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韩非子》寓言的特点【摘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

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文风峭刻、犀利，其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是他的寓言，这些寓言是为了阐述和宣传他的法治思想而精心编撰的，是典型的政治、哲理寓言。

本文对《韩非子》中《储说》、《说林》的寓言故事进行初步探讨，从寓言的取材、语言文字特点、内容情节、寓言群三方面入手，分析其独特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韩非子寓言特点韩非是韩战国晚期韩国人，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法家的创立者。

《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

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

”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

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和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

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

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全书共10余万言，这部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内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

其中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取材于社会现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

这些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他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而少了几分道家特有的玄奥，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

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辱，历代王侯，愚夫愚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

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繁，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韩非子》的文学艺术特色在其寓言中有极其鲜明的体现，大致具有以下几点：一、取材的特点：《韩非子》寓言故事的题材来源主要有三个：引用和加工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加工和改造历史故事；直接创作。

这三个来源几乎包括了先秦寓言来源地各种渠道，形成韩非子寓言集先秦寓言之大成的特点。

（一）引述和转化神话故事很多寓言无论在内容上、写作艺术上合神话传说是分不开的。

公木先生也说“神话是寓言的摇篮”，然而韩非取材于此的寓言故事并不多，仅有五则，其中纯引神话的一则，继承神话传统、一动物为题材的四则。

韩非取材于神话的寓言数量极少，并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从客观地理位置上来看，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宗主制国家，相对西方国家来说，更早的脱离了畜牧业，从事农业种植，这促使中国人民形成了平实的性格和早熟理性的心理，表现在寓言文学上，便是少幻想；而韩非生活在理性精神弥漫的北方国家——韩国，因而在他的寓言中，属于继承转化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寓言就愈发少了。

其次，受整个大时代的影响。

战国末年，长期的争鸣论辩，已经进入总结性的阶段；深刻的的理性批判，已经战胜了传统的宗教蒙昧，神的迷信已不再占据人们内心主导，这样使得寓言不再到神话中去寻找寄托。

最后，海域韩非的个性、思想等主管因素有关。

韩非继承接受了荀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个务实精神的思想家。

他自己也曾明确地表述过无神论思想：“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毫无疑问他的无神论必然会影响他在寓言创作上的取材。

（二）改造加工历史故事：比较庄子寓言和《韩非子》寓言，可以发现庄子寓言主要取材于富于幻想的神话，而韩非子寓言的题材主要来源对历史故事的加工改造。

例如对缘于《左传》的“子罕不受玉”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于子罕，子罕不受。

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

”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

”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

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

”相对于原文进行了压缩改写，叙述、描写不如《左转》细腻。

其中原因大概在于韩非是利用此故事打比方，使说理更通俗易懂，所以只需讲明故事的大概。

韩非子寓言主要取材于神会历史，直接干预生活，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首先，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最后期，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整个社会结构以及阶级关系都引起了激烈的变动和分化。

时代召唤同意集权封建帝国的建立。

这样的局面要求人们直面人生，正是社会矛盾。

那些神怪荒诞的神话无法满足人们需求。

其次，战国最后期，史学已经相当发达。

在韩非之前，编年史有春秋、左转；政点与国别史有尚书。

国语、战国策；此外，还有一部集合百家的具著《吕氏春秋》、这些史书的出现，为《韩非子》寓言取材于历史故事提供了客观条件。

最后，韩非子的贵族身份为他能饱览史籍，韩非子本人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这又为韩非子将大量的历史故事改编为寓言故事提供了主观条件。

更何况，韩非著书的目地是为了说服有政治抱负的国君接受法家的思想主张。

取材于历史，既切近实际，具有说服力，又易于为君主接受。

（三）直接创造寓言韩非出了继承转化神话故事，加工改造历史故事之外，还自己虚构创造寓言。

他常常将富有的哲理谚语、格言，赋予具体的形象，加以故事化，形成自己的寓言。

如“扁鹊见蔡桓公”，“皮美为罪”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繁荣兴盛的时代，诸子兵器，百家争鸣。

为了提高语言的生动性，加强思想的说服力，他们往往编造故事，为其争鸣或游说；这样，借助语言来说理成为战国的一种时尚。

二、语言的艺术特色（一）文锋犀利《韩非子》寓言中很有特色：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

犀利峭刻，是《韩非子》总体的文学特色，这在他的寓言中体现得极其鲜明。

①他借助寓言，赤裸裸地宣传某些观点，毫无假借，一语中的，明确揭示事物本质，语言简洁明快，冷峻严厉。

如《董阏于行石邑》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涧深，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

’曰：‘婴儿痴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

’‘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

’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

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内储说上》）这则寓言的目的在于论证必行严刑峻法、以刑去刑，文字简洁峭刻。

“峭如墙，深如仞”六字写“涧深”，言其陡峭和深险。

三个“无有”，排除一切可能，“吾能治矣”的推论因反问而获得强化。

韩非子笔下的君主被按法家的原则所改造。

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谏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种种不同的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体现其冷峻的文风。

（二）平实机智韩非寓言，大多选自历史故事或世俗生活，在平实中见生动，寓言主人公，善于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作比喻，借此说服对方，比如《侏儒梦灶》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

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

“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

“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一人不能拥也。

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

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

今或者一人有炀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内储说上》）如果直接指斥弥子瑕蒙蔽君主，只能招来杀身之祸，更何况侏儒仅是供君主消闲取乐的玩物，岂敢批评国家大事，聪明的侏儒便借说梦而言之，他利用灵公的心态，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声称梦灶而见君，引发对方的愤怒，吸引对方的注意，再认认真真地讲一通梦日和梦灶的道理，名义上是论证梦灶见君的必然性，骨子里指责君主受小人蒙蔽，娓娓动听，言之成理，让灵公哭笑不得。

文章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谓深刻明切。

韩非寓言中的许多人物，善于采取因小及大，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言，把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融入简单明了的比喻，使说辞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

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构建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

韩非寓言和谐地组合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是形成韩文深刻峭拔、犀利机智的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

三、内容上的艺术特色（一）形象众多、旨意明确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

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

寓言，作为阐述其政治、哲学的重要论据，势必大量选用历史故事加以改造为其所用。

正是如此，韩非寓言中便有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圣者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霸主有齐桓、晋文等人，贤臣有伊尹、周公、管仲、子胥之类，暴君则有桀、纣，奸邪则有竖刁、易牙之流，士则有孔子、墨子、惠施、商鞅、吴起等等。

称韩非寓言为历史人物画廊亦不为过。

不仅如此，他还将视野扩到民间，旁及女性，乃至改造神话，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人物形象。

正如陈深在《韩非子评述》中所说的那样：“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到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

”这种纵横古今，人物形象众多的现象，在中国寓言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然，韩非寓言中的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毕竟从属于他的政治、哲理论文，并非纯粹的文学创作，故大多采取概括性的粗线条式的记述手法，具体细致的描写相对较少，许多人物形象显得比较单薄①。

不过，其中也有许多人物形象化写得生动鲜明，请看《务光投河》：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

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

”务光因自投于河。

（《说林上》）汤，是儒家推崇备致的圣君，在韩非笔下一变而为阴险狡诈、沽名钓誉的篡位者。

前一“恐”字，写汤视权位如生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唯恐弄假成真的阴暗心理，派人对务光所说之言，凸现了汤老谋深算、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奸诈，这样，汤不光有了让贤之名，同时又不动声色地铲除了潜在的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