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

“黄道婆”叙事的国家策略孙绍先在现代中国的人物传播史上，黄道婆是个奇迹。

她从古代文人笔记中的只言片语中被挖掘出来，借助强大的国家叙事话语策略，迅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早在1937年，黄道婆的事迹就已经进入了国民小学课本，成为国家教育背景中光芒四射的女杰（教科书是现代国家的意志与价值观念的体现，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的顽固态度可以作为反证）。

新中国成立后，延续并加强了对黄道婆事迹的确认、翻新和歌颂，黄道婆的故事在小学中学的课本中的地位不可撼动；黄道婆塑像屹立在首都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示台前，各种版本的黄道婆的事迹和故事不断出现。

这是民国和新中国在一个人物的宣传策略上少见的一致。

在中国官方的强力推荐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她为“世界文化名人”。

700年来，黄道婆作为民间百姓感恩的“织母”，只具有松江的地方性影响（其学习工作地海南，没有任何典籍和方志记载）；到民国时，黄道婆一跃成为“国家女杰”，一定有其不可忽视的现代背景。

当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面临列强的炮口时，中国的精英阶层愕然发现，原来我们引为自豪的以伦理道德为导向的东方文明，在侵略者的铁蹄面前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三皇五帝及所有古代圣贤的遗存都极度缺乏“强国保种”的资源。

部分痛苦到极点的知识分子，将国家溃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先天贫弱，愤而欺师灭祖，将所有中国古代文明都当垃圾扫除。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怒吼便是明证！激愤过后，还需痛定思痛！如果我们把所有中华文明都铲成一片瓦砾，我们自己就不复有“中国人”的根基，等于是不用别人动手就自己灭了自己。

我们必须在中华传统文明中找到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因子，这是近中国人的精神焦虑所在；而这一“现代性”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表达，则非科学技术莫属。

在这种背景下，为振奋民族精神，挖掘更符合现代精神的中国古代科技精英，就成了一代中国人的共识。

中国古代的科技经现代梳理提炼，结论是：水平极其先进，发明极其辉煌，有李约瑟的研究为证。

就是对中国极具偏见的西方人，面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是面红耳赤，无话可说。

可是仔细想来，这“四大发明”在使国人扬眉吐气的同时，也使我们心中隐隐作疼。

因为，后世中国并没有将这些伟大的发明用在“正道”上。

正如鲁迅所言，罗盘用来看风水；火药用来娱神驱鬼；白纸和印刷术不用说是用来传播“愚民误国”的圣贤之言；火药的使用轮回尤其使人痛心！欧洲人拿去之后，成就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军事革命，然后用其来痛击发明它的主人！在自己的历史中，挖掘符合现代性需要的文化传承，这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

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5000年（近来这一尺度已经放大到8000年到10000年）辉煌的历史，且有丰富的史学积累。

但是，盘点下来历朝历代能入正史者，帝王将相居多，宫廷政治居多。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发明家并不多。

许多发明找不到主人，例如，“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都无法坐实发明者的身份；而发明创造中直接与民生相关的就更少。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按照西方现代性的要求，经多方搜寻挖掘，勉强组成了如下阵容：如天文方面的张衡、郭守敬；医学的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数学的祖冲之；地理的郦道元；科普类的沈括、宋应星；发明家：蔡伦、毕升、黄道婆，等等；这其中，许多人的发明行为都不是在正史中被辑录的。

我们不妨用排除法对上述人物再做甄别；从中国古代精英的阵容来看，医学无疑是最强大的，有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在18世纪以前的世界也是最优秀的。

然而，在西方现代科学标准的挤压下，有着“巫医”色彩的中国传统医学几乎成了“最不科学”的代名词。

20世纪初，“中医”存废之争，闹得举国不宁。

新中国成立之初，要不是毛泽东出面保了一下中医，恐怕中医早就被逐出中国现代医疗体系了，而这种争议直到现在仍没有平息。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也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测天的动机相当可疑：他们不是为了解释和垄断“天意”，就是为“君权神授”寻找超自然的根据；显然，这种背景下的天文知识也不符合西方制定的“科学”客观标准。

如果再去了未被好好利用的“四大发明”，那么，符合西方现代性和科学精神的人，差不多就剩下黄道婆了。

黄道婆的历史功绩是改革了纺织工具，成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松江府乃至整个江南的纺织业一片兴旺。

其行为有利于民族团结；其结果有利于强国富民；其方式是科学的；其精神是博爱的；就是其性别也有利于宣传现代的妇女解放。

这便是黄道婆应时而起的现代背景。

从史学的角度看，支撑黄道婆事迹的全部古代文献，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两篇，而且都不是主流史学家看重的“正史”。

显然，村妇身份的黄道婆，没有进入各级官府的法眼，更不用说上达朝廷了。

倒是寓居乡间的知识分子，发现并辑录了黄道婆的轶闻。

较早的是陶宗仪（1316-1402）著《南村辍耕录》卷24，全文如下：黄道婆：闽广多种木棉，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於彼。

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

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渐泯灭无闻矣另王逢在《梧溪集》《黄道婆祠有序》中称：“黄道婆，松之乌泾人。

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

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毁。

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亭，且征逢诗传将来。

辞曰：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亦流辈，不肯崖州老……”。

今天来看，黄道婆的故事最初是在松江一带百姓中流传，引起了俚俗收集与研究学者的注意，从而进入文人笔记体著作中，完成了由草根民间传播到文人文字传播的转变。

这个转变极其重要，没有这个转变就没有后来的国家级名人——黄道婆事迹；没有这个转变，黄道婆的事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民间故事或传说，甚至很有可能永远沉入历史的黑暗之中。

