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问题

中国一直是奉行保守中立的外交政策。但是在特别和重大的外交事务面前是毫不示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辉煌的50年历程，推动着20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也在世界外交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为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50年辉煌历程之际，我认为，中国的外交决策在指导中国外交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外交成就。一、外交决策的重要性和地位

何谓外交决策？简而言之，就是对外交事务和工作决定策略和办法。它有两层含意：动态的含意是过程，即在这个过程中决策层或决策代表通过一定的途径对外交问题决定策略和办法，在决定策略之后，由外交机构及相关方面去执行或实现；静态的含意是结果，即决定了的外交策略和办法，外交部门等去执行决定的外交决策，如外交路线、外交方针和外交方法等。

众所周知，外交工作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代表，是国家内部政治的延伸，为维护国家多方面利益服务，外交内政密不可分。有鉴于此，外交决策在外交工作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于外交工作来说起核心和大脑的作用，它是外交工作的灵魂，对外交工作起着指挥部的作用。任何外交活动和实践都要在一定的外交决策指导下进行的，没有外交决策指导的外交活动不可能为国家利益服务，而很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外交无小事”的含意之一。

中国近来的外交局势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一个聚变的态势，中美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更表现在与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中国和东盟（亚细安）国家关系的变化。美国“重返亚洲”看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和外交战线，而且也在军事战线。“牵一发而动全身”，中美关系的些许变化牵动着总体中国外交。当然，中国对美国的作为也没有等闲视之，各方面都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

钓鱼岛问题

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很少数特别令人担忧、也特别催人思索的方面或问题之一。不仅如此，尤其具有忧患意味的是，这紧张的最突出、也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在于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亦即一位中国作者最近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标题所说，是"中日民间之忧"。由于近年中国公众的对日情绪和舆论氛围，加上有关的媒体报道和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缺陷，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公众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情绪和对华看法，连同其日本国内政治影响，几乎完全缺乏了解。3 此类状况的原因如该文所述，相当复杂，日本自身国内的经济、政治、心理原因总的来说很可能是首要的。然而无可讳言，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某些对日基本态势和行为也跻身于原因之列，无论它们有多大部分有怎样的确实正义的理由，而中国可做的首先是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从而为中国自己至关紧要的利益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

日本邻近中国，有1亿以上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并且因此具有

成为军事大强国的很大一部分客观条件。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

近两三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和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态势达到了可称史无前例的地步，它对中国真正崛起的戒备，它阻滞中国具备强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影响的倾向，也发展到了可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意图、态势和政策行为可以发生显著的局部良性变化，也尽管中美两国之间长远来看也有真正的希望争取形成总的和平协调与协作前景。与此同时，虽然近年来的一项基本方针--以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尽可能（甚至不时在相当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持中美良性关系--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必需，并且总的来说产生了对中国至关紧要的有利效果，但是单凭这一基本方针，显然不足以真正实质性地大幅度改善（至少在当前共和党行政当局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华基本观念、基本政策和战略态势以及中国的中长期外部安全环境。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这一方针有两项代价：第一，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必不可免地受到颇大限制，并且因而在多项重大的国际问题（一定意义上乃至某些国内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也受到不利的制约；而且，由于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局部紧张化和美俄两国的显著接近，这种受限情势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剧；第二，在具体实施中被不少中国公众往往不正确地看作未免一味"示弱""示软"的对美态势有损于国家对外政策所需的、比较广泛的国内公众支持，而在中国"大众政治"随改革和社会发展愈趋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公众支持愈益重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战略灵活性原则要求中国局部调整自己的大国外交构局，有力地缓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对美被动境地，显著增强对美外交杠杆，营造一种大有助于促使美国政府乃至美国舆论朝良性方向多反思、多改善对华态势的国际氛围压力。就此目的而言，中日接近是一项（在能够比较明确预计的时期里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一项）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然而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首要盟国，并且缺乏外交独立传统；不可设想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日美间现有和可能出现的矛盾会发展到实质性地动摇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地步。不仅如此，有许多原因使日本会对中国的外部困难感到庆幸，也有许多原因决定它会对中国的力量增进和中日间的"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怀抱疑惧：所有这些将使日本不愿接受、并且警惕任何在战略上明显地图谋中日协作制衡美国的"外交革命"。这近似于1890年后的奥地利几乎全无可能成为法国或俄国制衡德国的伙伴。

同先前相比，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的最大和最突出成就，是基于邓小平开拓的新的外交总方针和有关实践，持之以恒和多有创造性地大力经营睦邻性质的周边外交，使得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而言，除了与台湾问题和美国战略密切相关的西太平洋环线外，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的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佳状态，并且相应地留下了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辉煌的当今中国外交传统或系统经验。但是，出于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目前远非良好的中日关系代表着这方面尚存的一个最大遗憾。十六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班子不仅需要继承其前任近乎全方位的睦邻外交，还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很明显，就此而言最重要、甚至近乎有全局意义的是大力谋求中日接近。在今后领导中国期间，他们应有的最大外交任务之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