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混业与金融监管(详细摘要)概要

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詳細摘要)——兼析臺灣金融混業與監管的變遷一、研究背景在二十世紀結束前的十年裏，金融混業經營浪潮再度掀起，美、英、日等主要發達國家均放棄了對金融分業經營的嚴格規定，允許金融機構對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金融業務實行混業經營。

1998年，國際銀行家機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51個工業國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調查表明：其中有36個國家已經允許同一家銀行同時從事銀行與證券業務（包括證券承銷、交易和經紀活動）；有15個國家允許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銀行控股公司從事不同程度的證券業務。

這些國家中除中國仍實行嚴格的分業體制以外，只有美國對商業銀行從事證券業務還保留嚴格限制。

就連一直緊跟著美國的日本也在1997年實施了對金融控股公司解禁的金融體制改革。

英國《金融時報》說美國是工業化國家最後一個取消分業管制的國家。

由於日本和歐洲的銀行進入美國後，可以通過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進行全方位的金融綜合服務，而處於分業體制下的美國銀行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境地。

所以1999年美國通過了《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廢除了1933年銀行法，徹底拆除銀行、證券和保險業之間的法律限制，鼓勵“聯合經營”，也走上了混業經營的道路。

在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機構國際化、大型化等大勢趨下，臺灣除在2000年11月修正《銀行法》放寬銀行對金融相關事業轉投資之規定，並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容許銀行、保險與證券三行業做同業合併外，更進一步於2001年6月27日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自2001年11月1日開始實施，至此臺灣金融機構得以朝“股權集中化、組織大型化、經營多角化”等方向發展，創造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但是，金融混業的浪潮中，人們最為關注的不是如何進行混業，而更多的是如何對混業進行監管。

實踐也說明了，在由分業向混業變遷的國家中，其金融監管同時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1997年，英國政府把英格蘭銀行的銀行監管職能分離出來，將原來的9個金融監管機構合併，成立了綜合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統一負責對各領域金融活動進行監管。

隨後，韓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也相繼效仿，進行了類似的改革。

金融混業的發展，給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為了提高金融監管的能力與效果，各國紛紛更新金融監管理念，採用先進的監管技術，並積極變革現有的金融監管體制。

金融混業是金融監管日趨注重效率理念的產物，但金融混業的產生與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了金融的監管變革。

目前，中國大陸地區雖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下，但無論是其所處國際環境，還國內業已存在的准金融控股公司形態而言，大陸地區已處在金融混業的前夜。

但相比之下，相應的金融混業準備卻相對不足，各方面的金融混業監管法規及金融監管體制並不適應金融混業需要。

在這種情況，金融混業的風險將被隱藏起來，不利於整個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

建立健全的金融混業與監管體系是中國大陸的指日之需。

相比而言，臺灣地區於2001年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標誌著臺灣金融混業體制的正式確立，也標誌著其金融混業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金融監管制度作為制度運行的保障。

迄今為止，臺灣地區已成立14家金融控股公司，半數以上公司已經營已有兩年，臺灣地區金融混業的變遷過程經驗及混業後出現的有關問題，相信會對中國大陸今後的金融混業改革有所裨益。

因此，本文選題的意義在於：（1）探討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之間內在聯繫的理論基礎，並總結歸納各國在處理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關係的成功經驗；（2）系統地研究臺灣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的變遷過程，其相關結論對於中國大陸的金融混業進程及金融監管制度的改革將會有頗多的啟發。

二、研究思路本文通過理論演繹與實踐歸納的方法探索世界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的相互關係及其相關問題，並通過實證方法總結臺灣地區金融混業與監管的變遷，以期印證某些觀點和給中國大陸的金融混業提供一些啟示。

本文研究的側重點在於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的內在聯繫及其實踐內容。

首先，以金融效率概念為橋樑，以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金融監管函數為分析工具，分析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內在聯繫，為實踐中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間的密切關聯找到理論上的依據。

然後，通過各國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的實踐歸納，得出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的若干模式，並結合各國混業與監管變遷的過程，總結可供參考的混業變遷與混業監管的經驗；最後，對臺灣地區上市的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非金融控股公司兩類公司，在混業前後各項財務指標的變化比較，以窺金融混業績效之一斑。

同時對金融監管成本進行了定性分析，並選擇了國票金融控股進行了案例分析，得出臺灣地區混業變遷的經驗教訓，也進一步佐證文中有關觀點。

本文的邏輯框架如下：三、結構與內容 本文主體共分六章：第一章，對金融混業、金融監管理論進行綜述。

對於金融混業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是金融混業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從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協同效應以及分散風險等方面尋找理論支撐；第二是對金融混業模式的探討，是採用全能銀行制還是金融控股公司制。

對於混業經營下的金融監管，除了適用一般的金融監管理論外，更多還關注如何對特定的混業金融機構的進行監管或者採用什麼樣更有效的金融監管體制。

本章的目的除了厘清有關理論研究的脈絡外，另一目的是為更清晰瞭解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變遷實踐所產生的各項理論觀點，有利於下文更好的展開對金融混業與金融監管關係的描述。

同時，也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視角。

第二章，是以金融效率概念為橋樑，以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金融監管函數為分析工具，得出金融監管效率的高低決定金融混業成效的結論。

