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

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

清史杂谈 2009-08-03 08:21:15 阅读134 评论0

画家笔下的中世纪黑死病景象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又称瘟疫(Plague)或鼠疫(Murine plague)，是世界历史上无可争议的流行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高，危害最为剧烈的人类头号杀手。1894年，意大利医生Alexandre Yersin 才在香港鉴定出它的病原体：鼠疫杆菌(Yersina pestis，或Pasteurella Pestis)，该菌主要经血液传播，无周期性地爆发，一般最终因其密集的菌株堵塞了血管，而导致患者死亡。1897年，Ogata研究了鼠疫杆菌的生活史。顾名思义，它的一个主要寄主是以家鼠为代表的啮齿类动物，但对人类来说，真正可怕的则是啮齿类动物身上的鼠蚤(Xenopsylla cheopis)，它们在啮齿类动物体内吸取染菌血液，然后跳到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身上进下一餐，同时还能把这种疾病传染给人虱，从而加剧了它的传播速度。天性嗜血的鼠蚤可以在没有寄主的情况下可以存活30天之久，它们是大约370种动物感染鼠疫的罪魁祸首。鼠疫还有另一种更有效率的传染方式，即通过呼吸，直接从空气中进入人类肺部。人体免疫系统的主要成员：淋巴细胞和白细胞不仅无法杀死鼠疫杆菌，反而自己也会成为它的寄主细胞。患黑死病的人具体症状如下：发烧、咳血、脱水、昏迷、幻觉、腹泻、淋巴肿大、皮肤溃疡、皮下出血等，该病因患处的皮肤常常变成蓝黑色而得名。一般在发病后，病人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即将命归黄泉，死亡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由于无特效药可治，这种可怕的疾病长期以来，一直被迷信的人类认为是鬼神对自己的惩罚。

虽然西方人对治疗黑死病长期束手无策，但他们早就一致认定，它的起源地是中国。事实上，鼠疫在那里的历史非常悠久，汉、隋、唐、明等大帝国的灭亡，都和它有相当的关系。例如东汉末年，以张角为教主的太平教(即黄巾军)，和以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为教主的五斗米教，都是靠鼠疫在人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起家的。据魏文帝曹丕所撰《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衡。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衡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衡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

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无疑即指此事。中医拿黑死病应该有些办法，如华佗、张仲景等名医，大约都是治愈过它的，据说当时医书上所谓的“伤寒”，其实往往就指的是黑死病，它也常与天花和登革热等恶性传染病混为一谈。

5至8世纪时，欧洲曾经不断发生严重的流行病，搞垮了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使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到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大片土地。不过，那些并不是鼠疫，而大概是天花和疟疾之类。时光如水，转眼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彪悍的子孙们，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用金戈铁马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庞大帝国。

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真正四海一家，公民们在版图范围内，毋需签证或暂住证，完全来去自由。正因为如此，鼓励贸易通商的蒙古人，在有意识地迎来了马可波罗商队之后，无意识地送回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礼物。1346年，印度北部爆发大瘟疫，死者不计其数。次年，即公元1347年，或元顺帝至正七年的春天，克里木半岛上的卡发城(Caffa)，当时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突然间陷入了地狱般的恐慌之中。平时活蹦乱跳的健康人一个个倒下，死者的数目很快超过了活人，尸体堆积如山，恶臭直冲云霄，无法掩埋，政府只好用木杆把尸体就近推入大海，港口为之废弃。这被普遍认为是欧洲黑死病开始的标志，当时恐怕还不会有人想到，它将会变成一个为期长达五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超级恶梦。

1347年，本来就是欧洲的多事之秋。在南欧，西班牙的阿拉贡和卡斯提利两个天主教王国正以空前饱满的宗教热情，忙着把摩洛哥苏丹赶回非洲老家去；在西欧，英法百年战争方兴未艾；在中欧，卢森堡家族的卡尔四世靠连哄带骗搞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宝座还没有坐扎实，匈牙利人更是正沿着他们先人的足迹，以雷霆万钧之势涌向多瑙河；在东欧平原上，年富力强的金帐汗国虎视眈眈；在东南欧，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为了巴尔干的霸权大打出手；在小亚细亚，意气风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横冲直撞，老态隆钟的拜占庭帝国在它面前举步维艰。真正繁荣安定的地区，只有意大利半岛上以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代表的各个小共和国，以及今荷兰、比利时所在的弗兰德城邦。而此时，整个欧洲权力和影响最大的人，却偏偏是罗马的克莱门斯六世教皇，一位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神职人员，他和他的属下对金钱和自身

安全的兴趣，远远大于拯救平民生命财产的责任感，不过此时这一特点暴露得还不是非常彻底。可以说，没有那个词比“一团散沙”更适合于描述此时的欧洲国家了。这是黑暗的中世纪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既然深夜已经降临，清晨还会远吗？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消灭一个寿命已久的旧事物，往往得付出比人们想像大得多的代价。

卡发城遭劫两个月后，鼠疫杆菌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大胆的拜占庭皇帝Johannes Cantacuzenos亲自下到平民的生产生活第一线，细致地询问了疫情，他与此有关的亲笔记录一直保存到今天。所幸他自己没有被传染，要知道如果一旦患病，即便当时最好的医生也全然无用。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地中海上的商业明珠成了鼠疫的下一批牺牲品，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港，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一艘这样的商船被迫沿着海岸线孤独地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浪漫与宽容气息浓厚的马赛港接受了它，也同时把黑死病这头恶狼引入了法兰西的家门口。与此同时，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国公民入境。次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次日早上，那位亲戚上街去……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鼠疫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1348年，鼠疫除肆虐于意大利之外，又兵分三路：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