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日本歌人_论_集外集_中的诗

・国外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鲁迅与日本歌人 ———论《集外集》中的诗 〔日〕实藤惠秀　著 苑 利　译 〔日〕高木立子　校 在鲁迅赠给日本人的许多诗中,有一首是赠给日本和歌作者的,名字叫《赠日本歌人》。

这个歌人是谁?这个问题无论对日本人来说,还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个谜。

但是,这个问题经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与曾经向鲁迅的弟子们讲授过木刻技艺的内山嘉吉先生的共同努力,已经真相大白。

这对中日两国,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一、　钟敬文先生与我钟敬文教授与我认识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了,我们二人的邂逅是在日本三越百货商店里举办的一次已故文学家的展览会上。

当时有五十多位日本文学家的纪念品,被摆放在不同展区,其中就有一个为苏曼殊设置的展台。

关于苏曼殊,我此前并不了解。

一看解说词,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是在日本长大的。

但他却在中国,以诗人、小说家、画家、翻译家的身份,活跃于中国文坛,享年只有34岁。

人们之所以把他称为日本已故文学家,大概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的缘故吧。

但无论怎样说,他的作品全部是用中文发表的。

展品中,有一首有关苏曼殊的新诗,作者是钟敬文。

,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个正在日本留学的民俗学者,就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户冢一丁目,我赶快前去拜访,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

当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的发起人是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岗崎俊夫等人。

我告诉大家,中国来的民俗学者钟敬文就住在户冢町,大家一听都很高兴,要请他来讲讲。

于是在研究会的例会上,我们邀请钟敬文先生介绍了中国民俗学发展概况。

后来,即使在他研究结束归国之后,我们的书信来往也从未间断过。

但那场遗憾的战争爆发后,两国之间通讯也就中断了。

战争结束不久,食物短缺,我们在为购买食物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从早稻田大学转来钟敬文的一封信,两国终于通邮了。

他寄来了中国的新书,并希望我能替他找一点有关日本民俗学如柳田国男的书寄给他。

我尽力办了。

但与这些小事相比,他送给我的书远比我送给他的书要多得多。

其中,有一部书叫《虾球传》,翻译过来就是《虾球物语》。

不消说,这是战后中国出版的最新的小说。

我将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发表在一个杂志上,同月,岛田政雄先生又将它登载在另一部杂志上,我们齐心协力将它翻译成日文,分上下两册,在三一书房出版。

因为这是一部新中国起步阶段的小说译著,所以非常畅销。

此后,我与钟敬文先生经常相互赠书,我们的交往从未间断过。

他的孩子是搞自然科—14—学的,我也曾寄过那方面的书给他。

他孙子快上小学的时候,写过一首关于中日友好的绝句。

在去年钟敬文先生寄给我的一首诗上这样写道:四十年前旧梦赊,井之头①共揽芳华。

蓬山虽远心仍在,来看天坛友谊花。

诗后注有“暮春,天坛看樱有感”的字样。

二、　钟敬文先生的重托前年,也就是1975年的7月,他寄来这样一封信: 很久未能写信了,实在对不起。

您已有八十高龄,听说仍致力于我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我们深感振奋,不胜感激。

我近年来一直参加新型教育与学术研究工作,与工人以及工农兵学员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习和科研工作。

……最近,我正与工人和学生一道,作鲁迅先生《集外集》的注释工作,遇到点麻烦,特向您求教。

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斯巴达之魂》的原文———这是1903年在日本写的,关于其原文,鲁迅先生认为,这部书像是翻译(或编译)作品,但他记不清。

我们觉得所谓的原书,肯定是经当时的日本人之手发表的(可能是日本人的创作或编译)。

可是,我处文献不多,尚不能对这个推测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更不能证明其作者是谁。

究竟这部原作是个什么样子呢?其次,就是有关“日本的歌人”的人物问题———《赠日本歌人》是鲁迅先生1931年创作的绝句,那位所谓的日本歌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原注说,是指“剧评家升屋治三郎”,这位升屋先生是“歌人”,还是“剧评家”?不错,是歌人同时也是剧评家的事可能会有,但是,他主要的方面是歌人呢?还是剧评家呢?在我这儿没有相关辞典,所以就不能不划个问号。

以上两问题,希望您能帮助我们解决,拜托拜托!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增田先生和竹内先生代为查找,总之,给您添麻烦了,再次表示感谢!在这里,问题出在《鲁迅日记》1931年3月5日记的“赠给升屋(治三郎)下面的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春江好景依然在,海国征人此际行。

莫向遥天忆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

在鲁迅的《集外集》中,这首诗只改了两个字,并题名为《赠日本歌人》。

三、　日本学者的意见尽管受到了钟敬文先生的委托,但由于力不从心,所以,还是立刻写信给竹内好先生和增田涉先生,请求他们的帮助。

很快,竹内先生打来电话,说所谓“歌人”就是土屋文明,并说欲知详情,可问松枝先生。

我立刻将钟先生的来信复印了一份,并附上了下面这封信(上面标的是8月16日),便寄给了松枝先生: 天气炎热,一切安好?我与钟敬文先生结识是在40年前,此后双方以书相赠,一直没有间断过。

最近,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详见复印件),因为解释不了,便立刻寄给了竹内先生,向他请教。

结果,知道了其中的第二个问题“歌人”实际就是土屋文明,我想再详细地向松枝先生了解一下,不知先生是否方便。

正像竹内先生所说的那样,《鲁迅选集》改订版12卷第215页的注释上写道:“1931年3月5日,居住在上海的京剧研究家升屋治三郎先生回国,在临别之际,鲁迅创作并赠给升屋先生这首作品。

