
《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
”张守节注云:“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
”《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绵》,是最早描述到周原的作品。
其诗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根据注解可知:“广平曰原。
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膴膴是形容美好,堇和荼都是野菜名,饴指口感甘甜。
从这八字赞美之词中,可以看出从外面迁来岐山的周人,对周原一地的留恋。
口感和味觉方面的赞美,质朴无华,却耐人寻味。
西周是针对东周而言的后起名称。
西周建国之地称“岐周”,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县。
《孟子·离娄下》说“文王生于岐周”。
赵岐注:“岐山下周之旧邑。
”相对于孟子生活的山东一带,岐周也就算很远的西部地区。
《淮南子·要略》中还记载着周文王当初经营岐周的具体规模:“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
”岐周作为周王朝的一个发源地,本是殷商时代一个西部的小邦国。
周原作为一个地区名,至今还遗留在现代汉语中继续使用,有时甚至作为中国的代名词而出现。
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追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撰写《中国积弱溯源论》,就借用《绵》一诗的词句发出感叹:“膴膴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长已矣耶?”当代考古学家探索“先周文化”,发现周人的势力崛起于泾河、渭河流域,曾多次在甘肃和陕西之间的河谷地带迁移。
关中平原的西段地区,即号称八百里秦川的西半部,宝鸡、岐山、扶风到西安一带,是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区。
周原一带还出土了西周甲骨文,虽然数量远不及河南安阳的殷墟甲骨文,但还是探索西周史的前无古人的重要新材料。
在岐山一个名叫凤雏的地方,发现一座规模相当宏伟的西周早期宫殿,目前确认为周武王东征攻打殷纣王前的西周都邑。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周人成为中原文明的新霸主,其文化影响华夏文明达三千年之久。
概括西周史的主要特色,一曰天命观,二曰封建制,三曰制礼作乐。
论西周金文父祖宗亲辈分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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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0年第3期・ 第149期
从世系次序可以分析出,史
墙 盘 器 主 墙 的 祖 先 文 考ɺ亚 祖 以
上有乙祖ɺ剌祖和高祖,所表述的
世系辈分共五世,各世均衔接,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并无空缺或一种称谓代表几世的
情况。铭文中的“亚祖”是墙的祖
从以上所考,知西周金文对父之“考”的称谓一般为“祖”或“亚祖”,从而明确金文“亚祖”称谓的辈分位
置。同时也使我们了解到,在祭祀先祖和追颂天子时,如:“丕显文武ʢ” 大盂鼎ʣ,常常冠以形容词,这
些词虽然较为单一,却代表了被祭祀对象生前的“行之迹也”的一种评定,应视为是古人中较早的谥法。
三
西周金文对父ɺ祖以上的历代祖先称谓最典型丰富的内容莫过于共王时期史墙盘和宣王时期的逨 盘。先将史墙盘铭文对祖先的称谓中,自“考”以上至“高祖”以下的部分释名如下:
铭文,如我们所列举的墙盘ɺ 钟和逨盘铭等,并不见“亚祖”称谓。金文中“亚祖”一词的出现可补充文献
之不足。
金文“考”ɺ“祖”字前面常冠以形容词,有的是一个字作修饰语,如:文考ɺ文祖ɺ皇考ɺ皇祖ɺ烈考ɺ烈
祖;有的是几个字作修饰语,如“丕显皇祖考”ɺ“丕显皇祖烈考”ɺ“皇文烈祖考”等。“祖”ɺ“考”前面这些修饰
中叶的叔夷钟铭有:“典其先旧,及其高祖”,陈齐因 敦铭:“高祖黄帝”。通观铭文内的“高祖”称谓,
均表达为宗族中男性祖先世系辈分中的最高层,即最在上。ʬ广雅·释诂ʭ云:“高,远也。” 古籍中的
“高”并有“贵”ɺ“崇”ɺ“尊”ɺ“敬”ɺ“上”ɺ“大”之义。ʬ尔雅·释亲ʭ:“曾祖王父之考曰高祖王父。” 表明曾祖之父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先秦时期国家的君主将一切臣属地区和大小族群,按照向国家尽“服”的不同标准,加以分类管理,从而使这些臣属地区和族群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
