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研究
白先勇及其《永远的尹雪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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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有《金大奶奶》、《玉卿嫂》等,
具有比较典型的现代派风格
二是留美时期,
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 统的执着和飘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
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 反映。 如《游园惊梦》、《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孤恋花》
一、神秘不老的迷人精灵
• 小说中没有任何关于尹雪艳容貌的具体描述,只知道她应该是曲线柔和、皮肤 白皙,眉眼灵动的,总是一身素装,似乎不是那种靓丽惊艳的长相,但是却自 有一种超然于众生的迷人风姿,无论走到哪里都自然的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
→尹雪艳不老的女性形象具有神化的象征意义,她似乎掌握着世间生杀大权,所 谓永远不老,实则暗喻“死”之永恒与神秘。暗喻“尹雪艳永不老,上海永不老”。
二、淡然的祸水美人
• 尹雪艳的身边总是有许多男人。 • 王贵生为了她,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
• 洪处长将她带入上流社会,让她像一朵白璧无瑕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 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发。最后却丢官破产。
• 最后徐壮图则是间接的因为她的煞气,被工人刺死。
→这些都是尹雪艳被其他女人忌妒的地方,偏偏她又能够引发那些富太太的思古 幽情,令人错觉,还在那一年,在上海的荣华富贵场中流离。
“我从9岁到12岁都在上海度过。1945年,我从尘土飞扬的重庆来到上海一看,花 花世界。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也不曾进过百乐门,只是路过在门口张望,见一群 舞小姐婀娜地款步踏入,那种无与伦比的翩然风姿,真是踏遍全世界都再找不到, 怕是只有在大上海,这方百年来浸润于中西文化的灵气之地,才能吸纳、融合、 培育出这样精致的美人。” ——白先勇
结语:
试析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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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一)论文摘要: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具有善于把握作品总体风格特色、偏重作品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以及富于“创作室批评”特征的特点,有较强的主观性,在理论上、系统上有嫌不足之处。
但他的那种追求直观感悟,注重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批评思维方式,却也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清新健康的文学批评观。
而他的“创作室批评”特点则为我们寻求白先勇的文学理念和美学趣味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其文学世界的一部分。
论文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批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创作室批评”白先勇以小说创作著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
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
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如对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
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
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2)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3)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
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
白先勇小说研究在大陆:2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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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小说研究在大陆:2001—2011作者:毛泳洁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27期摘要:近十年来,大陆学界对白先勇的研究更加丰富与深入,以“人”为本的研究角度拓宽了研究视域,白先勇与地域文化(特别是上海文化)的关系、与其他作品的比较以及白先勇作品的改编研究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
这中间也许透露出白先勇小说研究以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研究大陆白先勇是首批被引入大陆的台湾作家之一。
1979年《当代》创刊号编入《永远的尹雪艳》,其后《游园惊梦》(《收获》1979年第5期)《思旧赋》(《作品》1979年第11期)相继在大陆刊载,大陆地区关于白先勇的研究也随之深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白先勇热”。
在至今32年的研究中,大陆地区公开发表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论文约470篇,有关的学位论文仅近十年就有63篇之多[1],出版了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4本[2],召开过一次“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大会”,一次新书首发暨研讨会。
在这30多年中,大陆对白先勇的研究成果丰硕,极具特色。
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白先勇研究的4本专著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此外,关于白先勇的“访谈”与“传记”等资料也渐多,为研究白先勇的生平与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素材。
2001年刘俊发表《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对大陆地区前二十年的白先勇研究进行纵向梳理,同时横向点评了大陆地区白先勇的研究工作,丰富了白先勇研究内容的广度,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维度。
刘俊的文章对大陆地区白先勇八十与九十年代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尽管白先勇至今只推出了36个短篇与1部长篇小说,但对于其作品内容的挖掘与艺术技巧的探讨却一直在继续。
不同时期关于白先勇研究的侧重点并不一样。
