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秦汉编第一章至第三章

古代文学史秦汉编第一章至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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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秦汉文学

绪论

1.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儒家经典——五经为主，解读辞赋成为一种

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互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的机遇；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得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我活力。

2.汉代文学的基本趋势：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

强盛、疆域的扩展使得当时的作家充满豪迈的情怀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地再现；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弘的气势，欣赏那种士人产崇高感的巨丽之美。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邹阳等人游食于诸侯之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的品性；

从汉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蓄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了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

东汉后期的文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个性回归到汉初的那种独立的状态。）西汉文学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而东汉的文学理性的精神日益增强。

3.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汉代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

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汉代文学重视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是相互的模仿，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汉初儒家传授经学，都由口授，数传之后，句读义训互有歧异，乃分为各家。

师所传授，弟子一字不能改变，界限甚严，称为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汉代文学的摹拟之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

4.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是介于诗歌和散文

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着新体赋的最高成就，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

汉代文学的发展答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自汉高祖到汉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

2）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这一时期定型、成熟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

文学专著《史记》由司马迁杜撰完毕。

3）从汉元帝到东汉的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杨雄和班固。

4）从东汉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张衡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

发展到定点。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

1.《吕氏春秋》：这本书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

代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吕氏春秋》全书由十二纪（一年的十二个月顺序排列，是时间的纵向流程）八览（由八方、八极等观念而来，是空间的横向划分，来自地理范畴）六论（由六亲、六义等人间事象脱胎而来）。《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这部作品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2.李斯的散文：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他所作的《谏逐客书》挟战国纵

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秦刻石文堪称碑铭之祖。

3.贾谊的政论文：陆贾在贾谊之前创作了一些政论文，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把汉代

政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还有一些杂论。贾谊带有浓郁的战国策士遗风（纵横捭阖，善于夸张和渲染，以气势征服人）具体就是通过鲜明的对比，造成巨大的感情落差，以《过秦论》最为典型。（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以古鉴今，密切联系现实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贾谊针对现实所写的政论文，其浩荡的气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数量取胜，二是以感情相驱使。晁错是贾谊之后影响较大的政论散文家，其代表作《论贵粟疏》。

4.《淮南子》及其他散文：《淮南子》此书是汉代皇帝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的，

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淮南子》一书许多篇章采用的是辞赋写法，是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论说事理；董仲舒的阴阳灾异思想和逻辑严雍容儒雅的文风，对西汉后期的说理散文创作影响甚大；刘向是西汉后期以为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很多的著作，他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写出了《战国策》。

第二章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赋是在远承《诗经》（黄河文化）赋颂传统，近仿《楚辞》（长江文化）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肆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

1.骚体赋及“九体”：汉赋有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分。汉初以骚体赋为主，而贾

谊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他也是现今有作品传世的第一位汉代赋作家。骚体赋在体制上，则表现为沿袭楚骚句式，多用兮字，通篇用韵，形式整齐，富于抒情色彩。在贾谊之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质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中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其代表作家是淮南小山和司马相如。淮南小山的代表作是《招隐士》，司马相如不仅是大赋名家，也是骚体赋的高手。

2.枚乘和“七体”：汉代形成了多个亿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其中梁孝王最为突出，

梁王筑有梁园。很多当时的著名文人聚集到梁园形成“彬彬之盛”，而梁园的良好氛围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激发了这些文人的文学才能，梁园文学群体盛极一时。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当中的杰出代表，枚乘最可靠、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七发》。这篇赋值得注意的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先秦文学的借鉴；二是逐步盘升手法的运用；三是移步换形和铺夸手法的运用；四是《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七发》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枚乘和他的《七发》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自枚乘《七发》问世之后，后世仿作并以“七”名篇的代不乏人，张衡的《七辩》。

3.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从汉武帝开始，汉代的文学活动的中心由地方转移到了中央。

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代表作是《子虚赋》《上林赋》这两篇赋其实可以当做完整的一篇来看，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一是按时空顺序和以类相缀兼用的铺陈方式；二是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与夸张笔法的融通；三是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这部作品创造的是一种巨丽之美（充满浪漫色彩的壮阔画面）

4.杨雄四赋：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对汉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赋家，也是中国文学

史上以善于模仿著称的作家。杨雄的四大赋是《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甘泉赋》是艺术成就最高的，在对景物的描写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采用主体向观照对象逐步趋靠的方式进行铺陈；二是铺陈空间的多向维度，展示的是三维六合空间；三是对骚体赋予新的功能，杨雄之前，骚体主要是用于言志抒情，而且多是以抑郁为基调，而杨雄的《甘泉赋》采用骚体，用这种文体来表现汉代盛世和天子的声威，这在历史上是首创，扩大了骚体的选材范围。

5.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汉武帝是的东方朔和枚皋（是枚乘的庶子，是西汉赋坛创作最多

的作家）汉宣帝时的王褒（代表作是《洞箫赋》他以悲为美，又以悲为乐）。

第三章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之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

1.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为刻苦勤奋的学者，在史

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爱读书，为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司马迁继承其父的职位做了太史令，在职中阅读了很多的国家收藏的文献资料。司马迁有过漫游的经历，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而李陵事件之后，经历的腐刑之后，司马迁的形体和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心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2.《史记》的叙事艺术：司马迁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创立的纪传体通史这种体例。《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七十列传组成。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一书最具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有分记和合记。《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是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

3.《史记》的人物刻画：《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散文，通过

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同类人物形象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司马迁在刻画人物的时候，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在表现人物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生、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的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共性有以下三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抱怨，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和个性的完美结合。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司马迁在刻画人物的时候，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使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4.《史记》的风格特征：司马迁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

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具有雄深雅健的风格；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另外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是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的时候，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史记》的传奇性还根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5.《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

学的开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它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的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