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 南方周末 2003-11-27 154553

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

南方周末2003-11-27 15:45:53

1950年代校门

编者按：伴随《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的修

订以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出台，中国法律职业化程度步步加深，未接受系统法学训练的非科班生愈来愈难走入法律职业领域。今天法学院校里的莘莘学子，将是明天打造法治国家的栋梁。可以说，法学教育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从未有今天这么强烈、直接。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评价它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成功的典范。解读“西南现象”是法学界的共同兴趣。但今天，这所传统名校因为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她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边缘化。

但西政遇到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中西部高校面临的难题。值此西政5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解读她的兴衰浮沉，或许能为中国法学教育格局提供一个观察的模本，也能为中国20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得失提供一面镜鉴。

□本报驻京记者赵凌

2003年9月20日，一场平静的秋雨落在山城重庆。

著名的歌乐山下，西南政法大学正在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风雨苍黄五十年。这场绵绵不绝的雨平添一种喧闹中的清冷。

西政的50年比任何一个政法院校都值得记忆。这个被歌乐山裹挟的小地方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

西政创造了法学界传奇的“西南现象”。

西南现象的造就者，一位见证了西政风雨历程的古稀老人，在校庆这天却忧伤地说：“我没有一点心情参加这个聚会。对学校我现在只有凄凉，有什么值得庆祝呢？”

曾经的宠儿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为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9月20日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

重庆沙坪坝区钟灵毓秀的歌乐山下，庄严肃穆的烈士墓旁，400亩荒坡上，西政就此诞生。这里曾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旧址，是美蒋特务囚禁、屠杀革命者的地方。校史记载，选址这里“正好以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培养政法干部”。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学校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发展步伐逐渐缓慢。和所有遭遇“运动之苦”的中国高等学府一样，在“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的恶浪中，西政被

停办近十年。

正如西政1978级学生、学者贺卫方所言，1978年恰好是西政50年历史的分水岭。此前的25年历尽磨难，凄风苦雨；此后的25年劫后重生，柳暗花明。

泥泞的黄土路、简陋的校舍、机器轰鸣的操场———复办后第一批入校的1978级学生曾被眼前的场景深深刺痛———这就是向往许久的学堂？感情受挫的他们打出了“稀烂政法学院”的标语。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遍体鳞伤的学校得以保全是多么不易。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许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被撤销。

西政几位资历较深、在运动中饱受磨难的老先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顶着自己头上已有的政治高帽，不止一次地给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写信，苦苦恳求保留学校。这段历史被西政称为著名的“护校运动”。

历时一年的“护校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曲终但人未散。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西政“三不动”：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西政以这样的方式得以保全，同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马分尸”。

22年后，2000级新生在课堂上听青年教师卢云豹讲起这样的故事：“文革”时，学校的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被分别监禁，一位老先生四下打听老教师们关押的所在，秘密记下。“文革”一结束，老先生按图索骥，一一找回，西政以最快的速度重建。

1978年2月18日，国务院高教部决定将西政列入全国首批重点院校，而且是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这个光环让西政人倍感鼓舞。得益于政策的不断眷顾，西政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西政得以鹤立鸡群并伴随长久的荣耀，西政校友承认那是当年连续的“政策占先”所成就的。当年西政是中国教育管理者眼中的“宠儿”，被戴上“惟一”、“重点”、“最早”这样一顶顶桂冠。

“西南现象”

“卡车沿嘉陵江溯流而上。我对于江河并不陌生，但是当日的观感却很特别。左面高岸，右面深谷，江水浩荡，烟雾迷茫。此情此景，与卡车上一群胸怀远大、豪情万丈的年轻人当时的心情不是很相配吗？”

西政1978级学生、学者梁治平至今难忘1978年到校第一天的情形。

那一年和梁治平同时到校的还有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江山、蒋庆、顾培东、程燎原、王敏远、陈泽宪、江必新、张穹、于安、周强……他们成为日后的俊杰。

“当时全国总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但西政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360多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贺卫方笑着回忆。

1978年全国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西政是惟一一所单科学院。而西政招生的人数比其他4校的总和还要多。这使得西政日后因“人多”而“势重”———这也是西南能够成为“现象”的原因之一。

20多年后，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端坐上席，以长辈口吻招呼大家。指点一人，问何校毕业？答曰：西南政法。又问一人，复曰：西南政法。此时有人开玩笑：江老不必再问，你已被西政包围。江老不信，指问：这位中央广播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其所著《从法学引注看中国法学的现状》中开出的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

有人评价说，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他们

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所谓“西南现象”的大致含义。

西政毕业生遍布中国司法实务界和学界。翻开几所重点大学法学院的名录，西政血统的教授不在少数。现在的西政学生常经意或不经意地在闲聊时说上一句：“最高法院一半人是西政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在为西政1979级学生邱兴隆的博士论文作序时写道，“我对西南政法大学情有独钟……似乎歌乐山有一种仙气，从歌乐山走出的学生都有一种成仙得道的感觉。”

感恩母校

贺卫方说，在那个时代，学校对批判和论辩精神“表现出了非常可贵的宽容”。当年有一些同学常常跑去重庆最中心的地方解放碑，向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应该朝何处去”。

西政1979级学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回忆，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以当时之认识，墙报上有些观点真是惊世骇俗。

曾经有记者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夏勇，你在北大、哈佛学习过，哪位老师对你影响最大？夏勇说是西政的杨景凡和林向荣老师，他们在学界并不十分显赫，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最多。

西政1979级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至今记得手捧学校油印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时的激动。西政1978级学生、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宫晓冰说，西政所幸之处就在于教师没有离散，图书资料没有流失。“学校保留了一批当时在全国法学院系有名望的学科带头人。图书馆保有的图书数量在当时各政法院系名列第一。”

20多年后的一天，已经成为知名学者的梁治平感慨：“同今天的许多大学相比，我的大学简陋、残破和狭小得不宜称为大学。但那确确实实是我的大学。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把一段青春留在了那里。我的大学之所以无愧于大学之名，是因为她保有一种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我曾经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学习和生活，在其中成长，了解世界，认识自己。”

教育改革下的节节失利

当西政毕业生们带着西政人特有的荣耀和情结努力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他的母校却遭逢1990年代后连续的变故。

直到1990年代中期，西政在法学教育中仍保有傲视的姿态和实力。西政1979级学生、毕业留校任教的张绍彦回忆，“1993年到1997年是西政发展最快、步伐最大的5年，也是人气最旺、最有生机的5年。那个时候，学校哪个老师出了著作，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全校师生员工都会议论、称誉。虽然老师们心里也有对学校的很多不满，但能感觉到当时那种向上的气息，感觉到自己是在大学堂里。”

那几年，在中央“把中国政法大学建成我国政法教育中心”的指示下，中国政法大学也在迅速崛起。但在西政学生眼里，中政大不过是“天子脚下一朝得势的暴发户”———它的学术影响力与西政无法比肩。

1997年底“211工程”的失利是西政困境的标志。“211工程”是1995年教育部提出的重大构想———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宏大工程。

司法部当时所属的院校只有一个进入“211”的名额。时任西政校长种明钊说，那两年他只顾得拼命创造条件以符合“211”标准，学校为此扩大招生数量，也建立了一些虚设机构以“充实”学校规模。

西政最终没有进入“211”。“作为一个单科类的学校，有些规模是很难达到的。”种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