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新课讲知课件2

3、主要论证的方法是什么？ 明确：事例论证、对比论证。
《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自成一家的独立 创作的可贵。作者首肯《孟》《荀》，后及 《老》《庄》《管》《商》诸书，不难看出 他以儒家著作为上的评价准则；《孟》《荀》 而外，列《老》《庄》于《管》之前，不以 年代列次，亦见出他对《老》《庄》的称赏。 然后捻出《吕氏春秋》《淮南子》，指出它 们是杂取诸子，‚汇而成书‛的，所以不能 自成体系，子书因此‚一变‛，遂流毒千古， 成为后代没有独创性个人著述的滥觞。
最后一段，引用《宋史》欧阳修本传 中的话，再次表明顾炎武崇尚实用的思想。 欧阳修对政事的关心，也可看做他对‚文 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观念的践行。
小结 这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 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 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融入了 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 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
明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在下文 中所作的反面陈述。如果写文章涉及‚怪力乱 神‛的内容，或者是荒唐无稽之论，或抄袭剽 窃，或阿谀奉迎，于人于己都是有害的，这样 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矣‛。对于无 益之文，作者也从四个方面列举其弊端。
从以上分析可见，作者虽然立论为‚文须 有益于天下‛，却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而且把重点稍稍落在了对写无益之文的批判上。
1、本则的观点是什么？ 明确：文须有益于天下。 2、‚文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原因是什么？ 明确：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善。
3、无益之文有何弊端？ 明确：怪力乱神、无稽之言、剿袭之说、 谀佞之文。 4、文章运用什么方法论述中心论点？ 明确：正反论证。
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 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即明治乱之理、 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这四 个方面，可谓层次分明：‚明治乱‛是阐明为 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 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 执笔为文，若能有以上功用，才称得上‚有益 于天下‛，这样的文章，才可以多多益善。这 种观点，是作者一贯坚持的。
第二则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 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 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 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 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 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 《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 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 下来吧？
1、著书之难，难在何处？作者推崇的著 书原则是什么？ 明确：著书难在自成一家之言。 著书原则：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 所不可无。
2、作者强调著书之难的真实用意是什 么？为什么要引用《资治通鉴》《文献 通考》为例？ 明确：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著 述贵创新‛的观点。 引用古例借以与当代著书态度形成 鲜明对比。
1、《文人之多》表明了作者的什么观 点？作者认为，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 条件是什么？（用原文作答） 明确：要做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就应该识 经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要经 世致用。 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识经术，通古 今”。
2、本则论证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明确：引用论证。
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 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 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 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 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 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 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 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 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 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 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 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
《日知录》是明末 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 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 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 代风貌的学术巨著。 《日知录》是顾炎武 ‚稽古有得，随时札记， 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 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 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 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 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 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 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 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潜隐着他自己的价值尺度。这两部书都是经世致用 著作的典范，是史学巨著，在作者眼里显然高于一 般的文人作品，哪怕是杜诗韩文。因为有情感的倾 向寓注其中，作者竟避开质量问题不谈，却对两位 作者著书态度大加称扬，对其书的‚小有舛漏‛宽 宏大量，可谓爱之也深，责之也轻。最后，作者又 把目光移回近世今世，指出后人著书，产量越高、 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 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 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 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
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 《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 不可或缺的书。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 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 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 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 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 故啊。
议论过后，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 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 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 韩昶的。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 嬉戏玩耍，看不出差别。长大以后，或龙或猪，高下 不一，取决于‚学与不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 诗书‛。本文引用的几句，意义相对独立，强调‚经 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不 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 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 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
滑稽（jī） 奸佞（nì ng） 命途多舛（chuǎn） 畲（shē）族 潦（lǎo）水
围剿（jiǎo） 庶（shù ）民 菑（zī） 装潢（huá ng） 衣裾（jū）
摭（zhí ）谈
剿（chāo）袭
第一则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 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 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若天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 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 篇，多一篇之损矣。
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 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 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 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 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 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 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 及百姓。
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 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行文至 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 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 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 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 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
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 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以草木为喻， 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 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 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 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 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 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下面的文字，涉及了当 时的三个人物。他认为，作诗就是作到李白、杜甫的 地步，也无济于世，李杜不过是两个醉汉。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 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 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 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 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 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 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 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顾炎武（1613—1682）， 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 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 明末清初三大儒。字宁人，号 亭林，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 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 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 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 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 渊博，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 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 经世为一。

第三则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 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 贵，经训乃菑畬。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马 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 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 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实我实‛者 也。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 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静 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
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 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实际上，作者在 《日知录》题辞中为自己写作确立的原则，也是 这个意思。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时人能 达到吗？作者自己又能做到多少呢？对此，顾炎 武避而不谈，又转而援引古事，继续申说。他祭 出的两个事例，一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 鉴》，一为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赞赏它 们都是毕作者‚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 之书‛。作者举这两部书，看似随意，实有深意。
《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 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