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贸易数据

中国农产品贸易数据

（一）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外贸出口

近年来，我国一些出口产品频频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出口受阻，有的甚至退出

了市场，损失趋于上升。中国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TBT的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受到发达国家TBT的限制，造成每年约90亿美元的损失。[6]

日本从2019年5月29日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的标准极其严格，导致我国2019

年6月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大幅减少，为5.6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7]据测算，受“肯定列表制度”影响最大的农产品包括：茶叶出口涉及就业310万人，蔬菜涉及314

万人，烤鳗涉及43万人。[3]2019年，日本将我国出口的大米检测指标由1993年的47项增加到现在的116项，致使无锡的大米出口由1980年代每年的10多万吨下降到零。

[8]2019年5月9日和5月28日，日本厚生省实施批批检验呋喃它酮和呋喃唑酮，有13

家企业的16批产品分别被检出呋喃它酮和呋喃唑酮超标，这使企业通关时间加长，出口

量进一步萎缩。[3] 近年来，发达国家实行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加大对进口茶叶的农残

检测，提高检测标准，对福建乌龙茶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日本对进口的茶叶设置了108

种农药残留最高限量标准，而实际检测项目多达142种。与欧盟的比较，不仅量多，有的

指标还严于欧盟。2019年5月29日，日本实行“肯定列表制度”，对茶叶农残的检测要

求大幅提高。有限量的农残项目从原来的83项增加到144项，无限量标准实行“一律标准”，即限量为0.01mg/kg。日本对设限外农药采用统一标准，大大增加了福建出口的乌

龙茶农药检出的概率。这使得福建乌龙茶的出口量从2001年的14296吨/年下降到2019

年的12626吨/年，出口金额从2001年的3476万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2976万美元。

[9]1999年7月以来，欧盟大幅度增加了出口茶叶农药检验的项目，同时提高了标准的严

格度。在数量上由1999年的6种增加到2019年的216种，其中93.6%农药的最大残留限

量为0.01mg/kg，为仪器的最低检出限，大大增加了我国茶叶出口的困难。而且，欧盟仍

然根据1998年第98/82/EC号规则中有关农药残留最高限量的规定，坚持对干茶叶(固体物) 中的农残进行检测，即检测每公斤干茶叶中农药残留的含量，而不是按照消费习惯对

茶水中农残进行检验，对干茶叶取样检测的方法导致出现农残大量超标现象。随着欧盟实

施的茶叶农残检验标准越来越苛刻，中国对欧盟茶叶出口逐年下降，1998年中国对欧盟(25国)出口茶叶4.3万吨，2019年出口茶叶1.8万吨，九年间下降幅度达58.1%。[3] 在禽肉进出口方面，中美禽肉贸易面临的严重问题是贸易不平衡，我国进口量大，出口量少，2019年中国自美进口禽肉超过60万吨，出口为零。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2019财年综合

拨款法案》第733款规定，不得将该法案拨款用于制订和实施有关允许中国禽肉产品进口，这严重影响了中美禽肉贸易。2019年3月10日，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涉及限制进口中国

禽肉产品的《2019财年综合拨款法案》第727条款，继续关闭了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大门。[3] （二）提高出口成本，削弱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从经营成本角度来分析，TBT措施对农产品出口企业会产生成本障碍作用，具有负面

影响，从而进一步削弱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出口农产品受阻在很多情况下是

信息系统不发达、缺乏对进口国各种技术限制的了解所导致的。首先，企业要获取对方要

求的标准、技术法规，只有通过贸易商社索取，常因交涉不利而贻误成交机会，由此造成

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出口成本增加。另外，一些国家的技术标准很苛刻，中国许多企业

现有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往往达不到相应的技术要求。如果勉为其难，势必要修改或改变

设计、工艺，甚至推迟交货，相应地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例如，根据日本的命令检查

制度，一旦一个产品被命令检查，其通关成本会成倍增加。中国每批输日农产品通关费用

平均约15～17万日元，通关时间在4天左右，而被实施命令检查的农产品通关时间则需10～20天，且仓储、检验等通关费用成倍增加。[3]在某些绿色壁垒方面，如对比欧盟的

动物福利标准，我国养殖企业还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对欧盟猪肉、牛肉类食品的出口

一直较少。此外，随着新标准的实施，欧盟对全过程的监管要求使企业在饲养、运输、人

力等方面的投资逐步增加，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对欧盟加工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将逐步增加。最后，为农产品进行卫生检疫而延候误时间，而时间具有价值，这将会导致机会成本

的上升。（三）易引发纠纷和贸易摩擦

由于进出口双方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信息不对称，双方对技术法规、标准、程序、

制度等理解不一致，或者由于进口方采取歧视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导致双方在进行贸

易过程中发生各种纠纷，甚至是贸易摩擦。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引发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案例中，有28%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关。中国与美国的技术性贸易纠

纷主要体现在禽肉出口方面。2019年，美国国会无视美农业部基于现场调查、严格评估所得出的结论，仅凭对中国食品的成见和议员的主观臆断而出台“727”条款。此外，该条

款的解释性说明对中国输美禽肉产品设置了新的障碍。美方做法不仅毫无科学依据，而且

严重违反WTO有关规则。2019年4月17日，中国商务部就美国不公平阻止中国肉鸡出口

正式向WTO提交了磋商请求。同年9月27日，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启动对美

进口鸡肉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立案调查。[3]例如，中国双孢蘑菇被美国海关

以质量和安全为理由，扣押、索赔、退货达100多批次。中国成为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限

制最多的国家，其蔬菜产品也和日本发生了多次贸易摩擦。[5]日本也与美国有农产品的

技术性贸易壁垒纠纷。由于日本禁止进口带火疫病的美国苹果并制订了极高的技术性贸易

壁垒，导致了包括美国的几个出口国的多次投诉并提交到WTO申诉，美国与日本的苹果进

口纠纷持续了30年。[10] （四）造成农产品类别与农业区域发展不平衡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农产品出口企业而言，具有资源分配导向的作用。即面临的技术

性贸易壁垒森严的农产品，其生产投入会相应减少。相反，不受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的农

产品，则会吸引新增投入，进而扩大生产。因此，农产品出口企业自然趋利避害，会发展

非受限农产品的出口，而某些不受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的

农产品（如羊绒等）过度发展，一方面会挤压其他农产品的资源投入，导致农产品类

别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过度发展某种农产品，会导致供过于求，甚至对出口国的生

态和环保产生不利影响。另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各省、市的外贸发展影响程度不平衡。分地区调查显示，湖南、贵州等内陆地区因技术水平较低，标准认证、产品认证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