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许小青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专题号】K3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97～102页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

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

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建构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

进，对当时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国家/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

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

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

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

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

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

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

“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

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

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

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

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

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

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

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

不能群乎哉？……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

至矣，其以施天下群则犹未也。”[2](p4)这里，梁启超思想不仅开始暗含了将中国人整合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且明显地分辨出“国群”与“天下群”，表现出其传统“天下主义”思想开始松动，但其对“国群”的认同并不

强烈，而把这种朦胧的“国”的概念仅看成是向大同世界过渡的一个中介，他

接着说：“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2](p4)同样的观念也可以从其当年发表的有关春秋公羊之义中看出来，“孔子之作春秋，

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2](p48)这仍是一种典型的天下观。

但是《说群》这篇文章明显地浸透着一些达尔文式的概念，将“群”看成

社会政治有机体，与同期的康有为、谭嗣同相比，梁启超思想中明显地疏远了“仁”的道德理想。带着“群”的思想，梁启超开始向早期的民族共同体思想

迈进，这在他对国家如何建立中得到反映：“敢问国，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

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是之

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2](p64)

百日维新后，与外界的接触，使梁启超天下主义的余烬渐趋熄灭，国群观

念逐渐凸显。1899年，其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

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

天下之中，末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3](p66)这时梁启超把天下群积极推进到“国家群”，并批评中国人“不知群之物

为何物，群之意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

我”[4](p23)。随着国群意识体认的强化，他明确地认为中国人爱国心不发达，乃在于天下主义的阻挠，疾呼除去中国人的天下观，确立以国家对国家的办法——“今日救中国别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国家而已。”[5](p35)他一方面

批判旧的国家观：“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6](p21)明确地把朝廷与国家区分开来：“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

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6](p16)另一方面，梁启

超明确区分出部民和国民：“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有可以为一个人

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

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6](p6)之后，梁启超明确地提

出了他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

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

家。”[6](p16)这样，国家“群”在四个对照中其位置自然明确起来，这就是

指中国人必须有近代国家的自觉，以这种国家思想为引导，而认同于国群，可

以说这是中国人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也是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中的一次

革命性的转变。

1903年，梁启超旅美，思想振动很大，深刻体会到加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性。此时，他深受日尔曼国家主义者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国群”的自觉，变成了一位明确的国家主义者，他强调“国家理性”的至高性和权威性。从上可以看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过程，也是从一个天下主义者

到国家主义者的过程。

2.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与传统的“天下主义”纠缠一起的是矛盾重重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当天下

主义退潮，而民族国家符号系统还远末确立之时，梁启超唯有诉诸人种论。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泛黄种人主义”：“种战之大例，自

有生以来至于今日，日益以剧……，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

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

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相驱驰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

之所当有事也。虽然，黄种之人，支那人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种必自支那

始。”[7](p83)从理论上分析，这里的“华夏”内涵已扩展为黄种人，“夷”

的内涵已变为西方，但整体上仍未摆脱“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

思维模式，这种合种思想，仍是公羊学的遗存，其基调仍是天下主义的残余。

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危机加剧，梁启超在国群意识的萌动下，要求中国

人“合群”，就最敏感的满汉问题，他主张从国家整合出发，满汉宜合不宜分。他说：“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

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以

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4](p36)为

加强其论点，梁启超又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加以疏解，他认为：“种界者本难

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

曰不宜？”[8](p7)可以说，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自觉。但这

种自觉又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种族主义的纠缠，他时时流露出排满的偏见，如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提到“以晚明政治之腐败，达于极点！其结局至举数千年之禹域，鱼烂以奉诸他族，创巨痛深，自古所未

尝有也。”[9](p84)传统的夷夏观仍十分顽固。

1902年，梁与康有为通信，解释其排满思想的理由：“至于民主扑满保教

等义，其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

肝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

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相宜之主义，中国以

讨满为最相宜之主义。”[10](p286)这一时期，梁启超与革命派联系密切，受

革命排满思想影响较重，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1903年，梁游美，进一步发展以前“国群”思想，深受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强调国家理性至上，认为中国要达到一个统一有力的秩序而求生存，中国

