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芙美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刍议

林芙美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刍议杨本明【摘要】作为昭和时期三大女流作家之一,林芙美子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塑造了许多在物质世界艰难生存,在精神层面寻求救赎的女性形象.通过放浪来获得救赎,凭借逃离来确立女性的主体性认知是林芙美子的文学特质.一方面,林芙美子的文学赤裸裸地暴露了近代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对父权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强烈的同情:另一方面描绘了女性为争取话语权进行的抗争与奋斗,体现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期刊名称】《临沂大学学报》【年(卷),期】2013(035)002【总页数】4页(P121-124)【关键词】男权社会;主体性认知;女性话语权;女性形象【作者】杨本明【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福冈319038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313林芙美子是昭和时期的著名女性作家，她和宫本百合子、平林太子一起并列昭和时期三大杰出女流作家。

她的文学创作涉猎广泛，横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自传等领域。

从1928年发表《黍田》初登文坛到1951年病逝，在短短23年的时间里，她创作了200多部文学作品。

其中《放浪记》、《晚菊》、《清贫之书》、《浮云》等名作不断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经久不衰。

由“日本国民的妈妈”、“国民级女演员”森光子主演的《放浪记》自1961年被改编成舞台剧以来，深受观众喜爱，演出次数高达2017次。

然而正如林芙美子在自传中描述的那样：花儿生命何其短，唯有苦难几多长。

林芙美子自幼父母离异，饱尝生活的艰辛，大半生徘徊于穷困和死生的边缘，历经三次失败的感情生活，这些体验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她在小说世界里塑造了许多在物质世界艰难生存、在精神层面寻求救赎的女性形象。

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林芙美子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分析林芙美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考察林芙美子的文学特质。

一、林芙美子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日本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浓重的男权色彩，男人是家庭的主宰者，以男性标准建立的社会、家庭、道德观念确立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强大的男权文化把女性牢牢地束缚在“家制度”的樊篱下，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

强烈的男性话语权在日本文学中表现得极其鲜明，男性可以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塑造他们理想中的“贤妻良母”形象，而女性则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毫无主体性可言。

譬如，在《源氏物语》中，光源氏把紫上培养成符合自己趣味的女性；在《痴人之爱》里，河合让治努力把奈绪美塑造成适合自己审美观的妻子。

除了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焕发的短暂光芒，明治维新以前千百年来的日本文学几乎可以说是女性文学的黑暗时代，男性牢牢控制了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学领域的主宰权，女性在各个领域表现为严重的缺位状态。

明治维新以后，这一状况逐渐有所改观。

船坚炮利的殖民进程刺激了日本社会知识阶层的神经，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开始了全方位学习欧美的现代化运动。

这种近代化进程不但使日本迅速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且客观上带来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自由民权意识开始萌生。

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沉寂许久的女性作家重新登上舞台，以樋口一叶与谢野晶子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开始讴歌自由恋爱，倡导女性婚姻自由。

这种文艺思潮极大地鼓舞了后来的女性作家，为她们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近代女性思潮的蓬勃发展对林芙美子的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解放运动的号角激发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

她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离经叛道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父权化社会中不断被边缘化，她们不能融于家庭，为获取对自我主体性的认知，不断挣脱传统“家制度”的束缚。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她们都不安分于做传统“家制度”下“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们选择向外部空间逃离，甚至自甘堕落为男性的娼妇。

有评论家据此认为林芙美子的小说欠缺思想性，作品充斥着庸俗和腥臭。

长谷川泉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种社会纽带联结的场所首先是家庭，这种家庭保留着相当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残余，成为新时代里压抑自我觉醒的最大障碍。

[1](P166)对外部空间的向往，也正是对传统“家制度”的逃离，在外部空间的旅行，既是寻求自我之旅，也是女性身体的解放之旅。

二、林芙美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放浪和逃离一直是林芙美子小说的重要主题，通过放浪来获得救赎，凭借逃离来确立女性的主体性认知是林芙美子的文学特质。

她所塑造的许多女性形象，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其中《放浪记》中的叙事者“我”、《晚菊》中的娼妇“阿欣”、《浮云》中的反叛者幸田雪子则极具代表性。

（一）浪迹天涯的流浪女——《放浪记》中的叙事者“我”《放浪记》是林芙美子的成名作，1928年10月连载于长谷川时雨主编的《女人艺术》。

1930年由改造社出版单行本，发行后即销售六十万册，成为当时的超级畅销书，尤其是《放浪记》中对新时期“职业女性”形象的刻画极为成功，受到年轻女性的追捧。

《放浪记》描写了叙事者“我”长达十年挣扎于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情感历程。

“我”自幼因父母离异，被父亲赶出家门，为了糊口，不得不随母亲四处行商。

“我”做过店员，当过女佣，卖过股票，还先后遭到三个男人的折磨与抛弃，尝遍了人世间的辛酸和屈辱。

但是，在物质生存的艰难困境里，在感情生活的波折中，“我”不甘沉沦，不依靠男性，自力更生，始终坚守着文学梦想，直至迎来生活与创作的转机。

《放浪记》通篇弥漫着诗歌的忧伤和散文般的浪漫，朴实的文字表达了真挚的情感，简单的故事叙述了沉重的话题，日记体式的叙事手法让小说倍受欢迎，叙事者“我”将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娓娓道来，既让读者如身临其境，又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放浪记》高明的艺术手法陶醉了它的读者，但是它背后蕴涵的主题更让读者深思。

