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族政策

辽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王朝，辽代契丹人以“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为生活理念，生活与政治、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无日不营，无在不卫”。

在转徙过程中，辽代逐渐形成了行在（捺钵）政治，最终构成了为后人啧啧称道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四时捺钵”制度。

所谓“四时捺钵”，就是中央政府和皇城在一年四季中迁徙流动的制度。

它分为春水、秋山、坐夏和坐冬，即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方，皇室和政府机构在禁卫军的前呼后拥下，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浩浩荡荡分赴鸭子河、黑山、伏虎林、广平淀地区进行围猎、讲武、巡游。

在鸭子河，皇帝带领群臣凿冰捕鱼、猎获野味。

不管是首捕之鱼还是其他首获猎物，理所当然地要献给皇帝。

皇帝对首获者予以奖赏，并赐赠美酒。

捕得开江第一鱼要举行特别仪式，皇帝和群臣们要在一起享用“头鱼宴”。

在黑山，皇帝要拜陵、游猎、赐赏，一边缅怀先祖的庇荫，一边奖赏建功立业的大臣，一边享受夏季牧场的凉爽。

在伏虎林，皇帝要举行大型狩猎活动，目标往往是膘肥体壮的鹿和兔，偶尔射虎。

秋猎时，众侍埋伏湖滨至午夜，待花鹿觅水，号角拟鹿鸣而响，鹿群诱至，乱箭射之。

在冬天的广平淀，皇帝要与群臣们围炉长谈，议论国家大事，接见各国使臣，兼而游猎、讲武、练兵，养精蓄锐，待势而发。

整个捺钵过程，既操练兵马，严阵以待，又商讨国事，议论外交，还借以游乐休闲，增添生活情趣。

捺钵之处，皇帝就地号令天下，这里就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但同时又与皇都保持紧密联系和高度协调。

这种“中心流变、号令统一”的政治模式，既符合契丹民族的军政结合、军民统一的政权特色，又体现了亦官亦民、亦政亦经的行政特点，对后代其他政权影响很大。

今天重温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契丹人的“三才观”，即尊天敬地，崇尚自然，做到天地人三才合一。

《辽史·营卫制》中说：“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

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

”契丹人在转徙流动中实现了有节制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并且因地、因时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有效保护。

这种制度不仅传播、弘扬了契丹民族文化，也吸纳了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有机融合和有效竞争。

辽代是由我国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利用旧的部落选举仪式从摇辇氏中夺取政权，统一了契丹各部，成为了契丹族的首领，公元916年，自立为皇帝，在今赤峰市林东镇建立皇都。

辽王朝建立后，太祖耶律阿保机致力于各部的统一和疆土的扩大，晚年其疆土已东至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

公元926年，阿保机死后第二年次子耶律德光继位。

公元936年，借后唐太原守卫石敬瑭叛乱，率军南下消灭了后唐。

接受燕云十六州割让，使辽的疆域扩大了近一半。

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大封建王朝。

辽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急剧增加因此他所统治的民族，除了有“耕稼为食，城郭以居”的汉人和渤海人以外，又有“渔猎为食，车马为家”从事渔猎为主的契丹、蒙古、女真等各族人民。

以游牧为主的人民生活在北部，汉人和渤海人则生活在南部。

这时南北地区民族的经济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文化背景各异，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

各族人民所固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对于契丹社会的进步不能不发生很大影响。

为了巩固统治，适应这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阿保机掌权后，首先着重于治理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民族。

他在征讨河东地区及女真族时，将其所俘分散在水草丰盛之地，北方地区逐步发展为以畜牧业为主。

阿保机把从燕蓟所俘的汉人分别安置在潢水以北适于农垦的地方。

仍然采取中原汉人的统治方法，并使用原来州县的名称。

取得扶余之后，把其安置在定霸县于汉人杂居，分地耕种。

任用汉人为正事令和中书令并设汉人司。

史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屋邑，如幽州制度”。

由于农业区的不断扩大，使农业和畜牧业相互调节，相得益彰，使辽的许多地方成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人稠沃野。

这些制度在辽王朝的全境推出，既保护了原有的契丹生产生活方式的正常进行和发展，又延续和发展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有效的巩固了辽代的经济秩序。

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境内汉族的不断涌入，必须强化对汉人的统治。

这就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来巩固和发展辽所取得的政权。

耶律德光不得不用调整政府机构和改变政府职能的方针政策，来加强对其的统治。

正如《辽史》“百官志”所说：太宗既得燕云十六州，乃采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官等官职。