亦可以说先秦时期国家主要是通过建立和贯彻落实服制的方式,建构起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治理社会的功能。
先秦时期服制形态大体有内外服和五服,服的内涵包括职、事与贡赋。
西周五服制继承和发展了虞夏商的服制,且其服制形态最具典型性,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相对丰富,可以作为重要案例对先秦时期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剖析。
关于西周的服制形态问题,古代文献记述张利军提 要: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
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
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
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
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
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
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关键词:西周;五服制;国家形态;国家治理 DOI : 10.16758/ki.1004-9371.2021.02.005【中国先秦史】有五服说、六服说和九服说。
如《国语·周语上》载周代五服为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宾服”、“要服”、“荒服”。
西周金文中伯雍父、彔的身份与关系新探

摘要:对于西周金文中与《彔卣》有关的师雍父、伯雍父、彔、、伯、彔伯这几个人名的身份与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或认为彔与同系一人,或认为伯雍父与同系一人。
然而,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并结合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分析,只能确认以上数人为身份和地位各不相同的四人而不可泛泛系联,师雍父与伯雍父同,与伯同。
伯雍父为周王的重臣,曾率军戍守古师;既直属于周王,又是伯雍父的属官,多次执行军事任务;彔的地位比前二者要更低,可能是师雍父的下属;彔伯为西周诸侯,其时代晚于前三人。
至于另外一件《雍作母乙鼎》则是西周晚期器,更与伯雍父无关。
关键词:伯雍父;彔;彔卣;蔑历;师氏2016年第6期(总第190期)四川文物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6.2016TOTAL190(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彔卣》(10.5419~5420)[1]铭文将师雍父、墓出土一批铜器后使关联器更多,更将师雍父、伯雍父、彔、、彔伯十一”微十发唐代小铜对这几个相关人物的争议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伯雍父和师雍父是否为一人,该问题实际已得到解决。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彔、彔三个人名有交集且与戍守古师有关,此外又有数件铜器提到师雍父戍守古师,伯/伯为同一人,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其次是秋江器出土前,学界大多持彔与为人名的观点,因而《彔卣》又被称作《彔系联为一人。
循此看法,《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父祖称谓不同作出解释:“我们知道,商周时人凡祖妣以上均称祖妣,父辈均称父,因此,‘文祖乙公’与‘文祖辛公’应是的父辈,不必是一人。
”[3]杜正胜先生以“诸父之说在西周恐怕不存在了,否则铭文不可能经常出现伯仲叔季的排行”[4]为47. All Rights Reserved.驳,但他同时认为《彔卣》的彔、以父名为氏,彔为父子关系。
辛怡华先生则从彔之父为“文考乙公”、为父子关系[5]。
裘锡圭[6]、彭裕商[7]等先生则以彔、/伯读为终,义为尽、止,雍意为闭、塞,院叫官帽设为一人,对王而言称其名,对己而言称其字”[9]。
概括西周新分封诸侯的特点

概括西周新分封诸侯的特点1.宗法色彩更加浓厚成王时周公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很多,对这些被封的诸侯,周王称其中同姓的为伯父、叔父,称异姓的为伯舅、叔舅。