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与显赫的家世,成为八十年代早期研究中必然考虑的因素。
研究者将这一因素深化到对作家具体作品的研究中,全面探讨小说作品的总体艺术特征。
具体文本分析不再拘泥于简单的作品认知,而是通过背景与文本细读深层次把握。
同性恋者的生命悲剧意识_白先勇同性恋作品研究_李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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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的生命悲剧意识———白先勇同性恋作品研究李晓怡*(华侨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广州 510290)摘 要:白先勇认为同性恋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所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他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看待同性恋,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悲剧意识。
通过对三对同性恋关系分析他们共同的特质:对生命有强烈的渴求与执着;爱情建立在怜悯的基础上;死亡情结。
其次,根据《孽子》,从社会人生各方面渲染同性恋者的人生悲剧,写他们人性艰辛向善的斗争、人性的破坏与抚慰以及父子关系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最后肯定白先勇探索同性恋题材的价值:深入人的精神与灵魂探索人的生存状态,反映出人类普遍被压制的情感。
关键词:生命的悲剧意识;生命;理智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07)02-0040-04 一同性恋是敏感的题材,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哪位作家深入地研究过,白先勇可以算是其中一位比较突出的作家。
白先勇是从如何理解人这个更内在的层面进行研究的。
从白先勇的文学观来看,白先勇认为:“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表现永恒的人性,……这个比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更重要。
”[1]白先勇所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包括人的情感和欲望,他认为他的同性恋作品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孽子》所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书中并没有什么同性恋描写,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压的人。
”[2]白先勇认为同性恋是极珍贵的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性恋者也有权去表达他们人性上的需求,白先勇从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出发,深深关注着人的生命意识,他感悟到作为人存在的痛苦,并把这种痛苦悲剧化,以聚焦的手法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在探讨人生悲剧的原因时,他带有明显的宿命色彩,因此他能以宽容和怜悯对待一切,他的同性恋作品在表现人的悲剧存在的同时,更幻化上了一层悲剧美。
正是作家的人性论,他热衷于表现同性恋世界,并把卑贱、隐晦、肮脏的世界变得暧昧、浪漫起来,并具有一定的象征、暗示意味。
白先勇小说人物的精神困境研究
![白先勇小说人物的精神困境研究](https://img.taocdn.com/s3/m/dee88fc9d1f34693daef3e6c.png)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白先勇小说人物的精神困境研究李静文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作者简介:李静文(1995-),汉族,河南省郑州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47-01纵观白先勇的小说,我们可以明显的察觉到蕴含其中的一种浓墨重彩的伤感气氛。
由于孤独的童年,家世的影响,动荡的人生经历,世事的无常变迁,白先勇小说的总体氛围和情感动向都呈现出深重的悲剧意识。
他以悼古怀乡的情怀和中西合璧的艺术表现手法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悲剧故事,构建了一个充斥着精神痛苦的“悲剧世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台湾和旅美知识分子普遍的社会心理。
何为精神困境,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对何为“处境”做了一个说明,他说“处境”就是“一种现实,不仅是自然规律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意义的现实,它不是就心理而言,也不是就生理而言,而是同时就身心两方面而言的具体现实,它对我的实存意味着或者有利和或者有害,或者是机会或者是限制,那么这种现实就叫做处境。
”雅斯贝尔斯进一步对“处境”和“精神困境”的关系做了明确的说明:“处境有内外两个方面,既包括外在的环境,也包括人所处在的某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就是人心理上的某种情调。
这种情调在人身上每时每刻都有,仿佛是某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东西,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某一情调的纠缠。
”换言之,人的精神上的处境就是所谓的精神困境。
哲学家萨特对精神困境做过更加形象地说明:精神困境就如悬崖,我们走在悬崖边,并不苦恼,害怕掉下悬崖才是我们真正的苦恼。
如果用“死亡”作为精神困境的象征物,那么死亡本身并不令人苦恼,真正令人苦恼的是如何避免死亡。
在小说《岁除》之中,白先勇刻画了一位卸甲归田,寂寞寥落的军官——赖鸣升。
赖鸣升追忆过去的方式不同于钱夫人的低吟浅唱,独自咀嚼,而是选择在一个万家灯火的节日,酒酣耳热的饭局之上,半醉地高谈阔论过去的辉煌。
流寓身份与故乡认同——白先勇作品《台北人》研究
![流寓身份与故乡认同——白先勇作品《台北人》研究](https://img.taocdn.com/s3/m/7e14a23f4a73f242336c1eb91a37f111f1850dd1.png)
历史学家朗(William Lang)认为:“地域折射出人类的感知,因为在某个地方,自然力量动态地混合着社会和文化的力量,足以创造出和其他地方的区别,便于认识。
”[1]88在白先勇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其小说空间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白先勇创作的第二阶段,即《台北人》时期,将其小说的故事背景转移到具有封闭落后的孤岛,“民国情调”和“怀旧意识”是这一时期小说叙事的主要特征。
白先勇虽然生于大陆,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异乡度过的,随后又留学美国,并最终定居美国,可以说,他这一生都处于“浮萍”式的迁徙漂泊中。
白先勇从幼年起就开始了漂泊之旅。
空间的不断转换,他自己对“故乡”也难以把握。
日夜思念的家,却不知道身在何处。
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对“家”和“故乡”存在空间的焦虑之情,投射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
