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学与人文主义教育

中国近代史教学与人文主义教育

人文主义教育也称作人文素质教育，它是与科学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思想体系，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文精神是指关注人、尊重人格和人性、以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事物的一种思想态度。

在当今功利主义泛滥、科学至上的时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相当重要，为全面发展学生的素质所必不可少。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理应承担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重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版）》强调，历史教学要“加深（学生）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

然而，由于人文精神的失落，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过多的暴力内容，使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的片面认识，认为“历史就是杀人”。甚至造成他们认识上一个更大的误区，就是对人类的生命过于轻视，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他们的暴力倾向。

而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民族独立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近代历史中处处可见革命和反革命的暴力与战争。但问题在于：关于暴力与战争，我们除了要知道革命的道理，是否还应对伤亡数字背后的东西予以人文关注？

比如，我们在讲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章时，在讲到“黄

花岗起义”时，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起义本身的背景、经过、结果和意义的讲述上。在这些生硬冷漠的叙述背后，那些鲜活的生命，那些曾经的喜怒哀乐、言行举止，都不是我们能够触摸得到的。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学生能够读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看到的只是一项又一项毫无生气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来进行教学，学生认识到的就不仅仅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在家国大义与儿女私情之间两难的凡人和最终舍弃私情成就大义的英雄。又如，我们也可以结合鲁迅先生的《药》《狂人日记》等文学作品，加深对“浙皖起义”和秋瑾、徐锡麟等革命者的理解与认识。

近年来，烈士坟墓遭到毁坏、烈士陵园年久失修、缺乏管理的现象经常见诸报端。前些时候就曾有报道说，林觉民烈士的塑像倒在了一个公厕旁，大部分被毁，残留的部分还被当作一些不愿付3角如厕费的人的小便槽。很多人看了报道都愤怒了，都在拷问我们的国民素质怎会如此低劣。烈士塑像倒了，破碎了，我们可以重新再塑，可如果烈士精神倒了，被遗忘了，丧失了，再想重新树立起来，就很难了。

不仅仅是对革命者，对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及其他易被历史忽略的群体，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加以必要的人性关注。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冯小宁（《战争子午线》《紫日》的导演）、叶大鹰（《红樱桃》导演）、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的导演）等电影艺术大师学习，学习他们对战争背景下人性的思考。

当然，人文主义历史教育并非只强调历史主体的人性化，它也要求对历史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予以重视。只有做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不能因为强调“自我化取向”，就削弱人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利他精神，否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我们现在谈历史人文主义教育，之所以主要突出对历史教学资源的人性化思考，原因在于我们过去的历史教学主要是以社会为价值取向的。教材在叙述历史时，我们在课堂讲授历史时，都一再地向学生灌输一种理念，就是舍生取义、社会责任重于个人生命。这一点，就是在我们强调历史人文主义教育的今天，也仍然不可削弱。

在近代史上，也有很多反面的例子，比如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全盘西化，等等。通过这些史例的说明，可以更好地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文明的整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排斥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文化的一元化都是不可取的。

其实，近代中国并不缺乏人文主义大师，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对人性予以了深切的关怀。他们丰富的人文思想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像鲁迅先生的《祝福》《孔乙己》等作品，无不渗透了人文精神。在教学中如果能够很好地加以引导，那么学生的受益绝不止于知识的掌握。

总之，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和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中学历史教学将更加重视人文主义教育。在此背景下，我们每

一个中学历史教师都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教学，注重以人文精神来统率我们的教学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向就比较缺乏人文教学资源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我们更应倍加努力，以期有所突破，使人文主义历史教育能够真正得到确立。

（作者单位江西省信丰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