境内各民族必须统合起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

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11](p76)因此，他提出了他的的大民族主义主张：“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

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1](p75-76)鲜

明地体现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

在这种大民族主义指导下，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中，明确地反对排满，“吾党认中国自有史以来，未尝亡国。谓爱新觉罗氏之代朱氏，乃易姓而非亡国，其根据之理论不一。而满洲人在明时实为中国臣民。……以中国臣民而篡

中国前代君主之位，此历史上所数见不鲜者，而亡国问题，安自发生

耶？”[12](p56-59)他进一步主张说：“但以严格论之，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

纯粹的异民族，此吾所主张也。”其理由是：“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

有构成一混合民族之资格者也。”[13](p31)梁启超此时最关心乃是“国家至上”，深恐排满会流于复仇主义，他指出：“吾又见夫不必持复仇主义，而国

民最高之目的，固非不能达也，吾又见乎苟持复仇主义，充之至于尽，则应仇

者不止一满洲也。故吾谓复仇主义其可以已，而其爱国者，允宜节制感情，共

向一最高之目的以进行也。”[13](P43)这一最高目的使是建一民族国家，梁在这里对共同体的体认已完全确立。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始于天下主义的松动，成于国家至上观念的确立，与之相伴的是民族思想的变迁，由种战而引发的“泛黄种人主义”到最后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确认，经由一个反复的过程，尤其在“排满”问题上表现得

最为明显，最后民族共同体的体认乃指归到国家理性上。

二、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内涵的三大要点

梁启超的思想给后人的印象是驳杂多变，但其民族国家思想经整理，仍较

清晰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主权与民族国家

早在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就写下《瓜分危言》，揭露列强在甲午之后改瓜分而倡“保全”。虽然此时梁启超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但他分析时

使用了“有形之瓜分”和“无形之瓜分”，表明他对近代帝国主义的认识已达

到相当的程度。这里“有形之瓜分”是指领土的征服，“无形之瓜分”则指权

利的割让，尤其是铁路建筑、内河航运等经济权利。“无形之瓜分”显然是指

经济帝国主义。对经济帝国主义的警惕，一直是20世纪梁启超思想的主题之一。20世纪初，梁启超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向民族帝国主义过渡，其侵略手段多样化：“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彼俄人之于满洲，德

人之于山东，英人之于扬子江流域，法人之于两广，日人之于福建，亦皆此新

主义之潮流。”[6](p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已分化为两股思想：一派以孙中山和其他革命派为代表，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向；另

一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将中国民族主义看成是迎接帝国主义挑战的结果。1905—1907年梁启超与革命派论战时期，他批评革命党人关于革命不会招致瓜

分的说法，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论证列强时刻怀有亡我之心。从梁启超民族国家

思想发展来看，反对帝国主义始终占据着其思想的核心地位，这无疑表明梁启

超国家主权观念的突显，这也是理解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其他方面的出发点。

2.国民与民族国家

国民思想是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重点。梁启超国民思想出台的动因仍是

反帝的需要，他说：“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非如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徒之逞其野心赎兵以为快也，非如封建割据之世，列国民贼，缘

一时之私忿，谋一时之私利，而兴兵构怨也，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故夫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则人人为其

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14](p59)梁启超认为西方诸国竞争乃是其国

民的竞争，要抵制帝国主义的扩张，只有全民族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即“知他

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

民所当汲汲者也。”[8](p22)

怎样才能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呢？答案是唯有“新民”，按张灏先生的

理解，新民有两重含义：一为“人的革命”，二为“新的公民”[15](p107)。

概而言之，梁启超就是要培养国民思想，并把这视为近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重

要区别，他批评“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

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14](p56)。

梁启超国民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

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

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

民。”[14]( p56)这时国家已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私有财产，而是这一国家

人民的公产；国民也不再是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而是国家主权的主体；统治者

的统治权也不再是来自天意，而是来自人民意愿。同样，在梁启超思想中，国

民思想包含着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治国事，定国法，谋国利，捍国患，均需

国民的积极参与。可见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中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且