从《台北人》的名称就可看出小说描述的是一群身在异乡心在大陆的人,他们被大陆拒斥于门外,所以永远无法摆脱“尴尬者”的身份,白先勇在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把台北人“人在异乡”漂泊者的身份形象地刻画出来,“台北人”这种以空间标注人物的手法暗示小说的空间内涵,空间的转换造成了人们的空间焦虑感的产生,空间才是决定如何看待这群“没落的台北人”的首要因素。
《台北人》由十四部短篇小说组成,描绘了一幅千姿百态的台北众生相,“台北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指的是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民党成员以及家属跟随蒋介石撤退,这些民国遗民既包括军官、贵妇、名媛等上流社会人物,亦包括教员、佣人、舞女等下层社会平民,他们都无奈被动地背负上了“台北人”的身份,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从繁华开阔的大陆中心地带流落到封闭寒酸的边陲小岛,台北人身上展露出的那一份繁华散尽的悲悼之情,精神状态普遍地呈现出焦虑特征,因此,长期与大陆隔离的“台北人”,永远有着流离失所的空间焦虑,而这种焦虑最终则以“对比心态”“回忆姿态”“自我放逐”这三种方式宣泄出来。
与期望相差较大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使这些“台北人”对这片土地持不认同的初始态度,他们对这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品评,拿它的种种和大陆对比,无不暴露出他们难以消解的空间焦虑。
文学翻译中自译——白先勇自译个案研究
![文学翻译中自译——白先勇自译个案研究](https://img.taocdn.com/s3/m/4d3a1f0e11a6f524ccbff121dd36a32d7375c7b7.png)
作者:吴琳
学位授予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被引用次数:5次
1.Bai Xianyong.Yasin Patia trans Taipei People 2000
26.Popovic Anton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1976
27.Risset Jacqueline.Daniel Pick Joyce Translates Joyce 1984(06)
28.Scheiner Corinne Writing at the crossroads:Samuel Beckett and the case of the bi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ingual,self-translating author 1999
10.Devarrieux Claire Gallant:Paris est un jouet 1993
11.Federman Raymond Critifiction:Postmodern Essays 1993
12.Fitch B T Beckett and Babel: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us of the Bilingual Work 1988
4.Beaujour Elizabeth Klosty"Bilingualism" and "Translation and Self-Translation" 1995
5.Beer Ann Beckett's Bilingualism 2000
6.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2000
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中的“孽子”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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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I学校代码:11460学号:00920216南京晓庄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中的“孽子”形象分析A nalysis On “The Outsiders" Characters ofBai/Xianyong’s Novel "The Outsiders"所在院(系):行知学院学生姓名:狄奕指导教师:武善增研究起止日期:二○一二年十月至二○一三年五月二○一三年五月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1.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2.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3.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
4.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5.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日期: 2013.5.20[摘要]作家白先勇是一个极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孽子》从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群性格迥异的“孽子”形象。
本文陈述了《孽子》的创作背景,浅析《孽子》中人物形象描述的特征,分析了孽子之所以为孽子的缘由,对“孽子”形象的精神价值做了深刻分析,并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孽子”形象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孽子”形象;白先勇;《孽子》;[Abstract]Writer Pai Hsien-yung, a writer of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is novel "The Outsiders," elaborated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national allegory,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aos and fable. This article sets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Outsiders"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by "The Outsiders" in character, and analysis of the Outsiders the tragic reason, significance characters placed deep thinking. And own sentiment: novel attempts as an instinct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penetrate the multiple desire to tell people of deep humanitarian feelings and calls for tolerance.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both youth education.[Key Words] Outsiders image;Pai Hsien-yung;《Outsiders》;目录前言 (1)一.“孽子”形象产生的原因 (2)二.“孽子”形象的共同特征 (3)1.消极反抗父权的斗士 (3)2.缺乏情感寄托的焦虑症病人 (4)3.特殊“性取向”导致的边缘人 (5)三.“孽子”形象的精神价值 (6)1.灵与肉困境的突围 (6)2.畸变父子关系的重建 (8)3.“孽子”的情感回归与社会认同 (10)四.“孽子”形象的文学价值 (11)1.值得借鉴的独特隐喻手法 (11)1.1 红睡莲 (12)1.2 台风 (12)2.“孽子”形象成为文学人物画廊的一道独特风景 (13)结语 (15)参考文献: (17)致谢 (18)文献综述 (18)论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中“孽子”形象分析作者:狄奕指导教师:武善增前言白先勇于1937年出生于国民党著名将领之家,小时候享尽了荣华富贵,但随着日本入侵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也饱尝了离乱失落之苦,从家乡桂林辗转南京、上海、香港、台湾,席不暇暖,最后落脚于美国,成了美国大学里的教授。