陶宗仪在辑录黄道婆事迹时，就已经面临着“道婆之名，渐泯灭无闻矣”的事实。

可惜的是陶宗仪既没有史学家的敏锐，也没有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没能进一步详细调查核实黄道婆的个人身份和事迹，于黄道婆事迹传播有大功，也有大过。

稍后的王逢也一样，有结论，没考证。

他多写的那一两句话，不仅没能使黄道婆的形象愈加清晰，反而把历史真相弄得更加扑朔迷离。

“少沦落崖州”，又从崖州归来，这一往一来，数万里山重水复，一个女孩子，一个老妇人，如何前往？又如何回来？为什么前往？又为什么回来？这在20世纪引发了至今无法证其源的黄道婆籍贯的沪琼之争与身份的汉黎之争。

1937年民国小学《国语》课本：率先开始了“黄道婆”叙事的现代性解释。

课文全文如下：木棉原产在闽广，交通梗阻不外传。

元代有个黄道婆，生长江南黄浦过。

闻知木棉有用处，长途跋涉去福建。

果然见到木棉树，干高数丈满田园。

花如山茶子子絮，颜色黄褐轻且软。

虽然不能织布用，做成褥垫很温暖。

道婆携种回江南，实行移植在田间。

一人传十十传百，江南农家学种棉。

道婆功劳自不休，至今人人还纪念。

作者似乎觉得，黄道婆从黄浦江边到海南岛，山高水长，路途艰险，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别说往返，一个单程也要冒九死一生之风险。

不然，历代贬到海南官员怎么都把此一行视为“万死投荒”的“鬼门关”呢？进了国家钦定的课本，太神奇了可不行。

于是乎干脆把目的地改成两千里左右的福建，那还要强调指出，是“长途跋涉去福建”。

只是这样一改，学织布一事如何圆得回来？莫不成跟闽人学织布？这种玩笑就开得太大了。

接下来就只能牺牲黄道婆学织布，回来搞纺织技术改革的事迹，变成黄道婆回来单纯地帮助乡亲们移植木棉。

民国课本在战乱年代完成，恐怕来不及精雕细刻。

对于黄道婆传说与事迹来讲，这种叙事真是“丢了西瓜拣了芝麻。

”20世纪50年代，政府为了适应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看重黄道婆的示范效应，开始深度挖掘黄道婆事迹，把她作为妇女解放、科学技术的国家标兵。

一个叫“康促”的人（据说是新华社记者）执笔重新回到王逢的文本上来，他想象生发出许多“情节”。

首先，给黄道婆确定了“童养媳”身份，使黄道婆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一员，再通过抗婚，逃婚行为；一方面可以突出其反封建礼教压迫，敢于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为她上船远航寻找动因。

其次，黎族人民在古代是被压迫民族，纺织技艺精湛，黄道婆流落天涯，为黎族人收留，并向黎族人学习纺织技术，这不仅体现了被压迫人们的阶级感情，也表现了民族团结的更高的时代境界。

第三，黄道婆晚年之所以历尽风浪执意再回松江，往小了说，是为了让穷苦的乡亲过上好日子；往大了说，是为了天下百姓摆脱饥寒。

由此，黄道婆的形象直接超越了历史上所有以“亲民”著称的人物——他们只能说说而已，例如杜甫；而黄道婆则是付诸行动。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59年8月出版了连环画《黄道婆》，连环画大家汪玉山和钱笑，在“康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把一个童养媳远航天涯，反抗封建压迫的故事演绎得形神兼备。

该书成为经典连环画后，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后来，政府的教育部门也看出了黄道婆身上蕴含的时代与民族价值，在康促文本的基础上加工润色，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编有《黄道婆》课文的中小学语文和历史课本。

从此，黄道婆的活生生事迹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生根；这些以文学虚构笔法演绎的童养媳的故事，变成了后来连专家学者都毫不犹豫就加以引用的“史实”。

在几十种此类论著中仅举一例。

北京大学王锦贵教授在其《从黄道婆一生论黄道婆文化现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3期）中称：“青年时期的黄道婆生活很不幸福，她因为无法忍受公婆的虐待，逃离了家乡。

在饱经辗转流离之苦后，只身来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岛崖城镇），从此在这里一住就是数十年。

”改革开放后，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发现自己极度缺乏历史底蕴，黄道婆几乎是唯一的一张王牌。

于是，上海市政府不遗余力挖掘弘扬黄道婆形象，连续出资组织召开了三届大规模的“黄道婆国际研讨会”，还通过黄道婆遗迹的整修重建，拿到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不夸张的说，黄道婆已成为大上海的历史文化名片；这可能是陶宗仪和王逢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如果我们再看看另一位略早于黄道婆的中华女杰的境遇，问题就可能更清晰一些。

无论是从信仰的规模，还是信仰的官方推崇程度，“妈祖”都堪称历史上的中华第一女杰。

北宋年间诞生于福建莆田湄州岛的林默（即妈祖原姓名），辞世不久，即在东南沿海民间掀起被崇拜的浪潮，并迅速向周边辐射。

这很快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宋徽宗御“赐顺济庙额”，迅速开始了妈祖信仰的国家化过程。

从1156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起至清朝，历代皇帝先后36次册封，封号由2字累加至6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