本文的分析認為混業經營是一把“雙刃劍”，成功的實施混業經營可以提高金融效率，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加社理论阐释 各国实践归纳 台湾实证考察會福利；但另一方面，其潛藏著的金融風險，可能會對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損失。

因此，對於金融混業我們必須通過金融監管來“取其善，抑其惡”。

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的設計能防止金融混業的風險，並能使混業金融機構為我們提供更具效率的服務，通過強化金融監管，使金融混業在金融安全程度不變的情況下使經濟有更大的產出。

但另一方面，金融監管也是有成本，如果上述新增的產出（對於金融監管而言也即是收益）高於金融監管成本，則我們認為實行混業經營是有成效的。

在其他情況下，如金融混業下金融風險所帶來的損失高於其服務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或者說雖然收益更高但不足以抵償加強金融監管而提高的監管成本，則混業經營是沒有成效的。

因此，可以認為金融監管效率的高低決定混業經營的成效。

第三章，在闡述金融混業的必然趨勢、動因、模式等背景下，指明金融混業潛在的金融風險，包括金融集團內的複雜關聯關係、利益衝突和利益輸送風險、金融風險的傳染性、資本的重複運用等，針對這些問題，各國採取了相關的監管措施進行風險防範，本章節對此作了歸納，具體來說，這部分是從金融業務監管的層次說明金融混業與監管的關係。

第四章，金融混業帶給金融監管的變革，不僅是業務的特殊監管措施，還在於對整個金融監管體制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業內各部門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大型金融集團的不斷湧現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給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為了提高金融監管的能力與效果，各國紛紛更新金融監管理念，採用先進的監管技術，並積極變革現有的金融監管體制。

本章選擇了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印度、巴西和韓國等八個有代表性的國家進行案例分析，分析的重點為金融監管體系的不同模式產生的背景和發展趨勢，在此基礎文章從三個方面總結了各國模式。

研究發現，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最理想監管模式”可在全球適用。

不同經營體制與不同監管體制的各種組合都有成功的實例，關鍵是根據自身國情選擇最適合的模式。

最後對一國選擇金融體制所要考慮的因素進行了歸納，主要包括經濟、金融發展的水準、金融業的特徵、原有金融監管體制的複雜程度、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中央銀行的類型等因素。

第五章，詳細說明了臺灣地區金融混業的變遷過程，臺灣從2000年開始逐漸放寬金融跨業經營的限制，直至2001年11月1日，《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正式實施，為金融機構綜合經營，提供了選擇，標誌著正式步入以金融控股公司為特徵的混業經營時代。

與之相伴隨的是，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政策也逐漸出臺，包括對金融控股公司設立的規定、對金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的規定，並調整了金融監管體制，逐漸走向一元化的金融監管制度。

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存在著若干問題如政出多門、監管機構缺乏獨立性、金融風險防範薄弱，需要採取措施解決。

第六章是通過臺灣地區金融混業經營的績效分析，判斷其中的得失。

金融監管放鬆的目的是為了增強金融機構的競爭力，提高臺灣金融業的經營效率，金融監管改革的目標，也是金融監管改革所期望的收益。

因此，本章節我們探討混業經營後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經營效率情況，也評判是否實現了預期的改革的目的。

對臺灣地區上市的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非金融控股公司兩類公司進行實證分析，比較其在混業前後各項財務指標的變化，以窺金融混業績效之一斑。

發現：（1）不論是金融控股公司或是非金融控股公司，在獲利能力及經營效率方面，都是核准日前較核准日後表現為好，且財務杠杆都有所提高，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在金融控股公司成立期間，鼓勵金融機構大幅沖銷呆帳，及核准日後經濟低迷，營業收入難以提高，但各金融機構成本投入居高不下所致。

（2）金融控股公司沒有因交叉銷售而增加營業額的現象，反而是持續的成本投入使企業整體獲利狀況和經營效率不佳。

但也許由於所選取樣本的時間較短，業務的範圍經濟效應沒有完全發揮。

因此，就研究期間金控與非金控公司的比較，反而是專業於本業經營的非金融控股公司表現更好。

（3）由於金融控股公司規模龐大，整合難度高，所以短時間內無法有效處置資產並最佳利用，且其財務杠杆的提高，也不是因金融控股集團組織而產生。

最後，對金融監管成本進行了定性分析，並選擇了國票金融控股進行了案例分析。

因此，從金融混業成效的實證分析看，至少在近期內，並沒有證據表明通過金融混業提升了臺灣金融機構的運營效率。

其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一是可能是時間比較短，還難以體現金融控股公司的綜合績效；二是宏觀經濟環境整體不盡人意；三是由於金融控股公司難有實際績效。

如果是後兩者，則臺灣當局力圖通過金融混業改變臺灣金融機構的不利競爭局面，恐怕會竹籃打水，不會有成效。

當然，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先後有14家金控公司成立，而倉促成立的金控公司，並沒有進行良好的業務整合，影響了其混業的績效，因此，對於個別金融機構混業績效並非如宏觀分析的那樣“一混就靈”，而與其經營策略與管理能力有關。

因此，雖然臺灣地區的金融監管制度有很多不完善的方面，但還不至於使整個金融業陷入低效率，未來金融監管體制的完善將更有助於提高地區金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