相对来说,商朝所分封的附属国君长,与商王很少有血缘姻亲关系,因此他们时常反叛商王的统治。
而西周利用宗法血缘关系把众多的诸侯同周政权紧密地结合为一体,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强化了对地方的管理。
2.同姓分封,范围扩大对照《西周分封示意图》,不难看出同姓的诸侯在燕、鲁等地大有其人,打破了商朝同姓多内服的成例,使周王亲族的势力远达边鄙,扩大了周王的有效管辖范围。
3.义务更加明确例如,诸侯必须定期朝觐周王,向周王贡献各种物产,接受周王之命出兵保卫王室或征伐反叛等;同时对周王的婚丧嫁娶、巡狩等也要尽义务。
有时,诸侯大国可在周王授意下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国的军队,共同从事征伐战争。
由于大国成为一方之长,所以又称之为方伯,有的方伯还被召入朝廷任职,辅佐周王。
4.逐级分封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要以大宗的名分继续对自己的宗亲进行分封,这就使周王的势力随着血缘关系的逐级延展,渗透到诸侯国的每一个地区;商代未见如此严密的制度,商王对外服地域的控制力是很有限的。
5.等级爵位产生被分封的诸侯,在爵位上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号,虽然从金文内容上看,尚未有等级差别具体如何不同的记载,但已经分类定等级是可以确定的。
6.监国制度出现周王为了防范诸侯叛乱,派人作为监官去监视他们。
例如周灭商后,周武王令商纣王之子武庚仍居殷故地,管理殷民,同时又分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在其周围进行监视,称为“三监"。
出土的铜器铭文证实,西周还派有一些监官到其他诸侯国去。
这是周王对地方诸侯加强控制的一种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古代确立监察制度的先声。
7.周公制礼作乐,从制度上规范了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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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以首阳斋藏器为中心的考察韩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两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称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很多学者指出,西周时期的内服王臣(或称“畿内封君”)与外服诸侯在称谓上存在差异。
内服王臣生前大多以“氏名+个人排行”为称(如井伯、荣伯、井叔、虢季等,氏名大多是源于封地),少数地位较高者可生称“公”(如益公、穆公、武公等),另有一些“公”属于死后的追称。
外服诸侯国的君主通常以“国号+侯”为称,诸侯国君称“公”的现象较少,而且大多属于死后追称和一般泛称1。
这一规律性认识目前已基本得到学界认同,而且也获得一些考古新发现的支持2。
然而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产生于80年代,在此后的20多年中,又有大量新的铜器铭文和考古资料涌现,其中一些与上述规律不尽相合;尤其是外服诸侯国君主的称谓,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时至今日,新材料的积累已使我们不能不对西周时期外服诸侯的称谓形式重做探讨。
本文希望以近年新出铜器铭文为切入点,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一、首阳斋藏器与滕国早期君主称谓首阳斋所藏觯、簋二器铭文,透露了有关西周早期滕国君主称谓的重要信息3。
觯:唯伯初命于宗周,史赐马二匹,用作父癸宝尊彝。
簋:唯九月,者(诸)子具服,公乃命在曰:凡朕臣兴畮。
敢对公休,用作父癸宝尊彝。
“”所作的铜器早在1989年山东省滕州市庄里西遗址一座西周残墓中就有出土,不过资料至今尚未正式公布。
据滕州市博物馆李鲁滕先生介绍,此墓出土圆鼎、尊、簋、觯各1件,卣、觚、爵各2件,其中7件有铭文;除一卣铭“亚对作父癸尊彝”,一爵铭“父癸”及鼎外,其余四器均铭“史作父癸宝尊彝”,推测墓主应即“史” 4。
其中铭文最长的鼎,共有5行36字,李鲁滕先生释文如下:*本文所用金文资料,若不加说明,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直接在器名后用括号标注《集成》器号。
另有部分新出铭文引自锺柏生等合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简称《新收》。