也有浓厚的民主意识。另外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运用国家有机体论去进一

步分析其国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他说：“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

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

者。”[6](p1)这说明，只有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才有希望建立民族国家，这里，民族国家成了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国民的养成是为这一共同体而服务。为了培养国民思想，梁启超“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

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6](p6)，在洋洋10 万余言的《新民说》中，他列举

了“我之所未及”的16个方面，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自尊、毅力、义务思想等，号召按这一方向去做，富强的国家就

一定能实现。

3.国家至上

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里，尤其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波丹、霍布斯和黑格

尔等人的著作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最关心的是政府确保生存和安全的理性行为，这些思想，在处于一个帝国主义猖獗、中国的生存和安全成为压倒一切问题的

时候，无疑对梁启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03年，梁启超游美之后，热情地介

绍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提出自己以后一再坚持的“国家理性”的最高性和权

威性的国家至上思想。梁启超这一思想在论述国与民的关系中得以展开，他论

证说：“国也者，非徒集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11](p70)这里国家成了一个有精神有行为的有机实体，而“国民者人格也，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11](p72)这里国民明显地处于国家地位之下。梁启超在另一篇介绍伯

伦知理的著作中更明确地把两者关系进行界定，他说：“国家者，自国民而成

者也。但中央统制之权，仍在于国家。”[8](p14-15)同时梁启超强调政府权力

无限而人民必须服从，他说：“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得不服从其义务。”[8](p19)在国家中，

主权既不在统治者，也不在人民的意愿，而在国家本身，梁启超引用伯伦知理

的话说：“主权既不独属君主，亦不独属社会，不在国家之上，亦不出国家之外。”[11](p87) 根据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理论，他实现了将国家理性化作为首

要的政治目标。

梁启超的国家至上的观点在阐述国家的目的论中同样可以看出。伯伦知理

认为存在两种国家观，其一是国家是最高的目的，人民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其二是国家不过作为有益于每个个体利益的一种工具而存在。梁启超赞成

伯伦知理的第一种国家观——“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

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11](p88)这样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国家的价值是首要的，而个体公民则是第二位的，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甚至可以要求人民付出生命，“伯氏之意，则以为国家者，虽尽举各私人之

生命以救济其本身可也。”[11](p88)本着国家理性至上原则，梁启超一方面

摒弃了狭隘排满思想的小民族主义，转而提倡合五族的新自觉；另一方面，对

国家的组织原则，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其思想波动颇大，从赞同卢梭的民主共和到欣赏伯伦知理的君主立宪，再到主张开明专制，最后到发动立宪

运动。许多人只看到其思想多变的一面，其实这种变化在1903年以后不出“国家理性”的这一基本构架，其变化只不过是方法上的变化，只是其在探索实现

国家理性化方法过程中选择的焦虑而已。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主权观念的提升。主权观念具有多

重内涵，对外是指外争国权，对内则存在两相对立的观点：一主张人民主权，

二主张国家主权（国家至上），这两种主张代表西方启蒙思想以来的两大思潮，前者以卢梭为代表，后者以黑格尔为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思想几

乎同时传入中国，梁启超分别吸收了这两种思想，其国民思想明显可以看出天

赋人权、民约论的色彩，而国家理性至上则显然有黑格尔主权说的烙印，这两

种互为冲突的理念，在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中杂糅在一起，蕴含着深刻的矛盾——这使得梁启超长久处于选择的焦虑之中，表现出民族国家思想上驳杂多

变的色彩。

三、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本土化特色

可以说民族国家思想是从西方导入的新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

国知识分子寻求现代化、创建近代国家的思想准备中，其资源不能不借鉴西方。但民族国家的原初概念与这一时期的中国现实有着巨大的冲突，因此在中国本

土内部也引起争论。梁启超积极参与这场争论，并为民族国家思想的本土化作

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1903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进行过多次讨论，其中许多

