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旷世的爱情悲歌——也析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
与“感伤主题”说相近而又有重大区别的是“自伤主题”说。此说认为《长恨歌》主题是假借李、杨故事，表达对作者自己不幸爱情的感伤。他们考证，白居易年轻时有一个感情甚笃的恋人“湘灵”，二人历经感情磨难终未结成连理，以致白居易最后与夫人结婚时年纪已达３６岁。所以，《长恨歌》中的李、杨已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李、杨，而是白居易根据自己的感情改造的李、杨，表达的是自己与“湘灵”永别离、长相思的绵绵之恨，是为自己的不幸爱情谱写的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
“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与“感伤主题”说相近的，还有“美的毁灭”主题说。此说认为《长恨歌》围绕着美描写了六个层次，即“美的追求”、“美的出现”、“美的实现”、“美的毁灭”、“美的悲哀”、“美的怀念”，其核心是“美的毁灭”，这与世界公认的对悲剧的定义是一致的。
《长恨歌》的主题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任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入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侫、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了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二是“讽喻主题”说。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此说沿着“以史证诗”的传统研究方向，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表现出来，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即《长恨歌传》中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讽喻主题说”的最大问题在于研究方法，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的缺失，但诗与史毕竟有本质的区别，以史证诗似乎不是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以此来判断作品的主题，似乎也有些牵强。
一是“隐事主题”说。以俞平伯为代表。上世纪二十年代，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传疑》一文，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皇家秘闻，即“世所不闻”的“隐事”。马嵬兵变中，由于事起仓促，慌乱之中，杨贵妃得唐明皇和高力士等人的帮助，用宫女偷梁换柱，而自己易服潜逃。后来李隆基从蜀中归，发现墓中空无一物，随后派人寻找，终于在“海上仙山”找到了健在的杨贵妃。但此时李隆基已退位，杨妃始终未敢归来，只好以当年的定情物“金钗”、“玉合”回报太上皇。“隐事主题说”基本是用的“附会”的“索引”手法，多属想象和臆测之词，缺乏文献支持，因而影响力不大。
【摘要】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隐事主题说、讽喻主题说、主题思想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结合作品内容来分析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肯定自居易井非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长恨歌》 主题思想 爱情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二十世纪对《长恨歌》的作品主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
三是“爱情主题”说。此说在建国后由于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并不占优势，但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此说从白居易和陈鸿对李杨事迹的剪裁起，断定创作目的是宣扬真正的爱情，诗中饱含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从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不是讽喻诗出发，认为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同时认为陈鸿提出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说法，并不能代表白居易的意图。
所以，我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象而成的帝妃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婉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四是“双重主题”说。持此说者认为，《长恨歌》一方面对李杨因为生活的荒淫招致祸乱，进行了尖锐讽刺，另一方面对杨妃的死和二人对爱情的笃诚，寄予了极大同情。这种主题说貌似公允，实际是和稀泥的产物，在学术研究中有取巧折中之嫌，并非值得倡导的好的研究方法。
五是“感伤主题”说。此说从白居易把此诗归入“感伤诗”类别出发，认为《长恨歌》不仅反映了李杨的爱情悲剧，也展示了盛唐王朝的社会悲剧，抒发了“黄金时光”已经逝去，如今“只是近黄昏”的深沉感慨，是一曲感伤繁华时代杳如黄鹤的“无尽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