铭文采取宽式释文,对一些已有定论的常见字直接写出通用字,不加括注。
1参看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参见《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4-116页;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参见氏著《考古文选》,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页;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33-38页。
下文征引上述论著观点,不再另行出注。
2比如属于外服诸侯国的琉璃河燕国墓地、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了带有“匽侯”、“晋侯”、“应侯”铭文的铜器。
3 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4、83页。
书中还收录觚一件,铭文曰:“作父癸尊彝。
”(72页)4 李鲁滕:《鼎及其相关问题》(下简称李文),收入谢治秀主编:《齐鲁文博——山东省首届文物科学报告月文集》,齐鲁书社2002年,第111-119页。
按:此材料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冯峰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另外,李文对“”字的隶定与本文不同,其上部作“天”,其实隶定为“天”或“大”均可。
唯正月辰在壬申,公令(狩)□□,(获)珑豕。
公赏贝二朋。
公共觞(?),敢扬公休,用作父癸宝尊彝。
如李文所言,此铭是记述“公”在某地狩猎,因猎获“珑豕”而得到“公”的赏赐,故为“父癸”作器以纪念。
由李文介绍的鼎的形制、纹饰看来,其年代应与觯、簋相去不远。
庄里西残墓出土的鼎等器铭文与《首阳吉金》收录的觚、觯、簋铭文在人名、亲称、官职、年代各方面都完全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两批铜器都是同一人所作,甚至可以推定首阳斋所藏三器就是从庄里西残墓流出。
李文指出,庄里西遗址是西周早期至战国早中期滕国贵族的集中埋葬之地,曾出土多件滕国铜器,因此鼎铭文的“公”应是“滕公”。
其说甚是。
将三器铭文结合起来考虑,我觉得觯的“伯”和簋、鼎的“公”应是指同一人,即滕国的君主。
觯的“唯伯初命于宗周”,应是指新即位的滕君到宗周朝见周王,并接受周王的册命5;在受命之前,他只能按照个人排行称“伯”,等到正式册命之后才能改称“公”。
簋铭的“诸子具服”,应是指滕公受命返国以后,接受家族中诸兄弟子侄的朝见,并对他们命以职事6。
“公乃命在曰:凡朕臣兴畮”,“”应是地名,此句是说滕公在地对其臣下发布命令,“兴畮”二字之含义尚待探讨,或与农事有关。
显然在受命的“朕臣”之列。
簋铭文记事紧接觯之后,鼎又在簋之后。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庄里西遗址出土的西周滕器还有以下几件:1.吾鬲(《集成》565):吾作滕公宝尊彝。
2.滕侯方鼎(《集成》2154):滕侯作宝尊彝。
3.滕侯簋(《集成》3670):滕侯作朕(滕)公宝尊彝。
吾鬲1978年出土于庄里西三号墓,同出者还有新(辛)姒簋两件7。
滕侯方鼎和滕侯簋1982年出于另一座西周残墓中8。
王恩田先生根据两墓铜器的形制特点,认为其年代约属昭王时期,或可早至康王9。
从器群的整体特征看来,其年代应略早于吾鬲、滕侯方鼎和滕侯簋,当在成康之世。
李文认为鼎铭文中的“公”就是滕侯簋铭文中“滕侯”之父“滕公”。
现在看来,簋的“公”和觯的“伯”,与这位“滕公”应该也是同一人。
按照王世民等先生的理解,吾鬲和滕侯簋的“滕公”都是后代对已故祖先的追尊之号,并不意味着他生前可以称“公”。
但簋、鼎铭文显示,在“滕公”生前,其臣下就已经称他为“公”;如果将这里的“公”理解为臣下对君主的一般敬称,就无法解释为何觯铭文称其为“伯”,而簋、鼎则改称为“公”。
实际上,这种先称“伯”,后称“公”的现象,已见于穆王时器班簋(《集成》4341);其铭文曰:“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此后“毛伯”即改称“毛公”,说明毛伯在接替5 类似之例有匽侯旨鼎(《集成》2628):“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
”6 春秋时器秦公钟(《集成》262-263)铭文曰:“盗(调)百蛮,具(俱)即其服”,“具(俱)服”也就是“俱即其服”。
7 滕县文化馆:《山东滕县出土西周滕国铜器》,《文物》1979年第4期。
8 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滕侯方鼎、吾鬲、滕侯簋图像分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六卷,图七六、七七、七八,文物出版社1997年。
