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及其对我国当代基础教育改革实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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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及其对我国当代基础教育改革实践的启示进入大学,才第一次听说了胡瑗这位伟人。对他我也只是听其名,未闻其事。幸运的是,这个学期我们多了一门课——“中外教育家选讲”。通过这门课,王志林老师给了我们全面了解里“明体达用”的伟大思想的机会。
胡瑗(993-1059),字翼之,江苏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是我国北宋初年著名的儒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开宋代学术先河的重要人物。与孙明复,石守道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因祖居陕西安定,被门人学者尊称为“安定先生”。他一生躬行实践从事教育,开宋代理学先河,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学改革于一身,倡导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提出了“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明体达用”等教育主张,揭示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继承并发展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创造了闻名后世的“苏湖教法”。形成了沉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教育改革影响深远,不仅揭开了宋代官学改革的序幕,且其余波在此后半个世纪一直荡漾不息。他的教育主张和教学实践,不仅对当时而言是一种创举,而且就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有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地方。
胡瑗出生于一个数世为官的名门家庭,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胡瑗幼年聪颖,勤勉知学,专意于修习儒家经典,七岁能写作文章,十三岁时便通读五经,他受父辈的教育和影响,不仅早慧,而且志存高远。虽然家庭生活及学习条件差,但他求学之至不减。青年时期的胡瑗,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常“以圣贤自期许”,又具备专一,踏实的学习态度。他为人好学有礼,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对儒家经典及百家之言全部认真研读过并且细心体会,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瑗的主要著述《周易口义》内容及其丰富,文义明晰,解释详尽,开创天人性命的学风。在讲述《周易》的过程中,他阐述了他的“体用”思想。他说:“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故圣人于此垂教,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所以名乾而不名天也。且天之形象,人之魂魄也,天之用象,人之精神也。”体、文、用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儒家的伦理原则是精神修养的必备要素,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在胡瑗的影响下,当时学风为之一变。”一反唐末五代逃避正统文化,浮华无用的空疏,变得敦厚笃实。
胡瑗所说的“明体”,就是要明白“君臣父子礼乐历世不可变者”,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其思想基础是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性者,天所禀之性也,人禀天地之善性,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人由正变邪,主要是因为有“物”的诱惑,有“情”的作用,“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于邪情。”要制止邪情的萌生就要向圣人学习,因此,他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在他看来,“明体”就是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树立人格尊严,内重修身,外立师道。
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以“明体达用”为指导思想,以“因材施教”为教学原则,创立的“苏湖教法”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第一次将实用学科与儒学经典放在同等地位上;第一次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学制度史上,“早于世界各国400年之久”。可以说,“苏湖教法”是胡瑗先生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乃至世界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特别贡献。欧阳修、朱熹、黄宗羲、秦绶章对“苏湖教法”十分推崇,分别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教学之法最备”,“先生教人有法”,“盖就先生之教法,成就人才,最为得当”,“法最称善”。这“最备”、“有法”、“得当”、“称善”是对“苏湖教法”最恰如其份的评价。近代陈青之教授把“苏湖教法”誉为“富有人间兴味的教育”和“活的教育”。胡瑗先生的“苏湖教法”内涵极其丰富,它包括分科教学法(分斋教学法)、分组教学法、讲授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奖激教学法、愉快教学法、直观教学法、现场教学法、人格感化法、情感
投入法等。现今,我国的教育正处于转轨时期,研究和借鉴“苏湖教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在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革新、教师角色的切换、师生关系的调节、激活学生个性和选修,必修课程的开设等方面,都存在着有益的现代价值。
把“明体达用”运用到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就必须大胆探索和寻求古代思想遗产与现实要求的结合点,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开展大学本科教育。其基点在于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规范的行为标准、积极的公德意识,这是当代大学生适应社会、融于社会、贡献社会的能力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明体”的全新内涵,而归根到底“明体达用”是要以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为终极目标而展开的教育教学。可以说,以“明体达用”为指导思想,以“因材施教”为教学原则,创立的“苏湖教法”不仅对宋代的教育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都产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影响,是对旧有的教学法的突破,也是一份厚重的教育教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