白先勇小说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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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小说研究述评作者:刘华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36期摘要: 30年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宏观性角度的探究,还是微观性角度的解读,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许多研究不足和空白也亟待重视。
本文试图对30年来的总体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找寻后续研究可供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白先勇研究述评宏观性研究微观性研究白先勇是当代中国台湾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作为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白先勇作品在大陆的被阅读与被研究几乎同步展开。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创刊号上,率先刊登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在大陆刊登的台湾作家作品,也是大陆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迥异于当时大陆文学的崭新的文学样式。
可以说,在大陆的文学研究领域,对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就此起步。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关于白先勇小说研究的一系列具有学术深度的论文开始出现。
进入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对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持续向纵深发展,除了各种视角层面的研究论文不断涌现,关于白先勇的研究性专著也已出版多部,特别是2000年在汕头大学召开的“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可以说是对大陆20多年来白先勇作品研究的一次大总结与大回顾。
总体来说,30年来大陆对白先勇小说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宏观性研究、微观性研究等层面和视角上都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在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观念的影响之下,白先勇小说的研究正呈现出新的局面。
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30年来白先勇小说研究的梳理与总结,思考其得失,为今后的白先勇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宏观性研究作为新时期首个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白先勇进入大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时,文学研究者们顿时就感受到了作为中国小说“少见的奇才”(夏志清语)的白先勇作品的不同凡响。
80年代初期对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首先就是在一个宏观的整体性大视角上取得突破。
80年代早期对白先勇小说的宏观性整体研究具有拓荒性意义的代表文章有王晋民的《论白先勇的创作特色》[1]、封祖盛的《论白先勇的小说》[2]等,这些文章在对白先勇进行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的同时,还剖析了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思想内蕴、认识价值以及技巧的使用等。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身体书写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身体书写](https://img.taocdn.com/s3/m/bcd7d70e1711cc7930b7163d.png)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身体书写作者:杨兴龙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9年第09期内容摘要:本文以白先勇创作的关于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孽子》以及短篇小说《青春》、《月梦》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以身体书写为研究视角,梳理身体研究的历史流变与还原台湾现代派小說身体书写的历史语境。
研究认为白先勇小说中的身体书写一方面是对传统身体观即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反叛,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转向内部,是白先勇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的体现。
关键词:白先勇台湾现代派身体书写一.身体研究概述在阐述文学中的身体研究流变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身体”这个概念进行溯源和阐释。
“身体”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为:人或者其它动物的物质材料框架或结构,该组织通常被视为一个有机的实体[1](P354)。
可以看出,物质性是他的根本属性,而且也是一个能呼吸的“有机体”。
在英语中还有其它表示“肉体”的词语,有的侧重于身体的欲望属性,有的侧重于身体的有机属性。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许多思想家开始对人类身体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从这个视角切入,去思考当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众多问题。
许多关于身体的理论被提出并被人们所重视,尼采、庞蒂、奥尼尔、福柯等这些人都对身体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各自的关于身体的理论。
首先对感性的、充满着欲望的身体感兴趣并且开始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产生怀疑的是尼采,他提醒人们注重身体的地位,对身体的价值有必要进行重估并提出口号: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是衡量万物的准绳[2];庞蒂开创了身体现象学,他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提出了“身心一元论”的身体理论。
