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

马克思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为实践，以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注意和法国阶级斗争历史学派为理论前提，进行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社会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追求全面协调、和谐发展的过程。

马恩通过阐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并对唯物史观的前提、实质和结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得出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种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要追溯到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

1实践是唯物史观的根基

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比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表示自己的哲学只用于解释和思辨，而不参与现实社会。马克思亲身的现实经历使他认识到黑格尔的体系看似完满，却有许多漏洞对现实毫无益处。于是，马克思将视野转向实践，并从具体的实践中解读和改造世界。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经包含了唯物史观的萌芽。

《提纲》开篇第一节马克思写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p1）这里，马克思十分明确强调了自己哲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即从人的实践去理解世界。“实践不仅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更重要的，它是世界观的基础，是观察世界的基本的思维方式。”［3］（p57）

2.交往、劳动、分工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分析了交往、劳动、分工等对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作用，考察了近代大工业到来以后生产与交往发展的特征，科学地预言了交往、分工发展对于人类历史持续影响的前景和方向。

在《形态》中，马克思首先考察了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交往和分工发展的过程，充分肯定了交往和分工等活动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指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马克思更集中地分析考察了近代大工业诞生以来生产、交往、分工发展的特点及影响扩大的情况，提出随着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的时代的到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8。“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89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民族间交往的普遍化是促进历史愈益成为世界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以大机器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是促进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的最根本力量。

3.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实质。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73的命题。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意识依赖于物质，意识具有社会性，人的意识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随着交往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谬误和幻想也是存在的反映。马克思关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命题是社会存在决社会意识原理的最初的深刻表述，并且在进一步论证中揭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实质。这一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制定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全部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都是从这里展开叙述的。

4.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胚芽。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在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建立的，但上层建筑不可能绝对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在同一社会内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处于量变状态。这种矛盾要求上层建筑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当某种社会形态走向腐朽的时候，需要对经济基础进行变革。这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就会形成尖锐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惟有从根本上变革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一矛盾。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腐败问题。加强党的建设。

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从诸种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物质关系，从物质关系中划分出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在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下，就是交往形式，即“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87－88。在进一步论述生产关系时，还同生产的分工和所有制联系起来，从而和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时指出：人们只要进行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所以只有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才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从而真正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8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1］124。这样，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历史上各种矛盾冲突的解决，归根到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这一规律是是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其失败表明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发挥的作用，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为此，我国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和环节，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78年底我国经济十分落后，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客观规律，1978年底，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邓小平南巡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加入世贸，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放开汇率，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十年来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历史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