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条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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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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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致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视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病,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各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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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瑭简介

吴塘,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758-1863),清代著名医家。他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愤,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感到为人子而不懂得医学,就无法尽孝,于是他立志学医。4年后,他的侄儿患了喉疾,请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请来几位大夫,胡乱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发黄疸而死。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汉代张仲景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得见其中收载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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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

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而且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因而,由传变方式也就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同时,吴氏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同样采取了积极采纳的态度,认为“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这些理论,虽然从立论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法的继承,并对其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疾病变化的认识上,是可以权衡协调的,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同时,三焦辨证法也完善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说的治疗法则。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吴塘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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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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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致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视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病,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各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而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时颇有志于医,年逾四十,始知其难,乃废然而返。今读鞠通之书,目识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启其秘者,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辞而为之序。

嘉庆辛未四月既望宝应朱彬序。

{朱彬(1753~1834),字武曹,号郁甫,江苏宝应人。幼颖异,承乡先达白田先生教法,又及高邮王石臞、伯申父子切劘有年,以从事经传训诂声音文字之学,久遂与外兄刘台拱齐名。著《经义考证》八卷,援引详确,辨订精当,阮文达为收入《皇清经解》。晚年更撰《礼记训纂》,虽仍以注疏为主,而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如肉贯串,其间附己意,亦恒发前人所未发。成书四十九卷,大率不薄今而爱古,不别户而分门,言简意赅,示学者之涂术焉。卒年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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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何也?六气之中,君相两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寒者必病热。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病者乎?方书始于仲景。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末之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虽然,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学者诚能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气可也,以治内伤可也。亡如,世鲜知十之才士,以阙如为耻,不能举一反三,惟务按图索骥。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絺,指鹿为马,迨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又有吴又可者,著《瘟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列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时亦杂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阐明其意,裨补其疏。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妄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己过,即病者亦但知膏盲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夜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 我朝治洽学明,名贤辈出,咸知溯原《灵》、《素》,问道长沙。自吴人叶天士氏《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好学之士,咸知向方;而贪常习故之流,犹且各是师说,恶闻至论;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未达精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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