小说虽然叙述的是小都市职业女性的日常生活，却折射出大时代下女性群体的生存危机。

正如水田宗子指出的那样，《放浪记》是一部教养小说[2](P19)，描绘了在时代更替的混沌中，都市寻梦者的窘迫和迷茫。

林芙美子在《放浪记》中对昭和初期职业女性形象的刻画真实感人。

女主人公“我”为了填饱肚子，频繁更换着工作。

比如在《放浪记》第一部第三章当中，我和母亲在寒冷的夜晚摆地摊，辛苦奔波；在第四章中，为了可怜的薪水，机械一般地制造赛璐璐；在第五章中，做起了牛肉店的售货员；在第九章当中，又变成了食堂的女招待。

《放浪记》第二部中，女主人公“我”分别经历了卖股票的店员、医院的接生员、贸易公司的职员、新闻记者、咖啡馆店员。

《放浪记》第三部当中，女主人公“我”又做起了促销员、餐馆服务员、大学教师家的女佣、报社的包装工。

女主人公“我”只是昭和初期千千万万个职业女性的缩影，为了生存，她们拿着只有男性职工三分之一的薪水，朝不保夕，雇主对她们稍有不满，便会立刻炒掉她们，她们不得不频繁地更换着工作。

林芙美子通过“职业女性”悲惨命运的描写，表现了女性获取经济独立的艰辛。

（二）男权社会的挑战者——《晚菊》中的相泽欣小说《晚菊》发表于1948年，是林芙美子的巅峰之作，标志着她小说艺术手法的成熟。

凭借这部小说，林芙美子获得第三届女性文学奖。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对相泽欣这一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虽然林芙美子在《看见苍马》、《放浪记》、《浮云》等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关于艺妓形象的描述，但是很少涉及女性人物心理活动的具体刻画。

而在《晚菊》中，林芙美子通过对相泽欣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描绘和肢体活动惟妙惟肖的叙述，把一位缺少真爱、渴望女性话语权的艺妓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相泽欣是一位隐退的艺妓，她前半生漂泊于滚滚红尘当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虽然能够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但是容颜的老去和感情上的孤独勾起了她对昔日情人的思念。

田部是相泽欣在茶馆认识的大学生，两人年龄相差甚多，但由于相泽欣保养有方，所以年龄上的差距并未能阻止两人相爱。

二战爆发后，田部不得不前往缅甸参军。

战后，田部回到东京，战争的摧残不仅让昔日的花容少年英姿尽失，更让豪情万丈的田部变得颓废不堪。

时隔一年，田部、相泽欣相约再次见面，蒙在鼓里的相泽欣期待他们轰轰烈烈的重逢，沐浴更衣、浓妆艳抹，甚至内心“好像喝了一杯上等的葡萄酒，感到分外的甘美”[3](P25)。

但是如今的田部早已没有了往日意气风发的样子，昔日的魅力也早已消失殆尽，并且开口就要借款四十万，在田部的脑海里，所有的嘘寒问暖都是虚假的，只有沉默的金钱最为忠实，相泽欣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失望透顶，对旧情人的幻想瞬间破灭。

林芙美子深深意识到经济上的独立对女性追求爱情和自由的重要性，所以她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挣扎在物质生存的边缘，对金钱都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她们为了跟男性平起平坐，拼命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就像相泽欣一样，甚至不惜沦落为艺妓。

但是当他们获取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后，虽然拥有了生存上的立足之本，却失去了精神上的最终归宿，她们在同现实的较量中，不自觉地失去了自我。

艺妓形象同家庭中妻子的角色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们依存于男性的角色并没有因身份的不同而改变。

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波伏娃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妇女的地位是一样的，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

”[4](P629)(三)父权社会的离经叛道者——《浮云》中的雪子1949年发表的《浮云》更是林芙美子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她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

小说以主人公幸田雪子曲折波澜、跌宕起伏的凄美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

雪子是林芙美子在《浮云》中塑造的又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是一位追求自由恋爱，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知识女性，她不愿做“家制度”的牺牲品，想夺回身体的支配权，她的力量又不足以同父权主义相抗争。

为了摆脱父权社会的压抑和束缚，她选择了不断逃离。

林芙美子在小说中为其设置了“越南大叻”、“伊香保”、“屋久岛”三个外部空间。

从日本向越南大叻的逃离。

雪子逃离的第一个外部空间是远离日本的越南大叻。

中学毕业后，幸田雪子从乡下来到东京，寄居在伊庭杉夫家里，“对雪子而言，他家是在东京有房子的唯一的亲戚”[5]。

雪子入住后不久即遭到伊庭的侮辱，但是，物质上的困窘让她难以离开伊庭而独自生存，雪子不得不讨好伊庭。

伊庭已有妻室，幸田雪子在他眼里不过是任他玩弄的玩偶，每当“妻子真佐子带着孩子到横滨娘家过夜的时候，杉夫就会早早睡下，把雪子叫过去。

雪子除了屈从杉夫的意志之外别无他法。

两人从未对将来做过谈论。

对待雪子，杉夫的态度如同玩弄妓女一般。

”[6]三年多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让雪子受尽凌辱，所以一毕业，雪子马上应聘农林省的打字员一职，逃往越南。

从日本向伊香保的逃离。

战争结束后，雪子和富冈相继回到废墟中的日本，这意味着再次回到传统“家制度”的管辖之下。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内地的一切开始显得死气沉沉，到处弥漫着颓废的气息，越南大叻原始森林里富冈勇猛高大的形象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