他强调身体不是作为一个物体而存在,而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方式”,提出“个体身体”的重要性,认为身体是作为个体而存在,重视身体在人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作为媒介的作用;奥尼尔在他的《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这本书中,明确的将身体细分为“生理身体”和“交往身体”,在肯定身体的生理意义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身体观念的内涵,肯定了身体的社会存在;福柯作为后现代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究权力与身体的关系,考察了历史上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注重从身体的规训史中寻找历史的踪迹,“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即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的铭写。
白先勇小说《孽子》中的同性恋形象研究
![白先勇小说《孽子》中的同性恋形象研究](https://img.taocdn.com/s3/m/35b9d037b90d6c85ec3ac6aa.png)
白先勇小说《孽子》中的同性恋形象研究【摘要】:白先勇的《孽子》是中国文坛上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用深沉的悲苦和爱怜描写这一被社会所忽略的群体。
他把同性恋当做一种形式,借由这一种行为,来喊出他对自由的追求。
【关键词】:白先勇;《孽子》;同性恋;自由;爱提及台湾文学,很多大陆读者首先都会想到白先勇。
诚然,在某些意义上说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正代表了二十世界六十到七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白先勇尤以短篇小说称奇,还被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家”。
“但其磨砺十年创作,其创作生涯所思所想的精华,是一篇同性恋题材小说《孽子》”。
⑴同性恋在当今的社会不再是回避的事实,描写同性恋行为的小说或者电影也越来越多的为人们所接受。
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似乎源自天生的好奇,仿佛可以从窥视别人的非常态的情感,从中可以获得满足与快感。
男人与男人纠缠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互相拥有彼此,于是心里一边鄙夷着,一边叹息着,并带着许多意犹未尽的回味。
这就让同性恋文学、电影的泛滥中,逐渐形成了以性爱为作品的主体部分的现象,而消解了同性恋文学本应该表现出来的痛苦挣扎的真实的情感。
白先勇的《孽子》没有把同性恋行为当做一种可以出卖的商品。
他怀着深沉的悲伤和爱怜,写那一群在黑暗夜里徘徊的青春鸟们,向往着自由,却被苦难深深的束缚住。
“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孽子》第一次不用曲笔,不用隐喻,不带偏见与歧视,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示了同性恋者的世界”。
⑵白先勇的《孽子》,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在我们的王国里》,描写以台北“新公园”里以男妓为核心的“黑暗世界”,重点展示肮脏的男妓世界。
下篇题为《安乐乡》,写那些沦落的“青春鸟”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谋求合理的,健康的,正常的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他们的理想在社会的打击下破灭了。
对于这部小说,众说纷纭,除开同性恋的表象,有人认为是一部成长小说,也有人认为是一部亲情小说。
《台北人》中女性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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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中女性形象研究任利娜【摘要】《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让我们看到历史巨变下的社会“众生相”,其中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女性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精彩的人物典型. 当中,有这么一群风尘女子,她们是感情的缺失者,是功利的沦落者感情缺失的尹雪艳,爱在过去欲在现在的朱青,终向物质投降的金兆丽,还有是“没法子”的薄命花的娟娟和五宝. 虽然她们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白先勇将她们描写得血肉饱满,直接触及我们的心灵. 她们有的是不乏“帮衬”而情感缺失的(即尹雪艳),有的是爱在过去而行尸走肉到现在的(即金大班和朱青),有的是为生存而在社会底层出卖自己的肉体的(即娟娟与五宝). 她们在各自的命运中,将情感演绎,还读者以台北人的“众生相”. 历史、感情、命运无疑成了她们的重要标签,“时间”是沧桑历史巨变下女性命运悲歌连亘这个中心的第一推手. 她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又有不同的阶级层次,命运看似不同,但终究不过还是在历史、情感、命运的三维坐标中演奏同一首女性命运悲歌. 白先勇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运用现代手法,将她们这群具有特殊身份的女子作为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显现于我们面前,让我们通过她们直接看到那样的社会百态,对文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期刊名称】《知与行》【年(卷),期】2017(000)011【总页数】6页(P150-155)【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女性形象研究【作者】任利娜【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哈尔滨15008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居于十分显眼的位置,他的《台北人》更是在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评选中排在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
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有大批学者对白先勇笔下的女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丰富着文艺评论界,也为同时代、后世的写作提供了精彩的借鉴。
正如白先勇自己说的:中国女人是挖不完的宝藏[1]。
他在《台北人》中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本文将以《永远的尹雪艳》《朱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中的女性角色即尹雪艳、朱青、金大班、娟娟和五宝这几个女性人物对白先勇笔下的风尘女子的形象进行分析。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视角下白先勇《冬夜》自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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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视角下白先勇《冬夜》自译本研究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代表作《台北人》,自1971年正式出版后广受好评,被认为是海外华语文学的经典之作。