是对西欧民族国家观念的介绍，其中核心便是国家由民族组成，一民族一国家。当时《游学译编》发表的《民族主义教育》就提到：“是故民族建国者，以种

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

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著，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著。”[16](p405)这

里民族建国等同于种族建国。《浙江潮》发表的《民族主义论》更直接论证：“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16](p486)，并主张

“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16](p490)。换言之，民族国家是由单一民族

所组成，这一理论的出现，与17、18世纪欧洲历史演变关联甚深。这一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结合在一起，加之满清政府对外惨败，故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中形成一股日渐强烈的反满思潮，鼓吹建立单一汉族国家。在

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单一民族建国，无疑会导致民族的分裂，从而

使近代中国陷入分裂的危险之中。在与上述思想的论战中，梁启超把民族国家

思想与中国历史现实结合在一起，提出自己独特的民族国家思想。梁启超认为

一民族一国家的理论持之过偏，与实际不符，“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后，而民族

建国之义乃渐昌，虽或间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势力不可侮，则因已为有

识者所同认矣。虽然，或持之过偏，以谓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推其意，一若地球上之邦国，必适从于民族之数而分立，此又闇于实际之论

也。”[11](p 72)他极力赞同伯氏关于民族与国家存在多样性的论点，认为

“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

门”[11](p74)，这里民族主义乃指单一民族建国而论。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 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

活”[11](p74)。梁启超认为只是因今日政府与满洲二位一体的关系，因憎恶政府而憎满人，实是反满而不得其要，混淆了建国与复仇的关系。梁极力主张

“盖各国发育之不同，如人面焉，未有可以他国之历史，为我国之方针者

也。”[11](p75)根据中国历史，秦汉以来，中国即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来朝代的更替，或分或合，都无可否认中国为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史实，基于此，梁启超提出了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对民族主

义这一建国原则根据中国实际所作出的变通。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本土化特色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近代国家观建构方

式或道路问题的探讨上。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广泛地接触资产阶级

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其选择、介绍、阐发的国家理论一时变化很大，在这一变

化中，梁启超始终关心的是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现实的对照，以寻求解决中

国问题的良方。梁启超首先接触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并在1901年底写出《卢梭学案》一文，卢梭的学说给梁启超以强烈的震动。梁启超

认识到救中国主要取决于广大国民，如果能依照卢梭学说，则中国前途大有希望，他说：“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

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今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

其路为最近，而其为最易焉。”[8]( p110)这里梁启超关心的是矫正传统专制

主义，摆脱中国人的奴性。

但是不久，梁启超就对卢梭学说表示怀疑，在介绍卢梭民约论后，他提醒说：“及其弊也，陷入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8](p19)这时梁启超开

始关注中国国家统一和整合。1903年，梁启超亲自考察美国的民主，尤其对旧

金山华人社团考察，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从中反映出中国人民族性的弱点，尤其

是家族主义和村落思想，认为中国人缺乏自治能力。这些同中国国情的比照理解，使其完全动摇了原来将民主政治作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有效手段的信念。

他把中国的国情和欧洲相比发现，中国人依然处于“部民”状态，而欧洲则已

是国民时代。因此，不管卢梭的学说有多么地吸引人，仍无法适合中国国情，

梁启超说：“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

其次耳。”[11](p69)这样，根据中国国情，梁启超提出首先培养国家至上观

念乃是救国之正途，因此热情讲解伯伦知理的学说，欣赏其君主立宪政体，并

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的最恰当政府形式。

1905年后，梁启超又发表另一长文《开明专制论》，转而大胆歌颂开明专

制的优点，其主要理由是：君主立宪仍不适合中国的目前现实。他劝诫说：

“世诚有忠于立宪主义者乎，则必当知今日之未能实行，既忠焉而又知其未能

实行，则必知所以待之者矣。”[17](p83)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认为中国人

的文化教育水平没有达到立宪所要求的标准，加之立宪的准备工作条件，诸如

人口普查、交通条件、法律均不完备，因此强调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即主

张“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其精神就是普王腓力特烈所说“国王者

国家公仆之首长也”[17](p23)。这里梁启超依然关注的是中国历史遗产及现实

的生存问题，整合国家的需要和与外敌竞争使梁启超承认一个独裁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以上的思考，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努力改造西方近代国家观，以适应中

