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

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苏联模式”是什么意思。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时候，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所以，只能由苏联老大哥来帮忙，我们的经济模式、教育体系、道德标准等方方面面都是照着苏联这个葫芦画出的瓢。

前段时间讨论原生态音乐问题，田青先生一直支持原生态音乐，但是他面对一个无法攻克的难题，就是原生态无法纳入教学体系。原生态的唱法是否可以纳入教学体系？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教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原生态，但至少它能把某些东西延续下去。可是矛盾的是一旦进入教学体系，就很可能变成一种模式。能不能既纳入教学体系又不变成模式呢？这个很难，因为我们的教学体系是沿袭苏联的科学模式，原生态的教学方法可能不太科学。但是如果不把这种教学放进学校，而因地制宜，也许会有效果。建国初期，王昆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周恩来一听她唱歌，觉得不对劲儿，便说，你还是按原来的方式唱歌吧。如果当年的领导人在制度上也能明白到这一步就好了。

所以，金铁霖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成了主流，你无法从理论上说金铁霖的那一套教学方法不对，它确实科学，但是问题在于，他用科学的共性抹杀了不科学的个性。更要命的是，金铁霖培养出的歌手颇受领导们的青睐，电视台又喜欢拍马屁，然后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完善了，民族唱法也就发扬光大了。而金铁霖的教学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吸收苏联等欧洲国家的方法，教学本身没有错，但长期以来，它形成了一个主旋律审美意识，上行下效，最后再关注原生态音乐时，发现差不多快死光了。

关于苏联模式，昨天看英国歌星埃尔顿·约翰的传记《英国制造》，里面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说埃尔顿在70年代末期，突然想到苏联开演唱会。能去社会主义国家开演唱会在当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苏联政府认为摇滚乐是资本主颓废文化的代表，只有克利夫·理查德、伯尼·M、BB·金这类看似比较安全的人到苏联开过演唱会。但是埃尔顿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候苏联跟英国在外交上还是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也很多，所以埃尔顿通过英国外交部向苏联表达了去开演唱会的愿望。当时莫斯科已经拿下了奥运会主办权，希望通过一些行动向西方世界证明这个国家不是阴气沉沉的，而埃尔顿的音乐又比较温和，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传记里描述：“埃尔顿在大剧院的音乐大厅举行了四场音乐会，结果是场场爆满，黑市上一张票的价格最高卖到了超出面值20倍之多。人们辗转好几百公里前来观看埃尔顿的演出，有人根本就没抱买到票的希望。开场之夜门票的90%都在共产党内部分发了，他们中有共产党高官和他们的家人、当地的官僚以及共青团员，这些人占据了前排的座位，只留下靠后排的位置给少数一些真正的歌迷。演出开始之前先进行了一段空洞的介绍，埃尔顿和雷伊·库珀的简历被简简单单地报告给了观众。”（《埃尔顿——英国制造》，重庆出版社，定价29.8元）

这段描述跟我们是何其相似啊。记得去年柏林爱乐乐团来我国演出，几场演出的门票差不多也被一些特权阶层瓜分了。政府口口声声说提倡高雅艺术，但是想通过高雅艺术把自己变高雅的人基本上进不去，门票价格几千块钱，位子又少，最后，变成了堂会。

在《英国制造》里面，作者还描述：“头一个小时对他来说如同上坡一般吃力，拘谨的观众没有给他热情的反馈，让他感到十分不安。每首歌结束的时候，包括《你的歌》、《丹尼尔》和《风中之烛》，观众们在严肃之于会报以礼貌的掌声。只有在后排就座的年轻人才会主动地和着他的歌声同他一起欢呼和歌唱。”这一场景我经常看到，但凡拿着免费门票进去看演出的人，基本上都很麻木，比如北京，为什么很多演出现场不热烈，就是免费消费的人太多。

英国也有特权，皇室的人常常把埃尔顿请过去演出，但是在公开演出的时候，皇室的人很少搞这种特权，不像社会主义国家，特权阶层跟老百姓都“打成一片”，感觉像鱼儿离不开—开—开—开水一样。

当时，埃尔顿答应莫斯科，要给奥运会写一首主题歌。但是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西方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英国外交部建议埃尔顿不要给莫斯科提交他写的奥运会歌曲。

据说北京奥运会还没有主题歌呢，不知道埃尔顿当年写的那首歌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不妨拿过来用作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反正我们都是苏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