此后,可能日本歌人土屋—24—文明来上海游览时,鲁迅先生也许又将这首诗抄录给了土屋文明,并题名《赠日本歌人》。

”注释中流露出一些暧昧语气,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

竹内先生之所以告诉我欲知详情,可向松枝先生请教,原因也在这里吧。

因而我想问一下:一,土屋与鲁迅见面是在何时?如果详读《鲁迅日记》的话,也许就会明白。

如果您知道的话,请立刻告诉我。

二,《赠日本歌人》这个题目是否是给升屋先生时还没有,鲁迅给土屋先生这幅作品时才起这个标题?除以上两点之外,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比如钟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斯巴达之魂》的原文问题,如果先生了解,也希望能得到您的教诲。

松枝先生收到信后,很快给我回了信,信上是这样说的: 我曾写过“可能是土屋文明先生”但这只不过我的推测而已。

我后悔当时在这段文字后面没划上三个问号,以至于到现在我的那个推测在学界已经变成“事实”,如高田淳在《鲁迅诗话》里也用很肯定的口气来提到这件事。

但是,事情果然是这样的吗?自己说出了不太负责的话,现在我觉得有点靠不住。

我也问过内山完造先生,但他已经忘了是否听过有关土屋先生的事情。

鲁迅赠给土屋先生的诗是无题诗,在同书的231页。

在鲁迅日记1933年11月27日条中有“为土屋文明氏书一笺云:‘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即作书寄山本夫人。

”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搞不清写这首无题诗的时候,土屋先生是来过上海,还是土屋先生是以信,或以其他别的什么方式,委托山本女士叫鲁迅先生写的(因为山本初枝女士是土屋先生的弟子,所以也有后者的可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给土屋先生的诗确实是“一枝清采”,而不是那首“春江好景”。

或者两首都写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或者所谓的“日本歌人”就是指山本初枝女士?因为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有“写给某日本歌人”的字,这里的歌人就是山本女士。

要不通过增田先生再向山本女士确认一下怎样呢?正如我在解说中所写的那样,我认为鲁迅先生可能为了躲避审查,故意将诗写得很晦涩,包括题目和前言也都显得暧昧,不也是一例子吗?土屋先生1931年或是1933年到过上海,我想,查查他的阅历,自然也就清楚了。

这么一想,鲁迅先生也就没什么理由将“春江好景”那首诗送给土屋先生了!!我彻底糊涂了。

不能瞎写,瞎写就会犯大错误。

第二天,松枝先生又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大意是:我问了紫杉派②的人,遗憾的是,他说“日本歌人”不是土屋文明,鲁迅赠给文明的只是1933年的那首。

可能山本女士并没有受土屋先生的委托,而是自己求鲁迅给他写的。

不久,增田那儿也回信了,大意是说: 看了一下鲁迅日记,在1931年3月5日条中,有“午后为升屋、松藻、松元各书自作一幅,文录于后”。

并录有“春江好景依然在,海国征人此际行。

莫向遥天忆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

”《集外集》所载的《赠日本歌人》中,第二句的“海国”变成了“远国”,第三句的“忆歌舞”变成了“望歌舞”。

所以,(一),鲁迅将送给升屋先生的诗只改了两处,就送给了“日本歌人”(土屋文明?)。

(二),也许是鲁迅误将升屋当成了歌人。

这两种可能都有。

1931年3月,土屋文明在上海到底—34—见没见到鲁迅?我是1931年3月份刚到上海的,所以不知道这件事。

把土屋文明介绍给鲁迅的(?)山本初枝夫人已经去世,无法确认,但我认识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他现在住在芦屋,可以去问问看。

数日后,增田先生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芦屋那儿也来了回信,鲁迅给土屋先生的文字是由山本初枝女士托鲁迅先生写给土屋先生的。

就是说土屋先生没见过鲁迅(听说土屋先生昭和年即1944年才第一次去中国),所以,我觉得鲁迅把赠给升屋先生的那首诗,只改了两个字,就重新抄录给了土屋先生。

此后的第三天,我又收到了松枝先生的第三封信,他告诉我: 鲁迅给日本人写的诗都是无题的,在编撰《集外集》时,也许随便一想,就给这些诗起了个合适的名字??虽然大家告诉了我充满善意的不少信息,但缺少证据,还很难说得出什么正确结论。

不得已,我只能将这三个人的看法转告给了钟敬文先生。

四、　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活动和内山嘉吉先生 去年,即1976年,是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

在中国,为解开鲁迅在留日期间生活中的种种疑团,通过日中友好协会,委托日方展开了一系列调查活动。

协会以赤津益造先生为领导,召集有关人士进行协力调查。

鲁迅的生前好友内山嘉吉先生,便成了最重要的参谋。

为留学生教育而开办的宏文学院也在调查范围之内。

我是研究中国留学生(留学史)的,自然也被叫了去,参加调查工作。

有关宏文学院的调查,是我和早稻田大学的细野浩二君一起进行的。

我们访问了讲道馆,发掘出了不少前所未闻的资料,比如说,如果发生哪个学院职员对留学生不礼貌的事情,嘉纳治五郎校长知道了,就把他叫到全体留学生面前,叫他向大家谢罪,还有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一起练过柔道等等。

在调查例会上,我把钟敬文先生的问题向内山嘉吉先生谈了。

内山说:“作为日本人,应该想方设法得到点什么……”我说:“最好是向土屋文明先生询问,但我又没有什么门路……”内山先生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做做看吧。

”本来内山先生也关注这个问题,并要把它搞清楚。

他与土屋先生并不认识,但他有线索。

这就是将鲁迅手书赠给土屋先生的中间人山本初枝女士。

她已经去世11年了。

但她生前从上海时代直到去世,与内山松藻女士(嘉吉先生的夫人)的关系一直都很好,这件事土屋先生也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