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

佛光寺所见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

李淑芳

2012-11-12 15:57:03 来源：《档案》2012年01期

内容摘要：佛光寺东大殿梁上题记为研究唐代后期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唐代宦官多信仰佛教，乐于营建佛寺，宦官妻女多有信佛者。

关键词：佛光寺；唐代宦官；佛教

作者简介：李淑芳（1976—），女，山西祁县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五台山佛光寺坐落在山西省五台县城东北30 公里的佛光山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唐武宗会昌年间，佛光寺经历了“会昌法难”，佛寺被毁，仅祖师塔幸存。大中年间，唐宣宗再次兴佛，佛光寺得以重建。之后，佛光寺历经了宋、元、明、清的风风雨雨，一直傲然屹立于华夏大地，直到20 世纪30 年代，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发现。

佛光寺坐东朝西，东、南、北三面环山，寺宇因山势而造，三重院落就建造在三层梯田式的寺基上。寺庙最后一重院落中，也是寺院最高处，矗立着佛光寺的正殿——东大殿。东大殿并不是最巍峨的殿宇，但由于它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而使之蜚声海内外。“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1](p68)

佛光寺东大殿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有无法估量的文物价值。殿内梁上、门扇上及殿外石经幢上都有唐人题记。梁上“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

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2](p185-186) 等题记进一步加深了学者们对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认识。

右军中尉即神策军右护军中尉。护军中尉设于唐德宗时。《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二年六月），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3](p384)。《新唐书•兵志》也载“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4](p1334)。窦、霍二人俱为宦官，可见护军中尉一职全由宦官充任。《新唐书•兵志》又记“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4]（p1334）。可见宦官通过护军中尉一职实际上执掌着神策军这支禁军劲旅。霍仙鸣之后，宦官第五守亮、孙荣义、王守澄、鱼弘志等都曾任过右军中尉。大宦官王守澄“（宪宗暴崩后）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3]（p4769）。文宗欲剪除宦官，任用了出身低微的翼城医人郑注和宰相李逢吉从子李训。当时另外一个大宦官仇士良有拥立文宗之功，却被王守澄所抑，于是李训任用仇士良为左军中尉，利用仇士良分守澄之权，“守澄不悦，两相矛盾”，分化、瓦解了宦官集团。太和九年，“帝（唐文宗）令内养李好古齑鸩赐守澄，秘而不发”，但“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3]（p4770）。王守澄之后，宣宗前的右军中尉是鱼弘志。据此可知，梁上所记的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应该就是宪宗末期、文宗时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王守澄是东大殿的功德主。此外，还有一功德主是元姓的河东监军使，也是宦官。功德主即为施主，也就是东大殿的布施者。

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后期的宦官布施建造的，从中可以看到唐代宦官和佛教关系的密切。

一、宦官多信佛

玄宗时著名的大宦官高力士，从他的名字即可反映佛教对宦官集团的影响。高是养父高延福的姓，金刚和力士都是佛教用语，而与高力士一同被送进宫的另外一个阉儿恰恰就叫金刚。《旧唐书•宦官列传》载：“（高力士）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3]（p4757）。同卷记“力士于寝殿侧帘帷中休息，殿侧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处”[3]（p4758），可见力士奉佛。此外同卷记肃宗时的大宦官李辅国“辅国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3](p4759)。于邵所撰的《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记与李辅国同一时期的宦官孙常楷时也说到“植性慈惠，尤深象教，靡茹荤血，务施缁徒，斯不曰善乎？故归全之口，恍如先知，乃召群子，载受理命，尸坐自若，奄然而终，谈者以为报施明征矣”。[5]（p4373）孙常楷的侄儿，也是养子，同为大宦官的孙荣义也和“朝议郎、内典引、上柱国僧法航、法律等，奉引进之恩，深泣血之感，窀穸哀送，必虔必信” [5]（p4373），和僧徒往来甚密。此外，《祖堂集》卷第三《司空山本净和尚》记载中使杨光庭在天宝三载“到于寺中，去禅师院语话次，问禅师曰：‘弟子生死事大，一心慕道，愿和尚慈悲救度’”

[6]（p179）。可见其信佛之虔诚。德宗时的“兴元元从定难功臣”焦希望“至乃公离诸见，性符道源，以明诚宏大觉之音，以清净修有为之事，动静无阂，喧寂一如，不牵外缘，不滞禅想”。焦希望还经常从容而叹说：“性无生灭，物有始终，本乎天者为昭明，亲乎地者为委顺”，“是以遗生死，外形骸。感冬夜之诗，归於其室；备岁时之制，叶前经。信所谓知命不忧，达生之情者矣。”[5]（p4920）从他的言论和行为都可以看出他的佛教信仰。《唐代墓志汇编•唐故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寺伯上柱国刘府君墓志铭》记载的则是唐代普通宦官的宗教信仰：“（刘奉芝）口不茹荤，心惟奉佛。”刘奉芝在唐史上不见其他记载，从其

行为举止看也是信仰佛教的，可以算是普通宦官奉佛的一例。活动在唐末的吴承泌，据《吴承泌墓志》称“公酷好浮图氏，不茹羶饮酒”[7]，显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从唐代正史和大量的墓志来看，唐代很多宦官都信仰佛教。

二、宦官乐于营建寺院

唐代宦官既然信奉佛教，如果经济实力允许，就会营建寺院，为自己祈福。《旧唐书•宦官列传》记载“（高）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拟。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3]（p4758）。《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内侍省功德碑》中也记到高力士、杨思勖等宦官，“敬造西方□□寿佛一铺”[5]（p10243）。《旧唐书•宦官列传》还记载到：“大历二年，（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3]（P4764）这是代宗时大宦官鱼朝恩为取悦代宗而出资建造章敬寺的记录。《唐会要》载“（宪宗）十二年二月，置元和圣寿佛寺于右神策军”[8]p853。这是宦官在内廷建立奉佛场所的记载。《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也记载到左神威军中护军焦希望：“谓无上法宝，诸佛之心。自达摩东来，实为教祖，公了见真性，元契度门，乃于军中建产精舍，上以奉国，下以利人。皇上御大明以烛幽，发慧日以垂照，广一乘之妙旨，辅万物之自然。及公上奏，乃赐额曰‘贞元达磨传法之院’，表正知也。”

[5]（p4920）这是宦官在神威军建立佛寺，并取得皇帝支持的记载。《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记：“（孙常楷）特上封章，请割衣食之费，於泾阳县，卜爽垲之地，建立伽蓝，上报皇慈覆焘之恩，次展天属怙恃之功。优诏嘉许，锡名曰宝应，众善计费维亿。”[5]（p4373）据上既可以看出佛教势力继南北朝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更可以看到宦官在建立了宗教信仰后对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生活在唐朝后期，武宗灭佛之前大规模兴建佛寺热潮中的王守澄，在宪宗元和末年任过徐州监军，据《新唐书》载还杀死了宪宗皇帝，拥立穆宗后迁为知枢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