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

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节选）

作者童庆炳/陶东风论文来源文学评论

文坛经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述”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关心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代表作家有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等。

一、文学家反映现实应有双重的思想“光束”

中国文学家应当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小说应当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这当然是人们所乐见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极为复杂的，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极的“错位”则是很明显的事实。历史理性呼唤社会走历史必然的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改革开放的推进上面；人文关怀则呼唤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理想。但现实告诉我们的是，前者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后者也同步跟进。在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发展恰好出现了一种人们不愿看到的“悖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的价值尊严、情感生活、道德理想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滑坡”，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出现了悖反的局面。文学家如何来面对这种现实中的“悖立”呢？文学家在这种现实面前应取什么样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判断角度呢？文学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当然应顺应历史理性，赞成改革开放。但同时又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关心社会转型的文化道德合理性，以及它在个体的情感生活完美性，甚至人性深处那些看不见的微妙角落。他们既要“熊掌”，也要“鱼”，“熊掌与鱼”两者应“得兼”。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这两者都是文学家照射现实的思想“光束”。文学家的历史理性必须具有人文关怀维度。文学家人文关怀必须具有历史理性的维度。文学家总是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中徘徊。当然如果遇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者之间非选择不可的状况，那么真正的文学家宁愿“牺牲”历史理性，而选择“人文关怀”。因为文学家是专门在人的情感生活中耕耘的人，人文关怀是他们的基本“地盘”。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都毫无例外具有悲天悯人的品格的原因。

1996年开始出现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并没有继承借鉴前人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些小说的严重不足之处是对现实中负面的一味妥协。他们对转型期的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的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人文关怀在他们心中没有地位。他们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这就导致他们的作品出现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

二、在“分享艰难”的帷幕后

人文关怀的欠缺典型地表现在所谓“分享艰难”的主题中（其中又以同名小说《分享艰难》为代表）。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他们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着良心（可憎）不择手段（可怕）发展所谓“经济”。

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遍群众。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与权利吗。在《分享艰难》中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都不同，他们是一些商业大潮中的所谓弄潮儿，也是基层单位的“经济台柱”。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或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

就这样，人文关怀的理想完全在作家的笔下被消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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