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作品中水意象解读

杜拉斯作品中的水意象解读

摘要在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对东方地理风貌中水的描写是含义丰富的。水在这里不仅是一种自然环境，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它折射出了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念和作者的东方视角。

关键词：玛格丽特·杜拉斯东方水《情人》《副领事》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她对东方地理特征的描绘是不应被忽视的。福柯认为，“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这种描述从地理政治的大策略到居住地的小战术。”空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摆设，而是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杜拉斯在对她记忆深处的东方风貌进行描述时，并不是纯粹客观地记录，而是在表达一种历史，一种观念。

一水意象的表现形式

水的意象在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频繁出现，它包含以下具体表现形式：河流、雨水和海洋。河流是出现较为频繁的意象。她笔下的河流充满着原始的狂野力量，汹涌澎湃，席卷一切。在《情人》中，她写到：

“……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这几条大河在

一望无际的平地上流速极快，一泻如注，仿佛大地也倾斜了似的。”在《副领事》中，她写到：

“菩萨河里已是满满的河水，暗黄的河水泛滥出来，河边的竹林沉陷在水里，乖乖地被死亡攫住。”

丰沛的降雨是杜拉斯笔下东方的又一个特征，在根据《副领事》改编的剧本《印度之歌》中，她多次提到暴风雨的来袭：“孟加拉湾上在下雨”；“是从河口来的，又要下个没完没了……”。海洋则是不变的背景，是河流、雨水最终流向的归宿：“一个除了水还是水的边境地区，淡水、咸水、黑水在恒河口，都与那绿色的，冰冷的海洋水混合到一起。”（《副领事》）在杜拉斯的描述中，东方是一个水淋淋、湿漉漉的世界。

二水与疾病

“水”在杜拉斯笔下的表现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它蕴含着多重的信息和复杂的内涵，折射着杜拉斯对东方进行审视时的特有目光，正如福柯所说：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种虚无的空间，其实，我们可以在其中安置各种个体和事物。我们并不生活于一种虚无的内部，它可以被涂上各种各样亮度不等的色彩。”

水汽的氤氲所带来的湿热对于习惯于干爽的欧洲白人来说是一

种无法适应的噩梦。有资料记载：“英国人觉得热带环境对他们是一种考验并严重有碍健康。……西方人对当地疾病没有免疫力，他们惊人高的死亡率一直延续到20世纪，每年11月凉爽季节开始时，

西方人已习惯于见面时互相祝贺又活过了一年。”炎热潮湿与疾病已构成西方人对东方可怕的集体记忆，杜拉斯的个体记忆也浸染着这种印象。在她的访谈录里，她曾这样提及：

“我们在有水的地方，在井边停下来喝水，给马达加水，而井边总有一些麻风病人。所以我开始有了一种麻风恐怖症，说到麻风就会焦虑。……这完全成了一种背景，麻风成了，随你怎么说，殖民主义背景的光线，我就在这种背景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在杜拉斯的叙述中，水与疾病这种可怕的元素是共生的，有水流的地方就如影相随着令人窒息的湿热以及由之而产生的疾病。

在《情人》中，大河与烈日共同造就了令人窒息的热浪，在《副领事》中的加尔各答上空，覆盖着停滞不动的恶劣云翳，在《印度之歌》中，声音的叙述多次重复：“多炎热呀，无法忍受，热的可怕……”；“这是什么样的夜晚啊。真是太热了。一切都让人受不了。”甚至，频发于热带湿热地区的麻风病几乎成了东方的标签：“这就是加尔各答或拉合尔，棕榈树，麻风病，黄昏般的晨光。”（《副领事》）耐人寻味的是，麻风病人的活动区域与“河流”密切相关，这种表述是频频出现的：“沿恒河一带，麻风病人在那里走着，笑着”（《情人》）；“在恒河的岸边，总是那些麻风病人，他们醒来了，在看。”（《副领事》）；“恒河边上，麻风病人混杂着野狗，围成一大片场地”（《副领事》）；“天亮了。第一道围墙被围的是麻风病人和狗，他们在恒河岸上的大树底下，已经没有力气，也不知道疼痛”（《印度之歌》）。在这样的表述中，河流，尤其是恒河，它不再

是东方文学中“圣河”的代称，不再是信徒们圣洁的沐浴之所，而是成为了麻风病人的载体，颠覆了“水”在东方文学中的意义与地位——“水”的存在成为了麻风病的显在标志，“水”与麻风病一起成了不祥之物。而在历史的记载中，麻风病作为一种恶性传染病，历来都是被放逐、被隔离的对象。福柯对此说过：

“麻风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

于是，被麻风病化的“水”失去了一贯的圣洁、丰美、博大的内涵，而成为了应被隔离的灾难的源头，隔离于文明世界之外。

三水与非理性

在杜拉斯对水的描写中，水还暗示着一种强大的力量——非理性。福柯曾写道：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智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土地，无论是岛屿还是大陆，辽阔宽广的大地执拗地推挡着水，只给它留下岸边的沙地；而非理性自古以来就属于水，更确切地讲，属于汪洋大海，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无论是狂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

首先，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水”暗示着欲望的放纵。西方人推崇的理性秩序同时也压制了人的欲望，在东方这个他们所认为的中心之外的非理性的世界里，理性可以消失，取而代之以欲望的肆意。在杜拉斯的叙述中，许多在主流观念上所认为的不伦之恋就发生在

这么一个多水的地域。《情人》中，“我”与中国情人的故事的发生、发展始终没有脱离湄公河的背景：他们的相遇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他们的幽会房间是在“堤岸的那个地方，它在河的彼岸。只要渡过河去，就到了那个地方。”甚至，杜拉斯将他们的欲望的放纵也归因于这种水汽丰沛的炎热气候：

“至于他，作为堤岸一个情人，他认为这个小小的白种女人在成长中受到强烈的炎热气候的损害。他自己，也是在这种炎热气候中出生，长大的。”

在《副领事》中，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拐走了劳儿的未婚夫米歇尔·查里逊之后，东方成为了他们忘乎所以并受人诟病的爱情的落脚地；副领事对大使夫人歇斯底里的单相思也是发生在这个水淋淋、湿漉漉的地方。

但欲望的泛滥总是与罪恶、堕落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它是危险的。在杜拉斯对水的描绘中，一语双关地透露出对于这种危险的隐忧：

“汽车开到渡船上，我总是走下车来，即使在夜晚我也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怕钢缆断开，我们都被冲到大海里去。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在河水之下，还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情人》）

象征着理性与秩序的教堂、城市只不过是悬浮在“水”这种巨大的非理性力量之上，并且可能随时被颠覆掉，相对于非理性的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