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黎安二生序》曾巩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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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赠黎安二生序》北宋文学家曾巩所写的一篇散文作品。

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去迎合世俗，放弃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作品原文赠黎安二生序赵郡苏轼⑴，予之同年友也⑵。

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⑶，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⑷。

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⑸。

读其文，诚闳壮隽伟⑹，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

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⑺，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⑻，将行，请予言以为赠。

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⑼。

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予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⑽，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

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⑾？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

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词句注释⑴赵郡：即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

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文学家，因祖籍是赵郡，所以作者称赵郡苏轼。

⑵同年：同年中考的人。

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⑶遗（wèi）：赠予。

⑷黎生、安生：生平不详。

⑸辱：谦词。

这里是屈尊的意思。

⑹闳（hóng）：宏大。

隽（juàn）：意味深长。

⑺顷之：不久。

⑻补：充任。

司法参军：官名，掌刑法。

⑼迂阔：迂远而不切实际。

⑽道：指圣人之道，即儒家学说。

⑾庸讵（jù）：岂，难道，怎么。

⑿择而取之：指在古文、道与时文，世俗之间的选择。

白话译文赵郡苏轼，是我的同年朋友。

他从四川写信到京师给我，称道四川的两位叫黎生和安生的年青人。

不久，黎生携带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携带了他的几千字的文章，不以为耻辱来拜访我。

我读了他们的`文章，的确是宽广雄壮、意味深长，善于照应，气势奔放，充分表达了事实和道理，而他们的才力豪放纵逸，好像没有尽头。

二生固然可以算得是魁首、奇特和崛起的读书人，苏君因此也可以说是善于知晓人才的人了。

不久，黎生补缺江陵府的司法参军，将要走的时候，请我以言相赠。

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在内心明白了，竟然还要相求我用言语从形式上来表述吗？”黎生说：“我和安生都学习这种骈文，同乡都讥笑我们，认为不切合实际。

现在请求您赠言，拟将解除乡里人的疑惑。

”我听了这些话，连自己都克制不住笑了。

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有谁比我更严重的吗？只知道相信古人，却不知道符合世俗；只知道记住圣贤之道，却不知道跟世俗要同流合污。

这就是我现在还遭受困厄的缘故，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啊！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有谁比我更严重的吗？如今您的不切实际，仅仅是由于文章不接近世俗，是不切合实际中的小事罢了，担忧同乡讥笑。

像我的不切合实际可就大了，假使你拿着我的文章归去，将要重重的得罪，难道只是被讥笑就为止吗？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对于你们将要说些什么呢？如果说我的不切合实际算好，那么它的后患就是这样；如果说它不好，那么就可以符合世俗，必定违背古人，就要随同世俗，必定背离圣贤之道了。

你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的疑惑，那么这样，必定能够选择而取其正确的途径。

于是，我书写这些话来赠送给两位，并给苏君看看，认为我们的话怎么样呢？创作背景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

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

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

不久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

行前，曾巩应黎生、安生之请，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

作品赏析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黎生和安生）的赠序。

这篇赠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赞赏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第二层，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第三，针对上述问题，阐明古与今、道与俗的矛盾，并以自己为例，激励二生要“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与世俗苟同。

此序作者态度鲜明，说理精辟，层次清晰，侃侃而谈，文笔酣畅。

全文只三百七十余字，共分三段。

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

黎、安二生都为蜀人，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

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

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并非无故牵扯。

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安生“数千言”的文章，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且由文及人，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善荐才子，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紧接着便写赠言之故，并以“迂阔”为中心层层展开。

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

“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

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至此，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感触颇深，因其笑迂阔一语，即从“迂”字生情，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知志道而不知同俗，说似自嘲，实则自况，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

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而作者仍独善其身，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无人堪当比拟。

而作者以己“迂”之大，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令人心领神会，议论极为得体。

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也绝不苟合世俗，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

因此，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

”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

“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

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

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

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

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

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

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

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却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

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明代的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

曾巩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汉族，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3]。

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

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

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

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

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

次年卒于江宁府。

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有《元丰类稿》50卷行世，《宋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