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当下意义

红色经典的当下意义（文艺观象）《人民日报》（2016年05月27日24 版）对话人：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评论家）阎浩岗（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慧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少衡（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核心阅读●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红色经典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也是当下的，原作仍在被不断阅读、观看、欣赏，并成为当下文艺创作的一种资源，被反复改编、重拍、翻唱●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它把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和蔑视的普通民众塑造成英雄，这区别于“五四”时的俯视和怜悯平民，平视加仰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红色经典表现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其追求和创造的超越一己之利的高远艺术境界，是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当今的文学写作缺乏的，需要学习和汲取的，特别是挣脱“经济力”的束缚时，更需要在红色经典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当今活跃在文艺创作一线的作家、艺术家，都受到过红色经典的影响，它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传统和资源之一，与诞生红色经典的那个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与战争年代相比，当代中国也在发生着深刻巨变，也应该能够产生新的经典之作张江：近年来，围绕红色经典展开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

这主要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红色经典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可以说，红色经典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

这体现在，红色经典原作还在被不断阅读、观看、欣赏，同时，它也成为当下文艺创作的一种资源，被反复改编、重拍、翻唱。

就此而言，我们对“红色经典”的讨论，事实上就具备了历史与当下双重观照的意义。

红色经典并未褪色仲呈祥：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的红色经典，在发表和出版之后的不同时期，一印再印，长销不衰，而且，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之后，仍然广受不同代际人们的欢迎。

这种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文艺经典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过时，更不会因为岁月的更替而褪色。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实例，是歌剧《白毛女》的重排与巡演。

这个诞生于70年前延安的民族歌剧经典，从延安开演，中经太原、、、、、、、长春直至北京，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白毛女》旋风”。

不久前，据此拍摄的3D舞台艺术片《白毛女》电影也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好评。

一部民族歌剧经典，历经70春秋，久演不衰；主演从王昆到郭兰英，到彭丽媛，再到雷佳，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而且，由民族歌剧到京剧，到芭蕾舞剧，再到不少地方戏曲，竞相移植上演。

铁的事实证明：这部经典作品所昭示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既“各美其美”——传承民族秧歌民族戏曲审美优势，又“美人之美”——借鉴西方歌剧审美经验并进而“美美与共”，兼容创新形成民族歌剧新范式的创作。

现实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也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

红色经典中以审美方式呈现的“历史镜鉴”，弥足珍贵。

《白毛女》的主要编剧之一、著名诗人贺敬之就深刻指出：那种颠覆《白毛女》反对阶级压迫主题、胡诌“杨白劳与黄世仁两方只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欠债还钱是正理”的历史虚无主义极为有害。

《白毛女》这部经典正是以艺术力量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

当中国老艺术家采风团到海南访问红色娘子军旧址，当地人民把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簇拥起来，嘘寒问暖，奔走相告：“吴琼花回家啦！”原来，谢晋导演为拍摄电影《红色娘子军》，带着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祝希娟到这里深入生活，与红色娘子军的老战士及当地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从而令祝希娟在影片中饰演的吴琼花形象大获成功，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自此，不仅电影《红色娘子军》成为海南岛的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而且祝希娟塑造的吴琼花艺术形象也深入民心，成为中国激励人民跟着共产党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动力。

这里，发人深思的是：红色娘子军在海南实际活动的历史时长不过一年零数月，而吴琼花则使娘子军的影响不断。

于此足见“文学力量的推动”的重要性，足见文艺经典绝不过时的现实意义。

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张江：在我看来，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还有受众，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是集体主义的责任担当。

以此为精神内涵，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

而这种精神力量和美学风格，正是今天时代需要的和稀缺的。

阎浩岗：经历了时间淘洗，红色经典始终被那么多人喜爱，且历久不衰。

那么，它是否具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特定时空阈限的精神内涵呢？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它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

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

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

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

只有像柳青、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

梁生宝、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

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

“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生命和个人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