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中国部分大陆人在特殊历史时期中的悲欢离合。
中国内战结束后,这些人随着战败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本文研究对象《冬夜》便出自于《台北人》,主要讲述了两位学者回忆五四时期的爱国往事。
它也是白先勇写作生涯中唯一的一篇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让读者对20世纪50年代因为特殊历史原因生活在台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及生活环境有了深刻的了解。
鉴于该作品的独特魅力和在中国的重要影响力,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其英译本《游园惊梦:台北人》。
这部译作由原作作者白先勇和美国学者叶佩霞合作完成,一经出版便广受关注和好评。
同时,关于《台北人》译作研究的文章和评述陆续出现,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部文学作品,如译者角色,翻译策略或基于某一翻译理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并没有出现过在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视角下对《台北人》的研究。
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豪斯在1977年首次提出了她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并在不断修改后于1997年发布修正版模式。
在原模式中,豪斯认为文本只能被放在情景语境中去分析,所以她在所提出的模式中充分考虑和讨论了"情景"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八个可以操作的参数,也称"情景维度",即"所处地域"、"社会阶层"、"时间"、"语言媒介"、"介入程度"、"社会角色关系"、"社会态度"和"话题范畴"。
其中,"所处地域"、"社会阶层"和"时间"这三个参数属于语言使用者的维度,而"语言媒介"、"介入程度"、"社会角色关系"、"社会态度"和"话题范畴"属于语言使用的维度。
白先勇小说语言风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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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纸 贵研究中国台湾当代文学时,人们总是绕不过作家白先勇,他积极推广昆曲,制作的《牡丹亭》已经进行了世界巡回演出。
作为当代作家,白先勇凭借自身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
本文以白先勇小说语言风格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并从色彩斑斓、南腔北调和古今结合方面详细阐述白先勇的小说语言风格。
1958年,白先勇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金大奶奶》,这是他第一部小说,随后与王文兴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这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中影响较大的杂志机构。
后来,白先勇发表了三十多篇小说,并从事小说改编剧本和翻译成英文等文学艺术活动。
退休后,白先勇促成了《长生殿》与《牡丹亭》戏剧的完成。
一、白先勇小说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首先,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白先勇本人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认为文学内容会受到政治与社会条件影响,内容有着革命意识。
白先勇大学所学专业为英美语言文学,随后本人在美国学习写作,他创作的小说都是用汉语词汇与语法,这与其早期受中国古典文学教育有关。
白先勇表示,自己受中国古诗词的影响很大,这些内容给自己留下感性影响,其中的意向表达手法也启发着小说语言风格的形成。
白先勇认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语言风格艺术成就不如古典作家,《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是一流的白话文作品,晚清时期《儿女英雄传》里生动鲜活的北京方言口语十分漂亮。
因此,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他理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语言文字风格提炼到自己的小说中。
其次,小说描写主体的决定性作用。
白先勇小说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他作品内主体特征紧密相连。
欧阳子曾表示,白先勇作为中国作家,吸取了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作品内容更加精炼且现代化,他写的故事又是中国人,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地位各不相同。
有人是落魄的高官,有人是知识分子,也有人只是米粉店的老板娘。
为了突出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化特点,白先勇小说内人物语言也十分具有个性化,其中的文字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中国方言的影响。
从《游园惊梦》看白先勇作品之跨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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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白先勇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对文学情有独钟。
他喜欢《红楼梦》,很多作品不自觉地模仿其神韵,也喜欢昆曲,一生致力于昆曲推广。
因此,他的小说无论是语言、叙述还是思想、精神,传统美学品格和中华文化因素比比皆是。
纯中国式的语言、怀旧的背景勾勒,甚至其中的人物和主题,无不包含神秘的东方色彩。
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现代化工业飞速发展,西方文化、思想、流派大量涌进,白先勇大学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受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颇深。
他读书期间跟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试验各种文学创作方法,介绍西方文学思潮。
在《现代文学》的发刊词中,这帮年轻人志气昂扬地写道:“我们不愿意呼曹雪芹之名来增加中国小说的身价……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
”因此,白先勇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不安于循规蹈矩地盲目继承;是西方文学观念的学习者,又不囿于全盘学习的框架;他在中西方观念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寻找两者之间的交融和碰撞。
本文便通过其代表作《游园惊梦》,分析这种跨文化交流在作品中呈现出的独特魅力。