国历史现实的不懈努力，也反映出其思想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

四、小结

前面具体讨论了1895—1907年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明显具有从传统朝代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特点，一方面，突破了天下

主义的世界观，向列国并存观念靠拢。另一方面，日渐淡化人种论的色彩，从

泛黄种人的大亚洲主义迈向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这两个方面交互进行，尤其在“排满—合满”中呈现反复的特点，表现出其思想形成的复杂性，也在

这样的过程中，其民族国家思想的主要内涵，如国家主权、国民观念、国家理

性至上等逐步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从资源上看，既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

观念吸收和转化，也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融合，二者之间呈现出一个逐步

调适的过程。梁启超尤其在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想导入中国本土时，时刻关注

在帝国主义环境下祖国的生存和安全，整个思想探索过程都充溢着强烈的爱国

情怀。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国家观的不懈探索，其思想的出发点始终没有脱离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现实的紧迫性，使梁启超徘徊于各种观

念之中，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尽管如此，因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地位，梁启超的探索对时人影响巨大，其丰富的思想遗产，在今天仍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这也是研究其民族国家思想的

意义之所在。

收稿日期：1999—12—26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一[M].北

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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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华书局，1989.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M].北

京：中华书局，1989.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五[M].北

京：中华书局，1989.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M].北

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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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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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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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2018年高考作文题预测五篇及指导、新作文素材两篇

高考作文题预测及指导六篇阅读下面的材料，按照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60分) 报载一些活着的“英雄”四处请人为己塑雕像，或所谓的热心大众在大众场所为活着的“英雄”立石像，以示对“英雄”的尊敬。英雄是需要尊敬，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在于其行为本身是英雄的，而不是靠几尊精美的塑像。英雄只是英雄，英雄应该活在人们的心中;当英雄被还原成石像时，英雄就不再是英雄，英雄不过是一尊尊石像罢了;当英雄成为雕塑、成为艺术，其实人们心中已没有了英雄......请根据阅读后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题目;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为民族而活着的英雄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刺骨的寒风中打着旋落地，你静立于冰雪之上，手持那根毡毛早已脱落无几的使节棒，凝望着大汉的方向...... 苏武，你知道，人应该为信仰而活着，这样才是值得。长安，那是你心中念念不忘的地方，那是你永不放弃的信仰，是你为之坚持的彼岸，是让你再次站立起来的支撑。因为你知道，活着，才是最有力的抗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贝加尔湖的湖水依旧不知疲倦的荡漾着。你守着那羊群，那便是单于荒唐的承诺。你知晓，客首异乡的悲剧时刻都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你亦知，手上那根使节棒便是汉朝尊严的化身，越是在漠北，越是在荒凉苦寒的地方，就越应该屹立不倒。于是你坚持，隐忍，吞下满口冰雪与毡毛，两行老泪滴落的是无人知晓的酸楚。七尺男儿，铁骨铮铮，你依旧挺直脊梁，擎起一方晴朗的天空，在生命的巅峰里吟唱千古的赞歌! 壮哉，奇哉!你用你不屈的双膝谱写了一曲爱国传奇。面对匈奴的威逼，你昂扬起高贵的头颅，无所畏惧;面对匈奴的利诱，你拒之千里，丝毫不为之动容;枯草寒冰，你用赤胆将之融化;大漠飞雪，你用高尚的气节将之驱逐;多次陷入绝境，你用忠诚将其化解。不为别的，只为那大汉的尊严，你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骄傲的扛起被鲜血染红的大汉王旗。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曹诗图/王衍用【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

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

超星《中华民族精神答案》(DOC)

