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

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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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廊中所刻记留存的任何文本符号，都蕴含着“集体记忆”和“层累构成”而绵延维系。从最原始的石器到最现代的数码，同样无不体现着由实用到审美的增殖。今天，我们几乎把所有的古来遗存都作为文物看待，同时也从艺术的角度探究其创作的价值，其实也是为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于当下研发中，给现实生活提供更为宏大的视听梦幻。艺术创作是人类意识与生命延展的结合产物，是精神观念与物态创造的文化成果，它既指动态过程也指凝定标识，而在其中理论的思维与实践的操作莫不贯通。因而，在当今全球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所有艺术门类都面临着科技翻新和传统潜质的对接，或许在专业细分中涵容着跨界因素，或许在普适话语中传递着珍稀秘技。也就是说，如今的艺术创作不再是封闭的语境而是开放的态势，理论研究须与实践操作牵融并行而非排斥疏离，那种高谈阔论、言不及义已不合世道，而孤陋寡闻、闭门造车也难能与世相宜合辙，只有吸纳各方思想给养在形式意味中显现，才能使二者契合延伸而符

合时代潮流。

一

中国向来有道与技合一的传统，也就是说，考察一个创作既要通览其整体透露出来的思想意蕴，也要细观其具体呈现出来的营造效果，道与技难能拆分。当然，由于社会的发展形成分工的不同，各门类都具有本体的特征，但其道仍是融于其技之中。固然技有时表面上反其道而行之，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能指”寓于“所指”，只不过阶段性、偶然性进步反映了终极性、必然性规律。因而，任何创作的进步是一种活态声像而探索着恒定的深邃奥妙。故此，专业细分有益于学科精进，但只是孜孜于一专而不能博览群观未免狭窄，而在一专之内仅仅偏重道或技而不能恰和融通也难成大器。只有将人文修养与工艺技巧完好融结，才能创造出具有历史高度和时代深度的大作，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才能取得人们的共识共赏获得美誉。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造成习惯性的“以大观小”的思维方式，那么西方科学的“天人二分”则侧重于对客观物象的分析来“以小观大”。在艺术创作中，中西方相同的是，都注重“道”或曰“是”的存在和作用，不同的是，中国更多的是“以道观物”故侧重

体现“意境”，西方更多的是“以物察道”故侧重塑造“典型”。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意味深长：“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者也。’”这里说明好“道”又进于“技”，但同时又由于“技”的精湛而对“道”的认识的升华，也就是说，始从“道”入手于“技”，后由“技”而了然于“道”，达到一种“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竅，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为碍，而况大輒乎”之自由忘我的境地。其实，解读《主子》，一方面它含有中国传统之话语精髓，而从西方视角看亦有其由“技”返“道”之启示。西方自近现代以来文艺复兴的思潮导致世俗社会的觉醒，科技的进步也使宗教的功用获得了合理的阐释，艺术创作符合主流态势而拓展了人们审美的空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中世纪神本主义宗教观和经院哲学的束缚，提出了人本主义宗教观，表达了新型的和谐的神人观。人文主义神人观消除了宗教与世俗生活的对立，激发了人们对今生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推动了西方世俗精神的形成；为宗教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促成了服务于世俗生活的新教精神的诞生；推动了科学精神的塑造，促成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独立

发展。人文主义和谐的神人观为构建近现代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纵观西方艺术、哲学、科技三位一体的互动，更重视具体事象的内在剖析而深究本体的质因暗含。这就提示我们，在道与技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先道还是先技，二者无法剥离。那种只强调道或者技的做法都是偏颇的，无道之技只是“雕虫”而已，无技之道也只是“雕龙”而已，虫再精细也只是刻镂逼真，龙再高妙也难免虚无恍惚。

由上所述，结合起来看，艺术创作必是“道”与“技”的合一，由先秦庄学到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推进延展，使艺术家也沿此线索不断进行着对“道”的阐释和对“技”的穷通。其实大千世界无不如此，万物必有其内在规律和表现态势，科学技术研究就是通过现象的深窥察照寓涵的本质，观念无法脱离载体，技法也无从凭空产生。当然，宏观上讲，也存在道与技分立的争辩，比如专门从事理论者往往从理论到理论，专门从事实践者从实践到实践，然究其实，理论研究者能脱离实践空谈吗，反之，实践者能脱离理论妄造吗？一种理论被世人认可必有其现实的基础，一种实践被大众称道必有其崇敬的根据，中国古人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西方近人言“怀疑一切”，“价值重估”，无论是玄谈还是实证，此为言说之辩，的的

不可二分，重道轻器或重器轻道虽各有侧重，然“以大观小”或“以小观大”必道器相兼，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或实践都是二者相互参照的结果。就艺术创作而言，又有门类细分，同样融贯着“道”与“技”的探索，中外有成就的艺术家莫不如此。

“道”与“技”不可偏废，自古往今已然证实。中国的文人艺术似乎偏重于“道”，细察其“技”也非常了得。西方的艺术与科学相关，其“技”也透射出对“道”的映现。当下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二者出现偏离的倾向。理论研究者较少实践技能的体会，因此往往坐而论道，陷人空谈，对艺术作品不能启发引领，深读细解，难以起到因势利导、拾遗补缺的作用。创作实践者则不关心理论视域的展拓，往往只囿于一隅、率意孤行，不能跟上时代观念的嬗替更新，故而作品也就显得缺乏创意，面貌陈旧。而且由于如此造成的恶果，导致二者之间的貌合神离、相轻相非，或者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又虚情假意，大家各自为营共谋“生存”。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对艺术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真正的理论研究者也要潜心下来认真了解艺术作品的形式技巧，而真正的艺术创造者也要静坐下来仔细阅读相关著述以汲取营养。这里也不是否定纯理论或纯实践的

独门修行，不必曲解，如观念一定要详实地论证吧，细巧一定要精谨地表现吧，不能空疏或粗糙吧，只是褊狭的一意孤行可能一枝独秀，但恐怕只能造成茕茕独立而落落寡合的结果。实际上，一位大家必是理论与实践兼容并蓄集于一身者，任何所谓的“禅悟”或“炫技”都容易流于“虚幻”或“功夫”。

二

弥合道与技的分野而使艺术创作形神毕现，知识的学习和实际的能力显而易见不容忽视，没有扎实的学习就没有坚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能力就没有超强的手段，学与能理应融结。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不学，人可以无能，但不可以不练，只有勤学苦练、相辅相成才可臻于至境。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才能正是通过知识的积累来获得的，同时又创造着未经检验的知识。一般认为，知识来自实践，其初级形态是零碎的亲身经验，高级形态是系统的科学理论，哲学知识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人的知识在实践的世代延续中不断积累和发展。那么，学习知识显而易见是人不可忽略的终生过程，而且还应在学习中大胆反思和质疑并有所发明和创造。同样，能力在学习中获得并予以强化。有人深入分析：“学习能力的成分是学习能力研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