一、昆剧、昆曲和意识流的结合昆剧剧目丰富多彩,文辞华丽典雅,曲调清逸婉转,表演细腻优美,富于诗的意蕴、画的风采,熔诗、乐、歌、舞、戏于一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昆剧中的昆曲被欧美许多学者称为最能体现东方艺术美的代表。
在《游园惊梦》中,痴迷于昆曲艺术的白先勇,以昆曲文化精神为内核,通过对昆曲艺术体验的通感搭建了一个忧伤惆怅的“游园”故事:南京昆曲名伶蓝田玉因歌喉出众,迷倒了当时的权贵钱将军,明媒正娶将她迎进家门。
多年后,钱将军早已过世,钱夫人应过去的姐妹窦夫人(桂枝香)邀请,赴台北参加晚宴。
昆剧、昆曲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描述她们相聚场面时绕不过的话题,贯穿全文勾连起了故事的发展,并通过钱夫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忆,渲染了一种满怀惆怅的末世风情。
昆剧、昆曲对整部小说而言,不仅起到了对语言、意境的升华作用,更多的是参与了整个情节的发展,作为一种鲜活的因素巧妙地参与了故事的架构。
白先勇《孽子》主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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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孽子》主题研究综述作者:陈佳任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9期摘要:《孽子》作为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自其成书以来,学界对其主题思想的讨论一直未曾断绝。
文章就中国内地语境下的《孽子》主题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者的解读主要聚焦于同性恋与边缘性、父子关系及其象征意义、政治寓言与家国意识这三个层面。
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化解读、创新度欠缺,并且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有待深入。
关键词:白先勇孽子主题综述白先勇是较早被介绍入中国内地的台湾作家之一,早在1979 年,他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于北京《当代》杂志创刊号上刊载,这是发表于中国内地的第一篇台湾小说。
近四十年来,因其特殊的身份背景及他本人对《红楼梦》的研究和对昆曲的推广与发扬,白先勇与中国内地的文化交流甚频,而中国内地学界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与探讨的热情也一直未曾退潮,2000 年汕头大学召开“白先勇创作研讨会”,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袁良骏、刘俊、王玲玲、徐浮明、尤作勇、阮温凌等学者都出版过关于白先勇的研究专著。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同性恋”一直是白先勇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白先勇对这一主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恋。
迄今为止,他创作出多篇直接以同性恋为题材或者暗含同性恋因素的小说,在这一系列同性恋小说中,《孽子》是唯一的一部长篇。
它1977 年开始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刊载, 1983 年由中国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结集成书;1987 年首度引入中国内地,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因其题材本身的敏感性,加之白先勇对同性之爱直接而又深入的描写,在台湾它实际经历过一段被否定、被埋没的岁月,随着社会的解严、同性恋理论研究的进展与读者思想的解放,《孽子》的艺术及思想价值最终被发现,并且引发热议。
然而,中国内地与台湾有着不一样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当下,中国内地对于同性恋依然半遮半掩、闪烁其词,在这一语境下的主题解读必然存在值得玩味之处。
白先勇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与评价研究(1980-19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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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2019General , No.1342019年第2期总第134期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ournal of Fujian Radio & TV University 白先勇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与评价研究(1980—1990年代)林强(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13)摘 要:1979年,白先勇作品登陆祖国大陆,并引起普通读者和学者专家的巨大反响与困惑。
这既跟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和大陆读者的审美趣味与审美需求有内在关系,也与作家的身份、思想意识和大陆读者价值期待的 耦合度有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华文文学学界和作家对白先勇文学作品的解读和接受过程,亦呈现出由对异域政治的陌生化想象到审美形态的深度阐释这一历史过程。
凡此种种均充分彰显祖国大陆文学与 台湾文学之间充满差异又互相补充和弥合的复杂历史景观.关键词:白先勇;出版;评价中图分类号:G724文献标识码:A 一、白先勇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众所周知,1979年6月,《当代》创刊号刊登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被誉为台湾文学研究中“第一只报春的燕子。
”山实际上, 1979年3月,《上海文学》(第3期)就刊载聂华苓的小说《爱国奖券》,创下台湾文学在内地之先,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都刊发消息报道了 这件氧 角979年4月《花城》创刊号上,刊载香港作家阮郎的小说《爱情的俯冲》与曾敏之 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
曾敏之此文被认为是内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和世界华文文 学研究的滥觞之作。
1979年6月《当代》创刊号上刊发《永远的尹雪艳》。
创刊号首开“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栏目;从第3期始,便将此 栏目更改为“台港文学作品选”。
⑴聂华苓的《爱 国奖券——台湾轶事》1979年3月在《上海文学》刊载后,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都向海外发布消 息,已有宣传性质,但其影响远不如同年6月《当 代》创刊号上刊发的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
文章编号:1008-7346 ( 2019) 02-0083-05根据刊发该文的责任编辑,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当代》副主编 孟伟哉回忆,他认为:“它的影响主要在编辑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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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笔下的人物,以女性形象最为传神,他称中国女性为“挖不完的宝藏”,至今他笔下已经出现了约80名女性形象,性格各异,面貌不同,称得上是五光十色,满目琳琅,她们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女性形象系列。