第一章 1.1 1.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最高奖项授予了（）。C、长江大学见义勇为大学生群体 2.杨叔子在华中科技大学针对理工科学生倡导（）教育。D、文化素质 3.保护滇池生态环境的张正祥是一位（）。A、农民 4.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获得表彰的都是中国人。（）× 5.民族”一词是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创造的。（）√ 1.2 1.区分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关键是：B、民族文化 2.根据《论法的精神》，爱斯基摩人性格与东南亚人性格不同，主要是受到（）的支配 C、气候

3.下面哪项不是民族精神的体现？（）D、共同的语言特点 4.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都归属于某一个民族。（）√ 5.赫尔德认为，民族的宗教、政体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 1.3 1.授课老师总结的理性化是以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革命。 C 资产阶级思想文化 2.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是（）的世纪。D 中国 3.“9·11”事件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冲突。（）√ 4.授课老师认为现代化的历史始于英国工业革命。（）× 5.“文化围城”的概念是由（）提出来的。B 欧阳康 1.4

1.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思想的解放引发了工业革命。（）√ 2.（）与（）构成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体系。C 民主、法治 3.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郑和比哥伦布航海的时间早，意义也更大。（）× 4.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会带来（），市场化会带来（）。D 单一化、世俗化 5.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变化不包括（）。A、人们更多地去教堂做礼拜 1.5 1.下列哪项不是民主化过度发展带来的后果？（）B 对公共服务的依赖 2.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化的真正前提是（）。C、信息的全球化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梁启超教子有方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北京市海淀区2019届高三历史上学期期末考试

北京市海淀区2012届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试题历史本部分共32小题，每小题1．5分，共计48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梁启超在介绍某部作品时，说该作品的要点是“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这部作品是 A．《变法通议》 B．《劝学篇》 C．《新学伪经考》 D．《孔子改制考》 2．以下有关“预备立宪”的表述，正确的是 A．实现了从专制政治向宪政体制的转变 B．实际上是“中体西用”政治上的体现 C．缓和了社会矛盾和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D．实现了维新变法运动提出的改革目标 3.清末有人说：“吾之乘电车也，非节费也，实以腕车（人力车）之以人代马，心有不忍，不欲同人道于牛马耳。且光阴宝贵，取其捷也。”依据材料分析，影响近代交通发展的因素有 4.①近代工业的发展②人权与平等思想的影响③节省时间的考虑④晚清政府提倡移风易俗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5.孙中山将西方的“三权分立”发展为“五权分立”的政治设想，借鉴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 A.中枢机构分权制度 B．选官制度和监察制度 C．官吏考核和任免制度 D．内外朝分立制约制度 5． 1915年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高潮针对的是 A．德国强占胶州湾 B．袁世凯复辟帝制 C．签订“二十一条”D．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6.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近代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促使革命前后经济发展的相同原因是 A．政府鼓励发展实业的政策 B．列强的经济侵略有所缓解 C．国际国内市场的逐渐扩展 D．社会变革形成稳定的国内环境 7.报刊往往能够反映政情舆论。近代以来，“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以上言论应该刊登于 A．《时务报》 B．《国闻报》C．《民报》 D．《新青年》 8.按下列对联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序，正确的是 9.①“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 10.②“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11.③“共争青岛归来，同看国贼罢黜；欢呼学生复课，庆贺商店开门。” 12.④“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A．①③④② B．③②①④ C．②③④① D．①②④③ 9．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了 A．“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B．“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C．“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 D．“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 10.“1926年9月被人嗤之以鼻的国民党人攻下了长沙岳州武昌和汉口。1927年春他们拿下了南京和上海，到1928年6月，北京和整个中国北方都归他们统治了。”这则新闻报道反应的中国政局变化是指 A．国民党反袁斗争取得胜利B．北洋军阀的统治基本结束 C．日本侵华受到有效遏制D．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 11.不同历史时期党员构成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不断发展。对下表中党员构成变化的原因理解准确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构成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许小青【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专题号】K3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97～102页【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建构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进，对当时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关键词】梁启超/民族国家/本土化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 “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 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学术交流 May,2004 总第122期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一、教育之宗旨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七、塑造国民精神。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㈠论培养新式国民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㈡论变科举、兴学校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作者：刘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一、著作概介《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

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 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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