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

郭沫若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一、封建主义的叛逆者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有易坎人、麦克昂、鼎堂等。

1892年11月16日诞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1897年，他入家塾拜沈焕章先生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5年郭沫若告别了家塾的教育，进入嘉定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7年升入嘉定中学。

1910年春，他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

1913年，他借报考天津军医学校的机会，初出夔门，经历了“幻灭的北征”以后，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

二、为了报国济民

由于他刻苦学习，意志顽强，竟以半年的准备考取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在那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怀着学点实际本领“报国济民”的目的，他最初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志愿。可是，由于两耳重听，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志愿而转向文学。

1915年秋，郭沫若有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肄业，被分配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在广泛

在五四之前，郭沫若基本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怀有报国宏愿，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他的思想当时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三、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宗白华的帮助下，他的最早一批诗作问世了，并且，“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见《学生时代》〉许多震撼诗坛、动人心魄的诗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后来,作者将这些诗作编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它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主义态度和艺术上大胆创新精神，为新诗创作树立了不朽的丰碑！正是《女神》促进了中国新诗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刺激了新诗的创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真正开辟了新道路。首先，诗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一切黑暗的旧事物，对他们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同时表现了对光明的新中国的热烈憧憬。另一方面，它表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动的精神。这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的精神，它在我国传统诗歌中比较少见，然而却与五四时期的积极进取精神十分合拍。第三，《女神》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有一部分是通过诗歌中泛神论和个性主义表现出来的。“五四”初期，郭沫若在未掌握新的武器之前，往往通过泛神论与个性主义来表达他的反封建主义思想主题。《女神》又是郭沫若的美学思想的最早体现。它的基调是积极浪漫主义，这是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创作方法上的体现。它的形式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创造。总之，《女神》中的诗作，立意深邃，构思新颖，雄浑奇伟，气象万千。它对中国新诗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同时代的诗人所无法与之相比肩的。

四、《创造季刊》时代

1921年夏天，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发起

组织的创造社宣告成立。这是五四时期另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第一个文学刊物－－《创造季刊》得以问世。它的基础，首先是由郭沫若奠定的。

但是,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当时处于由个性主义向集体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途中。他的思想呈现“半觉醒状态”，“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文艺论集·前记》〉。与他的政治、哲学观点相比较,郭沫若当时的文艺观、美学观更呈现着错综复杂的情况。从基本倾向看,唯物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唯心主义观点，仍然隐时现地存在着。

自《女神》以后，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活动日益多样化，不仅写诗，也创作小说和戏剧、散文小品，一面还从事翻译介绍，数年之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星空》，出版于1923年。比《星空》稍后发表于《创造周刊》上的诗作，现实主义的因素十分明显。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本时期郭沫若还写作了《卓文君》、《王昭君》两个历史剧作。它们和1925年写成的《聂婪》，合编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这些剧作与《女神》中的诗剧一样，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主题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所不同之处，早期诗剧的抒情氛围似乎更浓，缺乏严格的戏剧性，而《三个叛逆的女性》就其故事的完整性和尖锐的戏剧冲突而言，显示了历史剧创作已有良好的开端。

五、投入实际的革命运动

1924年,在中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郭沫若由文艺活动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同年春夏之交，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逐步克服存在于他身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文艺观，并导致后来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

在政治观、哲学观发生剧变之后，郭沫若的文艺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摒弃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美学观之后，从实际斗争出发，他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本时期发表的《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两篇文章，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前奏。当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在某些方面也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他在创作上的实践，对于当时日益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无疑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郭沫若本时期创作上成绩最显著的是小说。

1926年3月，郭沫若经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等的推荐，赴广东参加革命活动。实践了他自己倡导的文艺家必须到工农革命斗争的璇涡中去的诺言。到达广州后，担任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经周恩来同志的推荐，他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升任秘书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奔赴南昌，参加起义壮举。南下途中,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就在这次南下行军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2月举家流亡日本

1928年初，郭沫若在上海卧病期间,草就诗集《恢复》。这是自《女神》、《前茅》之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新收获,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动后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它在中国革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但《恢复》也给郭沫若的诗作带来新的问题。诗人减少了空洞的喊叫，相应的气魄就不够宏大，客观上减少了感伤主义情调，但诗作感情又趋于冷肃平缓，缺少大波大澜；以叙述、议论为主的表现现实生活的手法，使得许多诗作过于平实粘滞，缺少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六、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