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出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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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袁行霈

守正出新及其他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教学

95年暑假我接受了国家教委的一个任务:新编一部中国文学史。

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从我的身边请几位比较年轻的老师做助手,由我一个人撰写,这样可以写出个人的特色。另一种选择是请多位学者与我合作,集体编写,这样可以集思广益。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采取后一种方式。主要是考虑到教材应当建立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上,博采众家之长,我一个人的知识和见解很有局限,难以保证书的水平。按我的设计,这部书一共分为四卷九编,除了我本人兼任一编的主编外,又聘请聂石樵先生、李炳海先生、罗宗强先生、莫砺锋先生、黄天骥先生、黄霖先生、袁世硕先生、孙静先生各担任一编的主编。他们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们立即开始了编写工作。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在

1997年底向高等教育出版社交了全部书稿。高等教育出版

社经过认真编辑校对,现在这部书终于出版了。

我想就全书的总体设计,我们的编写方针,文学史学科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并对如何使用这本书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守正出新

守正出新是我一开始就提出的编写方针,得到各编的主编同意,并贯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所谓“守正”,首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批判继承的精神,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学生带到学术的前沿。守正是这部书的基点,如果不能守正,就会走上歧途,也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出新是这部书的生命,如果不能出新,就失去了编写的

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守正出新这个方针,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和现状。我在着手主编这部书之前以及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始终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正确地估价别人已有的成绩,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然而这些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

最早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是外国人。日本人笹川种郎于

1898年出版的《支那历朝文学史》,是早稻田大学的讲义。

这本书于190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此外,英国人翟理斯(Giles )于1901年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德国的葛鲁贝(Grube )于1902年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比较早。中国学者撰写中国文学史著作,是20世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开始的,一般认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发轫之作。这部书是林传甲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国文教员时所编的讲义,宣统二年(1910)由武林谋新室排印出版。他在《题记》中自称是仿日本笹川种郎之作,不过这两部书的内容、观点和体例都不相同。笹川的《支那历朝文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诗、词、赋、戏曲、小说,在戏曲、小说方面,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琵琶记》、《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都有专门论述。这体现了一种与中国古代不同的新的文学观。相比之下,林著虽说是仿笹川之作,但其文学观念并没有超出传统。林氏把文学限定在正统诗文之中,对笹川讲述戏曲小说,很不满意,说“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他对文学发展的论述集中在文体辨析以及散文和骈文的分合上,显得狭窄和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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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氏《中国文学史》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个世

纪,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的统计,截止到1949

年,共出版各类文学史,包括通史、断代史、分体史、断代分

体史,共346种。另据台湾黄文吉《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统

计,到1994年为止,包括台湾、香港和世界其他各地在内,

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共有1600多种。这些著作的作者当中有

许多卓有建树的学者,包括王国维、鲁迅、谢无量、胡适、郑

振铎、刘大杰、余冠英、钱钟书、游国恩、萧涤非、王起、林庚、

谭正璧、程千帆等人。

有一种意见认为,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和研究

固然取得许多成绩,但距离它的成熟,还相当遥远。我的估

计恰恰相反,我认为文学史当之无愧地可以称得上是一门

成熟的学科。

我是怎样确定成熟的标志呢?我提出三个必备的条件:

11具有完整的研究对象

这是一个与文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文学”这个

词早在先秦就出现了,《论语・先进篇》记载孔门分为四科,

其中有一科就是文学,那时的文学是指古代的典籍。到了汉

代,文学又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又有文笔之分,

其所谓“文”,已经接近今天的文学。但是在古代所谓“文”始

终限于正统的诗文,而没有包括戏曲和小说。王国维在《宋

元戏曲史序》中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有了王国维的这部著

作,戏曲才取得和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堂而皇之地进入中

国文学史之中。

小说的情况类似。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15家,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

也。”这种定义历代相传,直到《四库提要》没有大的变化。

《四库总目》子部小说家将小说分为三派:杂事、异闻、缀集

琐语。而将唐以后虚构成分较多的传奇、话本和长篇通俗小

说一概斥之为“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而加以排斥。这种情

况到近代才开始发生变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倡导

“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号召以小说为政治服

务。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小说为文学之最

上乘也。”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上刊载的关于《新

小说》的广告中说:“小说之道感人深矣。”后来鲁迅在1923

年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人研究小说史的开山

之作。

传统的文学观念里本来不包括戏曲和小说,在那种观念

下,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史。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这个

学科,是靠补入戏曲和小说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

史这个学科的发展,也是靠了戏曲和小说研究的进展而带动

起来的。加入戏曲、小说的内容以后,文学史就具有了完整的

研究对象,而具备了成为成熟学科的一个重要条件。

21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二三十年代编写文学史的风气很盛,共有二十多部。

其中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影响最

大,可以作为这个时期文学史著作的代表。就这部书而言,

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史著作的体系。此书共分十卷

五编,五编为绪论、上古文学史(先秦及秦)、中古文学史(汉

至隋)、近古文学史(唐至明)、近世文学史(清)。既包括正统

诗文,也包括戏曲、小说,既包括重要作家的评介,也包括一

些主要文学流派的说明,已经具备了后来文学史著作的规

模。其所谓大文学史,是广义的文学史,既包括纯文学,也包

括学术,以及与文学相关的文章。联系整个学术文化来研究

文学史,这在当时是具有前瞻性的。近十几年来,我们许多

学术界的朋友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

31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著作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32年,刘大杰

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出版于1941年,下卷出版于1949

年。这两部书分别代表了30年代和40年代文学史研究的

水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三册,出版于

1962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册,出版于1963

年。这两部书的编写者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

法,清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代表了五六十年代文学

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大学的教材,使用了30多年。虽然

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还是以其严谨性与系统性,

赢得广大师生的重视,证明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今后不管编

出什么新的文学史,都不能抹煞它们的历史地位。

80年代以来,又出版了多种文学史,包括分期、分体的

文学史。这些著作力求摆脱极左的影响,在文学观念、研究

方法和作家作品的评价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这些文学史

各有特色各有创获,又把这个学科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

步。

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完全可以说是一门

成熟的学科。这个判断很重要,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我

们是在一门已经成熟的学科中进行新的探索。既要充分尊

重近百年来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不能推倒重来,也要充分看

到其不足之处,不能裹足不前。平正才能通达,才能出新,才

能致远,对此我始终有清醒的认识。

二、什么是文学史

任何人编写文学史,首先都会遇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即

什么是文学史?这是属于文学史观的一个基本问题,80年

代以来,已有不少文章专门讨论过,各人的理解很不一致,

也有不少新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非常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