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案例分析

新华网太原2006年8月4日报道，一个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土霸王”，被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0年（合并执行20年）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竟减判为3年，缓刑3年，并于宣判当日释放。

根据群众的举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对此案展开调查，揭露出省高院审判法官以伪造证据等手段为“土霸王”抹掉或减轻罪行的行为。

由本案谈谈你对人大个案监督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的认识？某甲与某乙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甲借给乙人民币2万元。

因甲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他的借款行为，故在借款合同上签了他的化名丙。

合同到期后，甲要求乙偿还借款，乙拒绝。

甲诉诸法院，但他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合同上的丙就是甲本人。

最终法院未支持甲的请求。

根据此案例分析法的作用有哪些局限性。

广州市某派出所迁入一对年仅一岁的双胞胎的户籍，孩子的名字一个叫“钟共”，一个叫“钟央”。

据了解，孩子们的爸爸还被同事们戏称为“钟共钟央他爸”。

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如此取名不合适，有人还建议抓紧出台《姓名法》或者《汉语姓名规范》。

但也有人撰文《无权拒绝“钟共钟央”之正义》，认为取名“钟共钟央”并不违法，没必要横加指责。

双胞胎取名“钟共”、“钟央”是否违法？如何理解守法的范围？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因被控告犯有信奉异端邪说、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当时他完全有机会离开雅典而保全自己。

临刑前，他的老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机告诉他，朋友们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苏格拉底却不同意。

苏格拉底提出了两个理由说明不应越狱：其一，如果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并且享受这个国家法律给予的权利，意味着和国家之间订立了一个契约。

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法律赋予的义务，在双方契约关系存续的情况下，如果只享有权利而不服从和履行义务，即是毁约，而这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

其二，法律本身也有公正的要求——社会秩序。

如果人们动辄以法律规定背离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为理由，拒绝服从法律义务，甚至否定法律的效力和资格，则社会秩序便会受到威胁。

经过慎重考虑，苏格拉底最后决定在狱中服毒自尽。

如何理解苏格拉底接受法律制裁的理由？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发生法律冲突问题。

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被告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

面对眼前的法律抵触问题，承办该案的女法官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并在判决书中作了“《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的表述。

河南省人大认为这样的表述“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违法行为”。

如何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我国法律效力的等级规则有哪些？马某与赵某是生意上的朋友。

某日，两人在饭店喝酒，马某说起现在生意难做，不讲信用的人越来越多。

赵某随声附和。

一向爱开玩笑的马某说：“老兄，凭咱们的关系，我就给你写张借条玩玩都放心。

”马某随即写了“今借赵某人民币6000元”的字条，签署自己的姓名后放在饭桌上。

不料，几日后，马某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方知赵某竟以该借条为据将他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偿还借款6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马某向赵某出具了借据，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判所依据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还是客观事实？两者有何关系？☆四川泸州的黄永彬与妻子蒋伦芳结婚30多年，有一养子。

1994年起黄开始与张学英来往，1996年起二人公开同居，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

但黄永彬与蒋伦芳并未离婚。

2001年2月起，黄病重住院，蒋伦芳一直在医院照顾，法院认为其尽到了抚养义务。

4月18日黄永彬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

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

”4月20日，该遗嘱在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

黄去世后，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拒绝。

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照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

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

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认为黄某的遗嘱虽然是其真实意义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遗嘱内容存在违法之处，且黄某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某的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是无效的。

本案的判决一方面获得了当地民众和一些学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很多法律界人士却认为这是道德与法和情与法的一次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起错案；认为在有具体的实体法规则——《继承法》可依的情况下再依据法律原则，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

问题：你如何看待本案的判决？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答题参考：先来看一下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

总体来说，法律规则是构成法的基本要素，可以说整个法的体系是由法律规则组构起来的；法律原则则是对法律规则具有指导意义和基础、本原的原理和准则。

具体来说，法律规则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逻辑上周全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行为规范，它规定了社会关系参加者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是规范、范式、标准、尺度的意思。

它是一种一般的行为规则，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行为模式，通过一定的行为模式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并对某种事实状态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界定，它直接实现着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

法律原则是指在一定法的体系中作为法律规范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原的、综合的、稳定的原理和准则。

它在形式上并不具备法律规范的结构要素，往往只是提出了立法对于某一类行为的倾向性的要求，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虽然法律原则没有法律规则所具有的对社会关系的直接调节作用，但是它在法律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在法的创制和适用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来看一下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之间的区别。

在法的创制过程中，法律原则概括并体现着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是整个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核心，而法律规则是法律原则所确定的基本价值理念在不同方面和领域的具体化。

此外，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保障，使不同种类和登记的规范组织起来，成为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作用，成为统一的整体而发挥作用。

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它的功能首先在于可以作为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导向，避免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任意和无序，还有就是在出现法律空白或者漏洞的时候或者在现行法律和社会生活脱节的时候可以直接作为适用法依据。

可见，两者的作用是不同的。

法律规则直接实现着对社会的控制。

但是它必须在法律原则的指导下。

法律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贯穿于始终的，是法律规则制定和适用的依据。

它是法律规则的上位概念，法律规则是不能和它相冲突的。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适用的问题。

毫无疑问，本案是一起遗嘱遗赠纠纷，应该适用《继承法》。

从政已经证明了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从而现行《继承法》的条文中，确实看不到禁止“第三者”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人接受遗赠的内容和规则。

《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送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从而确认了遗赠的合法性；第19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明确规定了遗嘱遗赠限制的范围。

也就是说，只有在剥夺了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产份额的情况下，遗赠才可以受到限制（撤销、宣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由此，很多法学家们解释说，立法者的原意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也就是立遗嘱人的意思自治，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情况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就应认为其为合法有效。

这种严格依据法律规范的解释对法官来说也是一种分校最小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会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作出这种选择，这样，即使判决原告胜诉，都不可以说这是一起错案。

然而在民众乃至全国民众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样判决引起人们直接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现行的《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是肯定了“包二奶”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合法会因家庭的侵害，并承认了他们可以从这种违法行为中获益。

这种结果不仅违背了《婚姻法》的原则和规定，而且和公序良俗这一民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民法通则》是《继承法》的基本渊源和上位法。

继承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尽管有其特殊性，但是必须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统辖，这是确定无疑的。

民法基本原则应该贯穿在一切民事法律规范和制度中，继承法的具体规定可以与其他民事制度以及其他民事法律规范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却不能与《民法通则》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

这是由法律渊源所决定的。

《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要件之三：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58条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包括：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获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并建立了对无效或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救济措施。

这些原则和内容在其他民事法规中无一例外地加以体现，例如《合同法》等。

另外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这里的婚姻无疑指的是合法的婚姻。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渊源。

在这里，如果根据对《继承法》的机械适用，破坏合法婚姻家庭的当事人不仅不会得到法律的谴责和制裁，反而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并由此获益，这显然是违反立法者意图和法律的目的的。

由于社会的发展，现行《继承法》中的许多条文已经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与《婚姻法》乃至《民法通则》和《宪法》的原则都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在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明显的漏洞。

例如，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后，《继承法》的许多规定都已经落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于狭小，在当事人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私人的财产可能被收归国有而不能由他的其他亲属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