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议论

本文认为，白居易是借李、杨的爱情悲剧（长恨）来作“荒淫误国”的政治研究，讽喻“汉皇”，以诫后来。

原因有三：
一、从作家生平及《长恨歌》诞生的背景看其政治讽喻性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本籍太原，后搬家下邽（今陕西渭南）。

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搬家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怜少壮日，适在贫贱时”，因而对百姓疾苦有着较深刻的认识。

他自幼聪慧，刻苦好学。

20岁举秀才，20八岁进士及第。

元和元年（806年），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政”，撰成《策林》七十篇，全面地阐述他们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反对无休止的剥削，要求统治者“酌人言，察人情而后为政”。

他大胆地指出：“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可以节俭也”，提出“革财用，均贫富，禁兼并，逐盗贼，起廉让”等重要对策，并且还反对侵略与投降。

应举后，被派往周至任县尉，使他又一次有机会接触下层群众。

适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传播后世且主题（内容的主体和核心）不停为大家争论不断的著名长诗《长恨歌》，时年30五岁。

并且，他还创作了《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等其他讽喻诗。

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回长安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于元和五年（810年）降职改做京兆府户曹参军。

这三年，他又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讽喻诗。

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仍抱有极高的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

直至元和十年，四十三岁的他，又因“僭越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写下了《琵琶行》。

其后，白居易又辗转做过中州、杭州、苏州刺史等地方官。

晚年的他，已无心仕途官场，回东都洛阳，过起香山居士的闲适生活，直到终年。

在其任职期间，他不停非常关心民生疾苦，敢于为民请命，为老百姓办过许多好事实事。

如杭州的水利工程，被后世称为“白堤”；苏州离任时，“闻有白太守，辞官归旧溪。

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

在他逝世的前两年，还出钱建造了龙门潭的八节滩这一利民工程。

了解了白居易一生的生平事迹后，咱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白居易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抱负的诗人知识（知识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分子。

他爱憎分明，同情民众的遭遇，《长恨歌》也明显透暴露作者的“政治讽喻”。

二、从诗人的创作主张及创作实践看《长恨歌》的政治讽喻性
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中，表现出了他的人格特性。

他既倡导（率先提议）发起了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又创作了大量富有实际意义的优秀诗歌，成为我国伟大的实际主义诗人。

他在《与元九书》、《新乐府诗序》、《策林》等作品中，提出了许多有关诗歌和文学创作的理论，他认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行于歌诗矣”，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应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还明确规定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和批评标准，即诗应以情为根，义为实，言为苗，声为花，做到文质并重，并且应以有无“兴寄讽喻”作为评价作品的首要标准。

白居易的这些理论和主张，既有对前人经验的承继，又有对实际的发展。

他的诗歌创作，也很好地践行了他的理论主张，并且也是他“政治人生”追求的表现。

如他的《伤宅》、《红
线毯》、《杜陵叟》、《观刈麦》、《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琵琶行》等作品，或批评统治者的骄奢腐化，或揭露抨击统治者的参保与掠夺，或倾吐对劳动人民贫苦生活和悲凉命运的深切同情，诚挚深刻，感人肺腑。

他在四十岁大概说四十五岁以前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表达着这样的主题（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或思想，因此可推知，他30五岁在周至做县尉时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长恨歌》，也同样拜托了一个正直、善良、有才气、有抱负、有追求的关心时政的青年的思想感情，而非一个庸俗才子的世俗之举。

三、从对作品本身的解读看《长恨歌》贯穿全篇的政治讽喻性
从《长恨歌》本身来看，作品开篇即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指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定下了全文讽喻的基调，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接下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则暗含了唐玄宗霸占子媳，违背人伦的丑行。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及背面的相关系列描述，无不深刻地不遗余力地揭露了唐明皇得到杨贵妃后，沉迷于美色、不睬朝政、好色误国的罪恶行径，不行饶恕。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得权势后，“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又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以致颠覆了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意识，荒诞至极。

这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盛世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便是。

如此之君王，如此之爱情，怎么会让一个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爱民忧国的正直的知识（知识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分子产生怜悯同情，以致被感动，进而对其置责任道义于不顾的淫乱纵欲行径进行美化和歌咏呢？这对任何一个稍有正义感和责任意识的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至此，笔者一直以来淤积在心头的结，也多少有部分梳解。

《长恨歌》的讽喻之说，想来也不会有更多的异议了。

难题的焦点主要出现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对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

很多人被此处作者对二人凄美艳丽的爱情描写所打动，部分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了‘戒鉴’”（《中国文学史》）。

于是乎就借此认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改变，由批判讽喻转向了称赞歌咏。

因而，也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内容的主体和核心）说，或歌咏爱情说。

本文认为这两种意见存在不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没有顾及全篇及作品产生的背景；其二，没有顾及作者的为人。

假设全面的考虑了这些原因，那就不难理解《长恨歌》讽喻的主题（内容的主体和核心）了。

试想，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感，有爱民情结的知识（知识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分子，怎么能容忍一个帝王、一国之君，置国家安危与百姓的疾苦于不顾，荒淫无度，重色误国？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容忍和接受的！
本文认为，作者在后半部分细腻动情的描写，非但不是对李、杨爱情的称赞与歌咏，反倒是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一种无情的讽刺和鞭笞。

这大概也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

一个君王不睬朝政、迷恋女色，就如同一个正常人不务正业，胡作非为，是不可以被常人所接受的，“是可忍孰不行忍”，有关这一点，白居易的另一篇《胡旋女》以及晚唐时期杜牧的《荔枝行》，可以帮咱们作如此理解。

一个君王荒淫昏聩到如此地步，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于人于己于后世，能不产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慨叹吗？清代学者沈德潜曾说过：“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

”（《唐诗别裁》）
综合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和主张，需要是讽谏后来者，作为一国之君，甚或一个普通人，一定要明确身份和责任，懂得良知和道义，知耻重义，切忌因一己之私欲而误国误人误本身。

正如《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所说，白居易写《长恨歌》“不光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