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谈新编新注十三经取精用弘守正出新

袁行霈谈《新编新注十三经》：取精用弘守正出新

中华书局于今年八月出版了《新编新注十三经》第一辑——《诗经国风新注》《论语新注》《孙子新注》《庄子新注》。

据主编袁行霈先生介绍，《新编新注十三经》坚持取精用宏、守正出新的原则，努力开拓新的学术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使这套书具有时代的特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今传十三经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经过多次变动。兹将十三经

的形成过程作一简要的论述。

孔子有“六艺”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六德》，讲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未总称为“六经”。到西汉有“五经”之说，陆贾《新语·道基》：“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汉武帝时正式将“五经”立于学官，《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五经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诗》《书》《礼》《易》《春秋》或《易》《书》《诗》《礼》《春秋》。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颁《新定五经》，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太宗又诏孔颖达等撰修《五经正义》，书成，因太学博士马嘉运驳之，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高宗永徽间又经考正，于永徽四年（653）始颁行。此外，唐代还有“九经”之称，“九经”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

文宗大和四年（830）郑覃以经籍讹谬，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勒石于太学，从之。文宗大和七年(833)筹备，至开成二年(837)告成，用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于长安太学，并以唐张参

《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共650252字，这就是《开成石经》，今藏西安碑林。

宋赵希弁《读书附志》经类，列《石经周易》《石经尚书》《石经毛诗》《石经周礼》《石经仪礼》《石经礼记》《石经春秋》《石经公羊》《石经穀梁》《石经论语》《石经孝经》《石经孟子》《石经尔雅》，曰：“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故《周易》后书：‘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传》至皇祐初方毕，故《公羊传》后书：‘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广政为五代后蜀年号，此即《蜀石经》。

《石经孟子》下著录：“右《孟子》十四卷。不题经注字数若干，亦不题所书人姓氏。”另据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所云：“《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帅席贡暨运判彭慥方入石，逾年乃成。”可知《孟子》列入十三经，应当是北宋。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又刻石经，也增加了《孟子》。清康熙年间陕西巡抚贾汉复在开成十二经之外，又补刻《孟子》，统称“唐十三经”。十三经的顺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明代已有《十三经注疏》刻本。

清乾隆四年（1739）有武英殿刻本《十

三经注疏》；嘉庆二十一年（1816）

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

阮元《校勘记》刻成。后者流传广泛，

成为学者使用最广的本子。

粗略地回顾上述历史，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后来儒家所谓的“经”起初并未赋予“经”的名称和地位。大概战国中后期有学者尊称某些儒家典籍为“经”，如《荀子·劝学》谓学之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杨倞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也。”）汉初学者陆贾等人以亡秦为殷鉴，进一步推尊儒家典籍为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五经”立于学官。自此之后，《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书才被正式尊称为“经”。此乃取其“恒常”之义，《白虎通·五经》所谓“经，常也”，《释名》所谓“经者，径也，常典也”，代表了

汉儒对于“经”的理解。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正如张舜徽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所云：

“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孔子述古，但言‘《诗》曰’、‘《书》云’，而不称‘诗经’、‘书经’；但言‘学《易》’，而未尝称‘易经’。下逮孟、荀，莫不如此。……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

我们对儒家所谓“经”不必过于拘泥。

第二，十三经是在很长的时间内逐渐确定的。在汉代为五经，到唐代扩充为九经。其他如《孝经》《尔雅》《论语》都是后来增加进去的。而且在宋朝，《春秋》《仪礼》《孝经》还都曾一度被剔除出经部。《孟子》十一篇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属于子书，到了宋代才归入经书，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来，所谓经书和子书的分类本来不很严格。既然如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并不是不可调整的。

第三，汉武帝将五经立于学官，乃是将五经作为学校的教科书。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则五经或九经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那时的朝廷是将经书作为统一思想、治理国家、推行教化、选拔人才的依据。现在我们研究经书跟古代的出发点已有很大的区别，已不再需要那样一套钦定的教科书或考试用书，而是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来研究，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

·二·

今传十三经全部是儒家的典籍。形成这种状况，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结果。借用刘勰《文心雕龙》前三篇的标题，可以说十三经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线，道、圣、经三者关系密切。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儒家的典籍才能称为“经”吗？我们可不可以突破这种局限呢？

以笔者的愚见，当初编纂儒家的经典，自然以这十三部典籍为宜。如果不限于儒家，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典，那就不应局限于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在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兵家、法家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应该纳入中国文化的经书范围之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以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