于是开始分为“北面”和“南面”两个系统，所谓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即：统治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的，主要用契丹贵族，办事处设在皇帝牙帐之北，称为“北面官”，掌管宫、帐、部族、属部、兵机、武铨、群牧之政，掌管一切军事大权，是辽王朝的最高权利机关。

统治汉人、渤海人则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办事处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为“南面官”，南面官掌管汉人州县、租税、军马、文铨、丁赋之事。

这就是《辽史》所谓的“因俗而治”的“一国两制”政策。

辽代基本政策规定政权以契丹皇族、贵族为核心，由汉人、渤海人中的上层、地主等组成。

实际上是分中央和地方两级。

在南面官中仍然沿用唐朝制度，采用州县制，分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五级。

设立史台、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管理汉人的一切事务。

北面官设立契丹北南枢密院，北南宰相府等。

管理契丹各部族的主要事务，对契丹各部的统治主要采用部族制，并在各部推行斡鲁朵上的土地、人口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维持原有的部族制度不变，使各部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

在其法律建设中，制定了“制契丹及诸夷之法”，规定“汉人则断以律令”，以汉法治汉人，犯同样的罪，所受的处罚是不同的。

阿保机效仿唐朝的做法，命“置钟院”作击鼓“以达民冤”。

辽王朝实施的分法而治的原则不仅缓和了契丹内部的矛盾，而且对于稳定辽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辽王朝政策的不断深入，使汉人在辽的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一定的位置。

据《辽史》所载三十余处节镇州节度使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汉人。

其中上京、东京多契丹族官员，中京多汉族，南京、西京地区汉族和契丹族同时任用。

据《辽史》“百官志”云：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各乱之，其兴也勃也。

与“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的官职配置相同，是契丹族这一政策的具体反映。

辽代在其发展史中，之所以能够出现“百年盛世”的繁荣局面，是和其依据“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的原则分不开的，这种制度在很大范围内符合了各民族的利益，对于稳定辽王朝的统治，缓解民族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澶渊之盟，指北宋与契丹（辽朝）之间订立的和约。

在澶渊之盟之后，辽还进一步提高了对宋朝上缴岁币的要求史称“重熙增币”。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

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虏的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宋军凭守坚城。

由于辽军已直扑黄河沿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与之甚近的首都汴京，故宋廷朝野震动。

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

因同平章事（宰相）寇准、毕士安坚持，无奈亲至澶州督战。

辽军至定州，两军出现相峙局面，王继忠乘间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

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初为宋真宗所拒。

十一月，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岢岚军的辽军因粮草不继撤军。

辽军主力集中于瀛州（今河北河间）城下，日夜不停攻城，宋军守将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战十多天未下。

萧挞凛、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祁州，萧太后等人率军与之会合，合力进攻冀州、贝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则“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戌卒会天雄军”。

辽军攻克德清（今河南清奉），三面包围澶州，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

辽朝南京统军使萧挞凛恃勇，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

宋军大将张环（一说周文质）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萧挞凛，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萧太后等人闻挞凛死，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

《辽史》载：“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

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此时宋真宗一行抵澶州。

寇准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帝还行宫，得知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泰然自若，十分镇定。

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双方于十二月初达成停战协议，宋廷方面由曹利用与萧太后谈判。

主和的真宗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协定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互约为兄弟之国，“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

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盟约缔结后，第二年，宋朝派人去辽国贺萧太后生辰，宋真宗致书时“自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

主要是三点一、民族之间的矛盾当时辽与金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统治阶级所在的民族地位显然要比其他民族要高得多，享受特权。

而被统治阶级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

金灭辽是要报仇，元灭金也是报仇。

到后来的满洲人反明最初的理由也是仇恨。

二、统治阶级的腐败这个就不用说了，任何一个朝代灭亡必不可少的原因。

三、当游牧民族被农耕文化同化之后，已经缺乏原有的彪悍与勇猛。

游牧民族天生都是打仗的料，可在占领了汉人的领土之后，都纷纷学习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显然种地要比打猎和放牧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以至天生的禀赋都丧失了，被处于还是游牧，天天在马背上过日子，全民皆兵的后来者打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066年辽圣宗耶律隆绪恢复国号“辽”，1125年为金国所灭，辽末，辽贵族耶律淳建立北辽，与辽共同抗金，后被辽灭。

辽朝宗室后代耶律留哥与其弟耶律厮不（耶厮不）分别建立了东辽与后辽，最后东辽灭后辽，东辽被蒙古所灭。

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定都虎斯翰耳朵，1218年被蒙古所灭；1222年西辽贵族在今伊朗建立了辽国地图(6张)小政权——后西辽，后又被蒙古（元朝前身）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