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

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

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

《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

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因而，时过境迁之后，读者可以批评红色经典的各种局限，却难以忘怀它，我们不应忽略它的存在。

从红色经典中汲取文学养分张江：具体到文艺自身的发展，红色经典不但是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不可回避的存在，而且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也不乏启示意义。

当过多的宫廷权谋霸占银屏，一己情爱充斥歌坛，穿越玄幻独领风骚之际，回头翻看一下红色经典，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一些营养，对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不乏积极意义。

赵慧平：在我看来，当今的文学要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忽视红色经典的存在。

文学之事，从来不仅仅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形式技巧之事，它是生命的一种审美存在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说，审美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表现形式，因为它是人的心灵之事，营造的是人的精神家园，它聚敛的是对真善美的热爱与向往，对假恶丑的厌恶与抛弃，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对现实生活境界的升华。

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群先进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文学呈现，表现的是一个时代民族的心灵和审美理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存在和审美符号。

虽然它与今天的文学有了时代的差异，但文学的发展由传承到创新的规律，使它必然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获得的文学经验和成果已经构成了当今文学的基因与传统。

这样看来，仅从一个视角和标准评价红色经典是远远不够的。

当今的文学写作应该也完全能够从红色经典中汲取养分。

文学写作无论是咏物还是感怀，都是需要境界的。

“境界说”是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范畴，作者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作品就会营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境界。

在红色经典中，将人民大众作为文学的主人是时代文学的追求，这种对社会历史必然要求的回应，是时代文学的进步。

在表现人民大众追求理想生活的乐观精神、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友爱互助的奉献精神时，红色经典也表现出作者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

当年红色经典追求和创造的超越一己之利的高远艺术境界，是那个时代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当今的文学写作缺乏的，需要学习和汲取。

文学写作不会在真空中存在，它必然要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

如果说红色经典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干预，那么当今的文学写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市场“经济力”的操纵。

我们的文学世界里时常失去理想、信仰、乐观、进取、诚信、友爱、优美、崇高、典雅，却让自私、享乐、权谋、诡计、暴力、仇杀、乱伦、荒诞、无耻、丑恶泛滥。

这里并不是彻底肯定或者否定某一年代的文学，而是主张要以科学的态度，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视角观照不同时代的文学，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自觉的文学精神，繁荣中国当代文学。

在当今挣脱“经济力”对文学的束缚时，需要在红色经典中积极地汲取已经获得的那些宝贵的精神营养。

这里还要指出的一点是，红色经典是现代汉语的文学写作达到历史高度的代表作，它对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它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方式，它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丰富与雅正，已经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在一个时代的文学符号。

当代生活是写作新经典的源泉张江：大时代方有大作品。

与催生红色经典的革命与战争年代相比，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虽已没有了战火硝烟，但这仍然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大时代。

它所引发的人们思想观念的震荡丝毫不逊于革命战争年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应该也能够产生新的经典之作。

杨少衡：我觉得当下创作作为当代生活的一种反映，其素材、课题和认识等等，都产生并依赖于当代生活。

当下创作中最能反映时代风貌和精神的代表性作品才可能成为新经典，被人们记住，留传于世。

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生活是产生新经典的源泉。

当代生活景象无疑极其丰富而复杂。

与人们所称的红色经典所产生的那个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比较，当代中国虽属和平发展，却也在发生着深刻巨变。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史所罕见。

中国走出近代史上贫穷、落后、屈辱的境地，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奇迹，社会形态也在迅速转型。

发展与转型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各种问题与压力，新形势下的国际环境既提供机遇，也充满挑战。

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直面挑战，向着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前行。

这样一种生活景象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资源，也提供了巨大的表现空间。

我生活在福建，这里不属中心区域，生活却也同样发生着巨变。

一个遍布丘陵的省份，以往被山岭分割出众多方言区域，20年前行路还处处艰难，如今高速公路和高铁交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