9 王恩田:《滕国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60-269页。
虢城公职位的同时也获得了“公”的称号。
由此可见“公”在西周时期是周王赐予高级贵族的爵号,且与一定的职权(“服”)相联系,须通过特殊的册命仪式才能获得。
陈恩林先生由此指出:“公爵只限于一身一世,其后世子孙则恢复本爵。
”10其说甚是。
如逑盘铭文记录的单氏家族世系中,其始祖称“单公”,但其后代自“公叔”至“龏叔”均以排行为称,无一人称“公”,就说明“公”爵不能世袭。
近年陕西韩城梁带村M502出土的毕伯克鼎铭文曰:“毕伯克肇作朕丕显皇祖受命毕公彝”11;“毕伯克”应为毕氏宗子12,但他却未能继承祖先“公”的称号;“受命毕公”这一首次发现的称谓,明确将“受命”与“公”联系在一起,可见毕氏宗子“公”的称号是因接受天子册命而来。
可见,无论是作为死后的追称,还是生前臣下对君主的敬称,“公”在西周时期的使用是相当严格的,并非以前所理解的那种泛泛的尊称。
王恩田和李鲁滕两位先生都认为“滕公”是文王之子错叔绣,我以为不然。
西周时期从大宗分出的小宗旁支的第一代宗子(也包括一些诸侯国的始封君),其称谓大多是以国族名加上个人的排行组成,如晋(唐)国始祖称“唐叔”,卫国始祖称“康叔”等等。
按照此规律,错叔绣生前应该称“滕叔”13。
由觯铭文可知,“滕公”在受命之前称“伯”,说明他在家族中是嫡长子,其排行显然不是“叔”。
因此“滕公”与错叔绣并非一人,他应是错叔绣之子,滕国的第二代国君。
错叔绣封滕在成王时,其子“滕公”应该主要活动于康王时,器的年代就在这个时期。
“滕公”之子“滕侯”在康王后期至昭王时,吾鬲的器主也是“滕公”之子,可能是“滕侯”之弟。
综上所述,滕国始封君错叔绣生前应称“滕叔”(“错”或是死后之谥号);第二代滕君初即位时称“滕伯”,后受周王册命为“公”,改称“滕公”;到第三代滕君时才开始改称“滕侯”。
二、新出金文所见晋国早期君主称谓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始祖为成王母弟叔虞,受封于唐,称“唐叔虞”14;叔虞之子燮父受命改封于晋,“是为晋侯”。
自燮父以下直到春秋早期的晋侯缗,《晋世家》皆称为“侯”,这已得到晋侯墓地考古发现的证实。
该墓地出土的铜器铭文有“晋侯僰马”、“晋侯喜父”、“晋侯”、“晋侯苏”、“晋侯”、“晋侯邦父”等称谓,从西周中期延续到两周之际15。
近年新出金文又出现了“唐伯”、“晋公”、“晋伯”三个称谓,对理解晋国早期历史至10《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的周代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68-69页。
11参见张天恩:《新出土的芮国铜器铭文考述》,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十五期。
12朱凤瀚先生指出“肇”有“始”义,凡金文称“肇作”某器者,多是宗子继位后不久初次制作祭器(《论周金文中“肇”字的字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2期)。
13至于错叔绣生前是否曾被册命为“公”,尚无证据可以说明。
14 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叔夨方鼎,学者多认为是唐叔虞之器。
另郑玄《诗谱·唐谱》称“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应是汉人不明西周制度而做出的推测,先秦文献并无叔虞称“唐侯”的记载。
15台北古越阁藏晋公戈,李学勤先生认为是晋釐侯之器(《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年第4期)。
赵世纲、孙华等先生提出不同意见,他们都指出晋国在武公之前的君主无称“公”者,而且此戈的形制不可能早于春秋早期,器主应是晋献公或晋武公(赵世纲:《晋公戈的年代小议》,《华夏考古》1996关重要。
新出公簋铭文为燮父由唐改封于晋提供了直接证据:“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昜(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朱凤瀚先生指出,公簋铭文中的“唐伯”就是晋国第二代君主燮父;因为晋国始祖叔虞封于唐,故其子燮父仍称“唐伯”,直到成王将其改封于晋地之后才改称“晋侯”16。
这一看法得到多数学者赞同。
燮父封晋,一方面是改换了封地,同时也改变了氏(国)名;另一方面是获得了“侯”的爵号和身份,此后晋国的君主就可以称“晋侯”了。
在封晋以前,唐的地位大概相当于畿内封君,其君主应以“氏名(封地名)+排行”为称,故叔虞按其实际排行称“唐叔”,继位之燮父因为是嫡长子故称“唐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