白先勇的作品是传统与现代的混血儿,主张广收博采、融汇中西,在传统基础上锐意创新,这可说是白先勇创作思想的核心。这不仅指导了他自己的创作,也是他一贯倡导的重点。他曾不仅一次的说到自己的思想感情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但他仍是一个传统作家,他的同学欧阳子女士这样写道:“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他的作品精练、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他把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为自己所用,在传统文学创作的基础上体现了独有的特色。
白先勇力求把写实和象征的并存关系在特定的场景中获得融化和消解,主张营造一个个充满情调和气氛的关键性情景,先用写实把那种氛围刻画出来,再让象征意味从这个氛围中散发出去,这些写实和象征并存的场景以及象征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感悟、人生沧桑、文化乡愁给他的作品构成了一种内在的苍凉诗境。例如《游过程,但她作为一名昆曲演员,她的个人经历又是一种象征,她艺术生命的枯萎,象征着中国超卓无比的昆曲艺术的衰微,蕴涵着浓厚的文化乡愁,也代表了作家对传统文化没落的哀惋。像这样的象征在白先勇的作品里比比皆是,例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思旧赋》中颓败花园中的景象等等。
白先勇只写日常生活而不写重大事件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擅长在纷杂如麻的生活事件中,寻找他的头绪,但他的作品却很具历史感,而且这种历史感并不仅仅来源于一些真实性的史料堆积,更多的却是来源于一种客观性的历史体验和历史悟性,他谈起历史就象谈起自己或家庭的履历,那样亲切而又那样痛彻。他虽然只写了现代生活中一些琐屑人物的平凡瞬间,却包含着深沉的历史感悟。他的许多小说的设境,常常使人感到历史在此处浓缩,岁月在这里会聚,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是背负历史重担的,而白先勇并不对小说中的人物表示愤恨和赞扬,他对他们身上的道德印痕不太在意,而是更多地的关注着他们身上的历史印痕,远远越出了“人性论”的樊篱。所以读白先勇的作品,人们不会不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兴衰感和人世沧桑感。
白先勇在读小学和中学时就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浸染。对中国历史和文学有着深厚素养,并吸收西洋文学技巧,形成自己的细腻、含蓄、深沉、优雅的创作风格,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以1964年发表《芝加哥之死》为界,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大多收入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中,多受西方文学影响,艺术上不够成熟。后期作品以《台北人》,《纽约客》为代表作,现实性较强;艺术上也日臻成熟。小说内容涉及台湾和旅美华人社会各个层面,有描写没落的国民党官僚的晚年生活,揭露台湾上流社会的内幕,如《国葬》、《梁父吟》、《思旧赋》、《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有表现台湾同胞和旅美华人的“乡愁”,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花桥荣记》、《芝加哥之死》等;还有反映台湾下层人民生活和悲惨遭遇,如《孤恋花》等。另有小说《谪仙记》、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等。
白先勇出生于大陆,成名于台湾,定居于美国,在他身上,体现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主流和边缘的奇妙混合。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的冲击忧心忡忡,同时他也欣赏西方现代派作品中对“生存的荒谬性”的描写;他是个怀旧的人,家事、国事的风云变幻,常让他有白云苍狗之叹,同时他对目前的社会及个人也有严肃的关切;他是华语写作中的主流作家,温文尔雅,有很好的个人修养,同时作为同性恋者,他对边缘人的状态有深刻的体会和同情,既悲天悯人又独立特行。“为人生的文学与为文学的人生”,大概可以作为白先勇的写照。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也大都写得细针密线,严丝合缝,结构谨严,无懈可击,即使像《游园惊梦》这么西方化现代派的作品,总体的故事脉络也还是十分清楚的,情节安排深得“伏脉千里”之妙。透过他的一系列作品,我们还可以鲜明地看到作家努力于人物性格刻画的行进轨迹,作品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而不是简单化、脸谱化的。对这些人物,白先勇遵守了“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传统准则。像《冬夜》中的余嵌磊无疑是作者十分尊敬和同情的人物,但是作者也毫不掩饰他虚荣、卑俗、时代落伍者的一面。《岁除》中的赖鸣升,他的出生入死、他的直率豪爽无疑十分可爱,但是他的夜郎自大、居功自傲也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贵族出身的白先勇,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与令人抚叹的也是那种“失落感”,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白先勇曾不止一次的表示:“我的小说痛苦多、欢乐少”,余光中先生也说:“小说家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他小说的悲总是带着历史的沧桑,带着对逝去的哀悼,建构了一个充溢着苍凉感、历史感、无常感的境界。白先勇小说的底色则是哀悼,在文学创作上都有悲观主义的倾向。而白先勇为何而悲呢?那与他的不同寻常的身世密切相关,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些昔日曾经踩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达官显贵,被放逐出了政治历史舞台,而白先勇反映的正是那些被赶下宝座的和他们不肖子孙的式微败落。而正是白先勇从父辈那儿承袭了过分沉重的历史负担,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几乎完全丧失了任何追求未来的能力,剩下的只有对过去的绝望的缅怀,他对那些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悲剧性格的刻画,真可谓是字字血泪。经历了从繁华到萧索,生活的冷酷无情带给他强大的心理落差,所以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悲剧倾向。
白先勇在他的作品中大幅度地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像《游园惊梦》就是一例,他通篇贯穿了女主角钱夫人的意识流,表现感时伤怀,今夕何夕的传统主题。钱夫人在徐太太唱《游园》时,回忆借着酒劲一块儿涌上来,多重的梦境与现境穿插,今昔的时空界限完全泯灭,心理状态混为一团:当年自己唱《皇罗袍》时琴师吴生豪的笛音,妹妹月月红与郑彦青的劝酒,以及另一场合瞎子师娘为她算的命,钱将军将死时的遗言等等情景,互相交错,促成一片纷呈而又顺畅的意识流动,描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了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意境越营造的热热闹闹,却越发令人感伤,颇有“感时花溅泪”之传统笔法之妙。